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激蕩三十年有感3篇

讀激蕩三十年有感3篇

　　讀激蕩三十年有感1

　　這個經常被碳排放話題困擾的冬天，在一片紙張加價的聲音中，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下)，竟然有一種復雜的感覺，包括了欣慰、擔憂和些許厭倦。這種感覺來自于兩部最近看到過的電影《集結號》與《我是劉躍進》。當翻閱這本由1993年到2008年的中國企業速寫的時候，我每每會想起電影里面的兩個主角谷子地和劉躍進。

　　去年這個時候，看到《激蕩三十年》(上)，更像是一幅中國企業的《清明上河圖》，歲月的洗滌和細節的鉤沉，別有一種滄桑愁緒。而下卷，因為時間離我們今天更近，許多當事人更是活躍在電視的選秀節目和媒體的各種娛樂化報道之中。正因為距離還不足夠，所以，時間還未能將活生生血淋淋的商業事件消解和發酵。故此，下卷不像上卷那樣激動人心和扼腕嘆息，如果說上卷的氣質類似于趙忠祥老師配音的《動物世界》和《百家講壇》的趣味的話，下卷，帶給讀者的，更多時候是一種類似法制報道的快感和迷失，偶爾也夾雜一些cctv2《對話》的娓娓道來。

　　在過去的十五年之中，GDP以每年10%以上增長的同時，在“亞洲金融風暴”、“9·11事件”和“sars風暴”等一系列歷史事件中，中國來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央。在這本精心收集細節的長卷之中我們能夠看到：亞洲金融風暴導致亞洲國家的衰落和中國制造的崛起的有機聯系;正因為強硬的分稅制改革，才有了政府和央企的強盛;而一波又一波的“宏觀調控”、“專項整頓”，才有了科龍、鐵本、健力寶、三九等企業盛極一時又潸然衰落……中國一路走來的腳印逐漸清晰，每一個曾經令人迷惘的中國式成敗的現象，似乎都能找到一個令人稍微可以把握的內在邏輯。

　　當然，《激蕩三十年》無論上下，其中的主角仍然是企業家，這一群獲得財富的特殊群體的故事，無論是改革開放的前十五年還是后十五年，都注定不能一帆風順。每一個成功的企業家背后，躺著的是一群他的同事和對手。這一點，如同谷子地，歷經劫難，戰火浮生。不過，等待著他的，還有一個漫長的正名過程。事實上，谷子地是幸存下來的英雄。而在過去十五年商業歷史中的幸存者，未必都是英雄。“盡管有著種種抱怨、失落和焦慮，但是，過了很多年后，我們也許仍然要說，那是一個好的時代。因為，它允許新的可能性發生。”這可以看作是吳曉波對幸存的谷子地式企業家的安慰和祝福。

　　事實上，能夠遭遇谷子地那種大時代的悲情命運的企業家還是少數。更多的商人，面臨的是外來勞務工劉躍進的黑色幽默。《我叫劉躍進》之中，劉躍進是北京某建筑工地的廚子，他是一只羊，但是誤打誤撞竟然贏了一群狼。劉躍進的世界是一個崇尚“狼道”的新異化社會，每一個人都躲避不了弱肉強食的命運，而要想在這樣的社會規則下活下去，就必須適應“狼道”。整個社會被權力、金錢和性脆弱地維系著，處處充滿心機和兇險，為了權力拋棄人格，為了金錢拋棄良心，為了利益拋棄朋友，為了生存拋棄生命……這些情節相信大多數企業家都毫不感到陌生。就像電影里面的臺詞，絕大多數企業家的成功，來自于“失控，完全失控”這么一種誤打誤撞。有些企業家能夠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幫助，而是因為他們無視政策的存在。這種公司演進，也許并不是什么必然的產物。

　　也就像吳曉波感慨的那樣：(過去三十年)對貧窮現狀的堅決告別和對現代化的熱烈追求，成為所有人從未動搖過的價值追求取向，人們可以“摸著石頭過河”，也不管你是白貓黑貓，只要能夠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道理有千條萬條，發展是最硬的一條道理，正是在這種整體共識下，任何曲折與反復，最終都被一一克服。在某種意義上，三十年的中國經濟奇跡，是一種無比務實的、經驗主義價值觀的勝利。顯然，這也是一種劉躍進式的勝利。

　　未來的三年、十年乃至三十年，中國的企業家能夠走出谷子地和劉躍進的宿命嘛?這可能需要他們自身的努力，更需要一個大的社會環境的根本性變化。吳曉波說，世界級的企業，應該誕生于一種先進的商業制度之中。但是不管怎么樣，印度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如果要改變世界，先要改變我自己。”這對成長中的中國企業家來說，也許有特別的意義。

