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篇《萬歷十五年》讀后感(2)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篇二

　　王國己，男，1971年出生于甘肅省民勤縣。現任教于一省級示范高中。

　　愛好讀書，正在為一家雜志英譯論語供連載。有多篇教育教學論文發表。

　　“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這一段可謂是為《萬歷十五年》整本書定下了基調。后面的內容恰是圍繞它逐次展開，讓我們看到明朝歷史錯綜復雜的局面，那種表面上平靜而其實暗流涌動，一股無形的力量推動者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然而并非是帝國的發展和強盛，而是走向式微和衰敗。此書在以后的敘述中則讓人深刻地感受到歷史并非總是在辯證中展開，也不是黑格爾所謂絕對理念的最終勝利。

　　正如作者所言，這本書對“中國以道德替代法律”“已經批評得很透徹”。皇帝，無非是象征，是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而所謂德行大部分就體現于各種禮儀之中。“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規范”“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范”。所謂“有德者居之。”正是圣賢的訓誡。皇帝即是以自己的德性為國家做出貢獻。然而道德規范的解釋卻屬于文官。從此書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五之尊的皇帝實在是在臣僚們以道德的名義為要挾而牢牢地被控制在文官集團之下。然而“四書”中的原則，在有些人無非是具文，拿來做職業上的口頭禪。從皇帝親手安排皇太后入殮時的一切細節，卻又以偶患濕毒、敷藥未愈、行走不便作為理由，免除自己應該在眾目睽睽之下參加的繁文縟節就可以看出文官制度對皇帝本人的要挾與節制已經超出了皇帝本人所能接受的程度。這正是文與質的矛盾。在此種較量中，萬歷皇帝遭受了越來越多的挫敗感，最后以“罷工”作為對抗的武器，帝國的衰亡也就是遲早的事了。

　　從前邊的敘述可以看出，倫理道德無非是拿來作為維護帝國統治的工具而已。這正是儒家倫理道德的虛偽性，對此，鄧曉芒寫有一篇長文《從康德的道德哲學看儒家的“鄉愿”》對此加以了批判，令人信服。

　　“表面看來皇帝具有傳統賦予的權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其實皇帝是在臣僚們以道德的名義為要挾下按照文官集團所確定的規范來行動。任何超越和違背此種規范的行為將被加以“昏庸無道”之罪名，萬歷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來，“百官之所以絕對服從皇帝，即使不是有條件的，但也決不是無目的的。君主專制本來與文官制度是相輔相成的。”皇帝越過這個界限行事的不是沒有譬如萬歷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經“毫不費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膽量、充分的好奇心、豐富的想象力。”他曾親自訓練老虎，差點就此死于非命;親自操練兵馬;率軍作戰，得勝回朝;自己給自己加封“威武大將軍”稱號……諸如此類自然引起了文臣們的惶惑以至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挖空了他們苦心構筑的政治體系”。萬歷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氣、積極性和尋找快樂的情趣”，那就只能當“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參加代表著道德的各種禮儀。苦悶之余，只有“用一些更為無聊的方法消磨時光”。一個喜歡活動的人物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于作出積極的創造。”自此埋下歷史悲劇的禍根。

　　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乃人性、社會責任、道德倫常、體系的文化語法規定等等交織而成。其間的復雜很難用一個維度講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后的歷史歲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歷史走向。這也正是黃仁宇提出大歷史觀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