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起源是什么

城市的起源是什么

　　城市也叫城市聚落，是以非農業產業和非農業人口集聚形成的較大居民點。那么，城市的起源是什么?

　　文明(Civilization)的拉丁詞源是civitas，而civitas是city之意，這表明文明所包含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生活：城市是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征，更是文明的載體。馬克思指出，城市“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美國人類學家基辛父子認為：“沒有城市，文明就很少有可能興起”(《社會學》，陸學藝主編，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P222);巴格比(Philip Bagby)認為文明是那種“在城市里發現的文化”，或者是這么一種文化：“在其中，城市被發現了”。恰如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所說：“城市從其起源時代開始便是一種特殊的結構，它專門用來貯存并流傳人類文明的成果;這種結構致密而緊湊，足以用最小的空間容納最多的設施;同時又能擴大自身的結構，以適應不斷變化的需求和社會發展更加繁復的形式，從而保存不斷積累起來的社會遺產。文字記載一類的發明創造，如圖書館、檔案保存處、學校、大學等等，就屬于城市最典型的和最古老的成就之一”(《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宋俊嶺、倪文彥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年版，P33)。

　　另一方面，自城市出現以來，城市化的速度也在不斷加快。歐洲僅在一千年的時間里就實現了城市化。當今第三世界國家正在經歷著城市化的進程，人口越來越集聚在城市里，城市吸收了三分之二的新出生人口。20世紀50年代，世界上有86個城市的人口超過100萬，當今有400個城市，到2015年至少將有550個(《布滿貧民窟的星球》，邁克·戴維斯著，潘純林譯，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P2)。既然城市與我們的生活這么密切，考察其起源屬于必然了。

　　在哲學意義上，文明、城市、國家的起源幾乎是同一概念的研究，是研究人類群體如何逐漸分層的、社會化的。盡管在現存的環境基礎、人口數據和其他條件上，是很難確定人類城市是如何出現的，但人們還是提出城市起源的各種假設。盡管沒有哪種理論可以提出一種完滿的解釋，不過還是能對促進早期城市化的不同因素所起的作用提出睿智的看法。我們可以把城市起源理論概括為生態模式、經濟模式、文化模式和政治軍事模式等四大模式。

　　生態模式的主要代表理論是水利理論說(Hydraulic Theory)，代表人物是卡爾·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年)。魏特夫認為，許多城市出現于依靠灌溉和能控制固定洪水泛濫的農業區域。特別是那些半干旱的氣候地區更是如此。魏特夫認為精心構建的灌溉工程需要新的勞動分工、大規模的集中的分工協作、栽培的精耕細作。反過來，這些需求將促進了職業專門化分工、社會組織的積聚以及在剩余農產品基礎上的人口增長與積聚，從而促進了城市的發展。“水利社會”的主要特點是：農業革命、特殊的勞動分工、大規模的集體協作。這種解釋遭到許多批評，批評者認為社會組織的主要變化是必然的，即使不是水利社會也是如此;有人懷疑在應對大規模水利灌溉時，一個復雜的社會組織結構是否是必需的;還有人指出并不是全部的早期城市(包括中美洲的一些城市)都依靠大規模的灌溉起源的。

　　人口壓力說(Population Pressures)也屬于生態模式，代表人物是丹麥著名女經濟學家伊斯特·博塞若普(Ester Boserup，1910-1999年)。博塞若普認為不斷增加的人口密度和因狩獵與采集而造成的野生食物的越來越少——狩獵和采集在先前比較低的工作量是可以提供適當的生存水平的——使得社會向農業生產和城市生活轉變。不過，究竟是食物的增長引起了人口密度的增長還是人口密度引起了食物的增長，難證明兩者之間究竟是誰決定誰的。在某些情況下，人口增長壓力或許會打破人口和資源之間的平衡關系，迫使一些人移民到環境比較惡劣的邊緣農業地區。這種局勢或許會促使早期農業在技術上和實踐上的突破，或者促進非農業活動的建立，比如貿易、防衛或宗教活動的建立，這一切就進一步支撐了城市的發展。

　　經濟模式的主要代表理論是剩余農產品說(Agricultural Surplus)，代表人物是柴爾德(V. Gordon Childe，1892-1957年)、伍雷(Sir Leonard Woolley，1880-1960年)。這些考古學家認為農產品的剩余是城市產生的重要因素。早期農耕者所生產的食物越來越豐富，不僅能滿足個體家庭所需，而且能滿足逐漸增加的、定居人口所需。農業產品的剩余需要行政管理者把越來越復雜的社會組織結構建立在城市中。需要新的、分層的社會結構和機構去分配資源管理的權力、征收貢賦、征收稅收、處理財產所有權、管理物品的正式交換等等。精英群體促進著城市的發展，因為他們使用他們的財富來建造宮殿、競技場和紀念碑來炫耀他們的權力與地位。建造這些建筑物也需要那些非農業性的專業化職業，比如工匠、機械和管理等等。