　　讀激蕩三十年有感2

　　《激蕩三十年》早已讀完，雖然目前還沒看到下半部，卻也早就想發表點感想。

　　讀這本書，我首先感嘆于吳曉波過人的耐心，和他無窮盡的好奇心。全書從1978年開始寫起，很多事件的真相都已成風塵往事，被人遺忘，有些則只剩下一下片面而且虛偽的官方紀錄。可是吳老師卻有著尋根問底的勇氣和耐性。在前半部作品中，記錄了許多鮮為人知的資料，為此他幾乎親自采訪了所有曾經在中國改革進程中留下過名字的人們，其中有曾經紅極一時的改革先鋒，有中國第一個“首富”也是“首騙”的浪漫英雄，有曾經為開發深圳特區立下大功的落魄官員，有兩次海南熱中至關重要的決策人物，有民營企業的創建者和他們的守業者，有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各路英豪，也有在資本市場中如魚得水的能人，這些人天南海北，有些早已鋃鐺入獄，有些“潛逃海外”，有些潦倒落魄，有些功成名就，有些富甲一方。但吳曉波對所有人的采訪，都只為了記錄一份盡可能全面的中國改革史，并且由于他的信念，他的采訪不避諱時政、不閃躲敏感話題非常到位。總之，在閱讀此書的過程中，對吳曉波的欽佩始終伴隨著我。

　　其次要講的，是這本書的角度。這是一本好書。評判一本好書的關鍵，在于這本書是否引發了讀者的思考以及它所引發的思考之深度與廣度，而不在于一本書灌輸給你多少教條和真理。引發思考的關鍵，在于作者給讀者什么樣的角度。看事情的角度決定了深度。比如：吳曉波在此書中始終不放棄對標志性商業事件的還原，但這種還原不是單純的講故事，他是把單個事件置于中國的政治背景中并聯系國際大環境。這樣一來，人不再是人，而是現象，事不再是事，而是歷史的脈搏那跳躍的一下。如此的角度，決定了作者把讀者帶到了一個時而冷眼旁觀時而第一視角的大鏡頭前面。這樣，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事情就更加清楚。你不得不佩服吳曉波，佩服他作為一個商業人士和一個新聞從業者的雙重身份契合的竟然如此嚴絲合縫，讓他在記錄商業史的過程中，能夠從商業角度分析改革的關鍵——比如說產權是否清晰，又能夠以新聞人的人文關懷，給事件中的人以一種客觀冷靜又不乏感性認同的關注。由于他所帶給讀者的一貫的風格和廣闊的視角，這本書確實能引發讀者的思考。總結一句話，吳曉波是拿著廣角鏡看問題的作者。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幾乎一個晚上只能讀完一年的一部分，這與我讀書的一貫速度相比實在少得可憐，讀的時候想的問題也非常的豐富，遠比《微觀經濟》帶給我的思考多。比如說，伴隨全書的問題之一，為什么中國改革過程中很多重大的事件都是發生在窮鄉僻壤?農村土地大包干的小崗村，現代商業制度和私有制崛起的深圳，代表了中國的一個現象，那就是大的變革必然發生在舊體制和舊觀念最薄弱的地方。換位思考一下，政府在推進變革和進行管理的時候是否能從這個現象里得到啟示?答案是肯定的。已有的經驗告訴我們，社會資源的流向(包括人力、資本、技術等)是不可能被任何組織和個人強制滯留在某個籠子里的，這些資源的走向是隨著人們的需要流動的，三十年前中國人民需要一場變革，來獲得更多的物質生活資料，于是，改革開始了。那么今后呢?政府的強制行為會在多大程度上制約社會的進步呢?所以，我們的政府需要學會引導。引導，是面對洪水的時候最省時省力還能獲得利益的辦法，因為把洪水引流到大湖里、水洼里，可以儲備到干旱季節用，還可以把漏出了淤泥的河床清理好，以防止下次洪水，淤泥還可以作肥料。因此，從中國的“變革突破點”現象，可以教育政府，學習引導民眾。同時也教育民眾，有想法就要去實踐，沒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擋社會的進步。

