茶文化在古代中國的地位
作為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之一，飲茶在古代中國是非常普遍的。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的茶文化在古代中國的地位，一起來看看。
茶文化在古代中國的地位
晉朝、南北朝、隋朝三個時期(265年～617年)
茶葉貿易是封建社會為數不多的經濟項目之一，各王朝自然不會撒手茶山的占有。早在唐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詔政權不顧千里之遙，于六大茶山所在地易武設置為“利潤城”，視茶林為獲利潤之物，顯示了王朝的重視程度，也顯示出普洱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唐朝乾符六年(879年)
南詔政權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路線點即后來的普洱設置瞼治，取名“步日瞼”。當時步日瞼的南方，即瀾滄江外有車里土司管制，江內大片地方為步日瞼轄地，自然包括江內的利潤城及其六大茶山。步日瞼歸銀生節度(駐景東)管轄。此時茶已傳至中原，再隨文成公主陪嫁給松贊干布而進入西藏。由于茶葉品質上乘，解毒散寒，消食去膩等功用被藏族青睞，視其為配置“酥油茶”的極佳配料，從此便越雪山、漂金沙江，過麗江、銀生城再至步日，以馬匹、乳制品、藥材、豆金交換步日的茶葉。這便是南宋人李石著《續博物志》中所記載：“西番(西藏)之用普茶，已自唐時”。據清代《普洱府志》記載：“年運吐蕃之茶達三萬擔”。此時期，為馱運方便，茶商便將收購到的散茶再蒸而緊壓為團茶，大者如人頭稱“人頭茶”，小者如牛心，稱“牛心茶”。緊團茶千里之遙運西藏，途中經熱濕及至寒冷各地段，長日馱運中，團茶內茶多酚促氧化自然發酵，茶葉變黑色，味有陳香，別于其他茶葉，易辨易識，漸為藏區喜愛。
宋代(960年～1279年)
大理政權將南詔時期所設的步日瞼改為步日部，先屬威楚府，后劃歸蒙舍鎮管轄。此時宋朝與北方金朝連年征戰不止，急需戰馬，大理政權便在步日部設“茶馬市場”，以步日部茶葉換得西藏馬匹，再將馬匹北轉與宋朝，換取綿緞珠玩首飾。茶市擴大，促進步日各地茶葉種植加快。據《瀾滄縣志》稱：“班崴大茶樹為北宋栽種”。
元代(1206年～1368年)
蒙古鐵騎占領云南，將宋代的步日改為普日，在思茅一地設為思么，兩地各設“甸”治，于普日加設“普日思么甸司”，轄兩甸及南方各地。甸司歸屬元江路節制。元代中期，普日生產的茶葉隨同以食肉、乳為主食的蒙古人西上進入俄國，后被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寫入《戰爭與和平》。《瀾滄縣志》稱：“有景邁、勐本、芒埂、糯崗、芒景、翁居、翁洼、芒洪等茶園為元代栽種”。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
將普日改稱為普耳，劃歸車里軍民宣慰使司管轄。萬歷年間(1572～1620年)，李時珍著藥典《本草綱目》中記有：“普洱茶出云南普洱”。明代編纂的《云南通志》記有：“車里之普洱，此處產茶”。兩書語若同出，一致將普洱一詞和普洱茶名固定，此后沿用不衰，至今無變。兩名固定時間，比清雍正七年(1729年)成立普洱府早109年以上。據考證，普洱一詞是由唐代的步日、元代的普日、明代萬歷的普耳演變而來。此時期的普洱茶普遍受云南各族人士喜愛，明朝方志學家謝肇淅著《滇略》中將此情況記為：“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清朝(1644年-1911年)，順治十六年(1619年)
吳三桂平定云南，將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養、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萬、上猛烏、下猛烏、整董編為十三個版納，統歸元江府管轄。據《思茅縣志》載：“順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葉10萬擔，經普洱過麗江銷往西藏茶葉三萬馱之多”。康熙三年(1664年)，設元江府普洱分府，移元江通判駐普洱，為普洱通判，管轄十三版納。雍正七年(1729年)設立普洱府，為流官制，轄六大茶山、橄榔壩及江內(瀾滄江以東、北片)六版納(即猛養、思茅、普滕、整董、猛烏、烏得)，對江外各版納(即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萬)設車里宣慰司，為土司管制，根據流官管土官原則，普洱府對車里宣慰司實行羈縻管理。同年在思茅設茶葉總店，將思茅城私商(指茶商)一律趕走，不得經營茶葉生意。由云南總督鄂爾泰選取最好的茶菁，制成緊茶.茶膏，進貢皇帝做為貢茶。雍正十年，普洱鎮總兵官李宗應以巡邊到茶山搜括民財，普洱知府佟世蔭又圖以“過山聚糧”再到茶山搜括，遭拒后辱打茶山千總刀興國，刀興國憤而發動茶山人民起義。在官軍六個月圍剿下，起義失敗，刀興國等人殘遭殺害。雍正十三年(1735年)設寧洱縣為附廓縣。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普洱府轄一縣三廳及車里宣慰司。同年，清庭對普洱府茶業情況作調查，對私商經營茶葉有改動，道光《普洱府志·食貨》對此況追述為：“普洱茶名重天下，每年納茶六、七千馱(每馱120斤計，合72~84萬斤)，入山作茶(指茶商及工匠)者數十萬人，茶客收買運于各處”;為了“杜絕釁端(鬧事)，不許客人上山作茶”;又從收繳茶稅入手，準許私商辦“茶引”購茶，規定：“普洱府年發茶引三千，每引收稅銀三錢二分(加其他稅費，合每引征稅一兩，年征收茶稅合三千余兩)，行銷辦課，定額造冊題銷”。