　　柴爾德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農業革命與城市革命概念，把城市作為文明出現的重要標志之一。而農村則是城市的支柱，多余的農業產品可以讓那些并不生產食物的人成為專家，他們是特權群體，免于生產食物的勞苦，他們在休閑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出文字、科學、機械、建筑、哲學和藝術;他們進行統治、領導宗教儀式、征稅、記錄事件，籌劃、實施重大的公共工程(灌溉系統、道路、橋梁、建筑、墓地等)，精心闡述與規范社會的傳統與風俗。

　　批評者認為這種解釋過于簡單化——僅僅是剩余農產品是不足激發全部的社會變化以及其他變化，從而產生城市的。一些專家不同意這種因果關系，認為社會組織的基本變化在剩余農產品產生之前就開始了。

　　貿易需求說(Trading Requirements)也屬于經濟模式說，代表人物是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年)。雅各布斯注意到，很多城市中心是圍繞著市場建立起來的，就把城市的起源解釋為主要作為長途貿易的功能。大規模貿易網絡系統的參與需要系統地管理物品的正規交換，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組織機構的集中發展。不斷增加的職業分工和經濟競爭也促進了越來越快的城市發展。不太清楚的是，貿易在多大程度上是城市發展的原因和結果。

　　文化模式主要代表理論是宗教原因說(Religious Causes)，代表人物是瑞典歷史學家斯喬伯格(Gideon Sjoberg)。斯喬伯格認為，廟宇以及其他宗教建筑的存在反映出宗教在早期城市中人們對宗教的重視。他認為宗教精英分子對祭壇犧牲的控制，就被賦予了經濟和政治權力，這可以讓這個群體影響社會的變化，從而促進了最初城市的發展。像宗教這樣固執的社會機構必定會強化社會組織中的變化。

　　政治軍事模式代表理論是防衛需求說(Defense Needs)，代表人物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年)、保羅·惠特利(Paul Wheatley)。這些理論家認為城市起源于居住在一起人們的安全防衛需要。魏特夫也指出，全面的防衛系統是必需的，以防備對價值很高的灌溉系統的破壞。雖然存在著廣泛的城墻證據和其他防衛系統的證據，但并不是早期城市都有防衛系統的。就像保羅·惠特利所承認的，即使防衛不必是城市進化的初始動因，但“軍事或許對城市發展的強化有著特殊意義的貢獻，這包括為防衛目的進行的殖民和促進了職業的分工”。

　　這些理論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能讓人完全信服。城市起源絕不是某種理論可以解釋清楚的。一定數量的人口長久地居住在一個地區是城市發展的基本要素。環境、技術水平和社會組織都限制了人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的發展。特別重要的是農業所生產的剩余食物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可以維持多少城市人口。以現代眼光來看，早期城市規模是很小的，人口很少能超過2.5萬人。包括地貌、氣候、社會條件以及自然資源在內的環境條件對早期的城市發展都有著重大的影響，這種情況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中東地區得到生動說明，這里的河流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肥沃新鮮的土壤，這一切能夠孕育出簡單的技術。除農業技術發展外，對于近東地區早期城市社會發展最大的挑戰是如何發展技術以管理河流，最大程度地利用水源所帶來的益處，以及如何避免洪水的泛濫。人口的增加和貿易的發展需要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這類更加復雜的組織機構，以及伴隨社會分層而來的官僚機構、領導機構。

　　當今學術界普遍流行的是綜合理論，即城市的起源是在綜合這些各自獨立的、不相關聯的解釋因素基礎之上的看法。就像保羅·惠特利所解釋的：

　　假如一種單獨的、自治的、肇始的因素將被認同為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遷的惟一聯結關系，而這種聯結關系導致了城市形式的出現，這是值得懷疑的。

　　理解許多變化過程的復雜性和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更加重要的，這比單獨地把某一種解釋因素視為城市起源的因果關系要重要的多。這種全面理解城市起源的趨勢反映著這樣一種正在發展的觀念：城市的起源代表著逐漸變遷的過程，而這涉及到在歲月流逝過程中逐漸增加的變化，而不是某種突然的城市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