　　再說說這部書的高度。

　　一個人看問題的高度，決定了他看問題的廣度。你站在摩天輪上看到的風景一定比你站在地上看到的要多得多。吳曉波是有高度的。他的高度建立在他的學識上，他是從經濟學人的角度研究問題的，也就是說他站在西方經濟學的塔樓上看中國，而不是單從記者的層面上看中國。吳曉波是一個營銷專家。我很喜歡他在“第一財經”電視臺主持的節目“中國經營者”。一個企業的成功，不論研發、銷售、服務以及融資都要做好，從一個財務人員的角度看，融資自然比什么都重要;從一個技術員的角度看，研發最重要;但從企業家的角度看，銷售才是最重要的環節。吳曉波做電視節目是從企業家的角度看。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則首先從國人的角度看，他的筆觸常常讓我感到親切，因為他道出了很多30年前、20年前我所不知的社會生活細節，其次他又是站在國家決策者的高度看，因為他審視著中國這波瀾壯闊的30年，并時刻批判著個中不足，又常常感嘆著國家的進步如此艱難。他還能站得更高，他站在國際環境的大背景里看中國的改革，時常比較中國和美國的相似與不同，讓中國人常有一種挫折感和危機感。再總結一句話，吳曉波是攀在天梯上能上能下的學者。吳曉波寫30年，實際上寫了百年。因為中國30年的改革實際上走了美國200年走的路。中國人應噶感謝他這樣的學者，是他們站在西方發達國家這個巨人的肩膀上，來指引中國該走的路。因此，我得到一個結論，一個民族的偉大之處不僅僅在于她發明了多少、創造了多少，也在于她學習了多少。

　　讀激蕩三十年有感3

　　新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激動人心的三十年，作為中國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中國企業在三十年來的跌宕起伏的發展與成長歷程，推動和造就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奇跡。認識與總結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成就，就必定不能繞過當代中國企業的成長史。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撰寫的《激蕩三十年》正是一部以1978年至2008年期間中國企業為對象的中國當代企業史。該書上冊部分一出版，就在中國財經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受到了國內眾多經濟學家和主要財經媒體的推薦，自出版以來一直是國內圖書銷售排行榜上的熱門圖書。

　　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讀《激蕩三十年》都會生出許多不同的感悟。正如該書作者在該書前言部分所言，企業的歷史構成了中國經濟成長的表象。我想從該書所敘述的中國企業的發展歷程上的視角中，探究中國經濟改革的邏輯。作為我對《激蕩三十年》的讀后感想與思考。

　　“生還是死?這是一個問題!”是莎士比亞撰寫的戲劇《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經典臺詞。從目前出版的中國現代史來看，有一個共識，那就是“”結束后的中國經濟正處于崩潰的邊緣。在此背景下，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是擺在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人肩上的歷史重任，正如上面的哈姆萊特之問一樣。中國ZF無論主動還是被動，無論積極還是著急，經濟改革的序幕在1978年正式拉開了。

　　多少年后，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公同志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我們從鄧公流傳至今的改革名言來看，在改革初期，那時候國家對于怎么進行經濟改革，其實尚沒有一個全面、系統和清晰的改革思路的。比如“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等。直到1992年鄧公南巡講話首次提出“三個有利于”的評判標準，中國ZF改革開放的思路才開始變得系統、清晰起來。而這一歷程反映出了一種什么樣的改革思路變遷呢?《激蕩三十年》(上)給我們提供一個完整而清晰的視角。

　　1978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元年。這一年國家恢復了高考，召開了全國科技大學，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給人一種“氣候”確實變化了的感覺。這一年，經濟改革開放總設計鄧小平開始訪問考察了東亞經濟強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尋求改革經驗。但這一年“中國最重大的經濟事件并不發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個偏僻、貧窮的小鄉村。”該經濟事件即聞名全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小崗村大包干的經驗隨后迅速推廣至全國，給中國農村帶來了舉世公認的變化。現在我們無法確知隱蔽進行的小崗村民辦產到戶的行為與1978年中國經濟改革有多大的關系。但我們知道包產到戶行為在中國農村并非首次，早在1956、1957年間，浙江永嘉和溫州地區便先后出現了村民秘密組織開展的包產到戶活動。但與小崗村境遇不同的是，浙江永嘉和溫州地區的包產到戶行為受到嚴厲批判而終止。由此，我們可以推斷的是，小崗村民辦產到戶的行為在1978年被決定進行經濟改革的中國ZF允許“嘗試”。結合該書所描述的1979年開展的以首鋼等八家企業為試點，以“放權”為主題的國企改革，和在沒有國家計劃和財政撥款下利用香港招商局開發深圳蛇口工業區(即深圳特區的雛形)的嘗試。到1980年在個體經濟已經如雜草般紛生的時候才開始頒發第一張個體化營業執照，無不表明ZF初期推動的經濟改革其實就是一種允許“嘗試”、認可“嘗試”的改革。允許“嘗試”、認可“嘗試”和鼓勵“嘗試”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邏輯起點。

　　中國30年卓有成效的經濟改革，以后被經濟學家總結為漸進式改革。與蘇聯、東歐推行的“休克療法”相對。后來被鄧公總結出來的兩個“意想不到”，一個是上面闡述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農業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另一個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這些都不是改革者的事先設計。而作為改革者事先嚴格設計和事中著力推行的國企改革，無不面臨事后的失敗。《激蕩三十年》給了我們一個關于國企改革的全景式的展示。