其后在府地設“茶局”專辦茶引發放、稅銀征收和貢茶的例銀發放、貢茶押運的監督機關。
乾隆九年(1744年)
普洱茶由于品質優良，茶味醇于他茶。早在唐代已獲西藏人民喜愛，在明代中期大量進入北京受到京城各層人民喜愛。清代，阮福專著《普洱茶記》稱為：“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清代《新纂云南通志》稱：“普洱之名在華茶中占特殊位置，遠非安徽、閩、浙(茶)可比”。清代學者趙學敏著《本草拾遺》中提出普洱茶的藥性及功能為：“普洱茶清香獨絕也，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又具性溫味甘，解油膩、牛羊(肉)毒，下氣通泄”。《普洱府志》記為：“普洱茶名重京師”。在大眾茶已普遍受歡迎基礎上，清庭將普洱茶首次列為“貢品，分芽茶、團茶兩種”。同期志學家張泓著《滇南新語》中記有：“普茶珍品，有毛尖、芽茶和女兒之號。女兒茶亦芽茶之類，取于谷雨后，皆夷女采治貨銀以積妝資故名”。女兒茶在此時隨貢入京。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庭復將普洱貢茶改為：“團茶(內分5、3、1、0.4、0.14斤五種)、錫瓶裝蕊茶和芽茶、緞綿木匣裝茶膏”，稱為八色貢茶。阮福著《貢茶案例》中記述采辦情況為：“每年進貢之茶，列于布政司庫銀息項下，動支一千兩，由思茅廳領轉采辦，并購茶瓶、緞匣、木箱等，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同文記普洱貢茶采摘情況為：“于二月(農歷)采蕊極細而白者，謂之毛尖作貢，貢后方許民間販(買運)茶。”《普洱府志》記為：“農歷二月開始采茶，芽頭細嫩且多白毫(毛)者為毛尖，農歷三～四月采摘為小滿茶，六～七月采摘為谷花茶”。
普洱貢茶的采摘、加工、包裝，產品多種多樣，加工極為認真精良，達到當時最高境界，故此深得皇宮喜愛，廣泛在士大夫階層流傳品嘗。據清代文豪曹雪芹著《紅樓夢》第61回寫道：”…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著說：該悶些普洱茶喝。襲人、晴雯二人忙說：悶了一大缸子女兒茶，已經喝過兩碗了。”一可見普洱茶在雍正、乾隆等年間的鼎盛名氣，二可見曹雪芹那除卻普洱(茶)不是茶的獨鐘之心。我們今天唯能從巨著的精美描述中，去領會普洱貢茶當時的風采和聲望。從此，普洱大眾茶為獲利占有廣大茶市的基礎上，又增一條貢茶獲取最高名聲的道路，前者取利，后才為名，雙管齊下，普洱茶名利雙收。普洱茶沿貢至清宣統年間(1744年~1912年)，據老舍問皇帝喝茶情況，傅儀答：“每年龍井、普洱貢茶，我是照例要喝的”。證實普洱貢茶沿貢至少168年。普洱貢茶別于普洱大眾茶，在供銷路線、包裝、種類和各類的品牌方面，均有突破發展，大大推進普洱茶的發展。
茶文化的藝術鑒賞
茶文化是包括茶葉品評技法和藝術操作手段的鑒賞以及品茗美好環境的領略等整個品茶過程的美好意境，其過程體現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統一，是飲茶活動過程中形成的文化現象。它起源久遠，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與宗教結緣。茶藝包括：選茗、擇水、烹茶技術、茶具藝術、環境的選擇創造等一系列內容。茶藝背景是襯托主題思想的重要手段，它渲染茶性清純、幽雅、質樸的氣質，增強藝術感染力。不同的風格的茶藝有不同的背景要求，只有選對了背景才能更好地領會茶的滋味。
茶藝是包括茶葉品評技法和藝術操作手段的鑒賞以及品茗美好環境的領略等整個品茶過程的美好意境，其過程體現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統一，是飲茶活動過程中形成的文化現象。它起源久遠，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與宗教結緣。茶藝包括：選茗、擇水、烹茶技術、茶具藝術、環境的選擇創造等一系列內容。茶藝背景是襯托主題思想的重要手段，它渲染茶性清純、幽雅、質樸的氣質，增強藝術感染力。不同的風格的茶藝有不同的背景要求，只有選對了背景才能更好地領會茶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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