　　1979年，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為國企改革的第一步，選擇了首鋼等八家進行以“放權”為主題的試點。“放權”之后又開始“讓利”試點，這些改革措施在試點時很有效，但推廣起來卻無效。繼而實行的“利改稅”、獎金激勵制度、承包制等改革，無不同樣虎頭蛇尾，陷入推廣開來后的試點效應遞減的泥淖。那個時代的改革人物周冠五、步鑫生、馬勝利甚至德國廠長格里希都只能在一時輝煌后歸于落寞。后來有關國企的改革與國企一樣陷入了困境乃至絕望，改不好就賣掉，賣掉國企自1991年以后在開始許多地方ZF風靡一時，直至2008年的郎顧之爭。期間國家仍然對大部分國企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包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股份制改造，推行增量改革等。

　　與國企的艱難改革相比，不曾被重視的鄉鎮企業卻異軍突起。在上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的交手幾乎每戰必勝。鄉鎮企業是一個中國式的名詞，它誕生在計劃經濟依然強大但已開始被撕破口子的背景下，是在特定意識形態和經濟制度下的產物。《激蕩三十年》給我們展示的上世紀80年代的鄉鎮企業，其實就是農民企業家依托地方ZF、在國有企業夾縫中求發展的環境下辦立的企業，具有濃重了個人色彩。待到1992年意識形態和經濟體制之爭了斷后，那些依靠地方ZF的庇護而發展壯大起來的鄉鎮企業，紛紛以各種千奇百怪的方式完成了產權的清晰化，變成了一個個民營企業。諸如浙江魯冠球的萬向集團、江蘇蔣錫培的遠東集團等。可以說，鄉鎮企業誕生與國家管理的真空地帶，它們從來沒有被國家規劃，它們的發展不僅出乎了國家決策者的意料，也在世界企業產權史上絕無僅有。

　　雖然鄉鎮企業從來沒有被規劃，但至少也是帶著紅頂帽子的“官商”，但私有企業卻不一樣，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低賤”的代名詞。中國的經濟改革發軔于1978年，但在1988年之前，中國大地上只允許存在私人性質的個體戶。直到1988年，私營企業作為一種企業形態才開始被“試點”，其后不久還多次被打壓。但口子一開，私有企業無論千回百轉，也不曾止步地野蠻生長。與以往不同的是，1978年之后的中國ZF愿意“先讓它們走一走、看一看再說”。它們也就成為了決策者“摸著石頭過河”的河中的一塊塊堅實的石頭。

　　外資企業是中國經濟改革棋局中的另一股力量。如果說鄉鎮企業、民營企業是不曾被規劃的話，那么外資企業與國有企業一樣，它是被ZF進行過嚴密規劃的。從最開始的以合資建廠的方式引進資金、技術和設備，到后面引進先進的管理制度。中國經濟改革的決策者從一開始就明白，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必須要借助于外力。從設立開發五大特區到一系列沿海城市的開放，都有一種作為引進外資企業的前沿陣地的設想。但是外資在80年代對于中國還是采取一種“靜而觀之”的旁觀態度。在深圳建設的前十年中，國有資產增長到250億元，來自銀行的貸款就有180億元，深圳的奇跡不是靠吸引外資而產生的。到1992年鄧公南巡講話之后，國外對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日漸明朗，其后，大規模的外資才開始進入中國，把中國迅速變成了一個世界加工工廠。這種代工模式的經濟增長方式讓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直至今日始見頹勢。

　　1992年鄧公南巡講話，提出了“三個有利于”是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標準，給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一個斷然的“終結”，打爛了精神上的最后一道枷鎖，釋放出的自由激發了一代人去開拓創新，迎來了一個時代的輝煌。

　　縱觀1978年-1992年的經濟改革歷程，我們可以看到，被事先設計的國企改革一直徘徊于低效率的泥淖，一而再，再而三，多次變革舉措都收效甚微，乏善可陳。被事先規劃的外資引進方案，確并未受到青睞。反而不曾被規劃的鄉鎮企業和多次打壓的私營企業卻在廣袤大地上野蠻蓬勃生長。這似乎是一個很不應該的結果!三十年后的我們無比崇拜我們ZF的力量，認為我們的ZF無所不能，克通脹、保民生、促就業、抗危機，似乎我們的ZF宏觀調控的第四只手遠遠強于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的第三只手。回首我國經濟改革的前十四年的發展歷程，我們不由的發現，真正的變革的力量都是誕生在ZF管制最少的地方或權力無法抵達的真空地帶，一如偏遠的溫州山區、交通落后的義烏小鎮或山高皇帝遠的福建晉江。

　　解放生產力，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