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龐樸學術文化隨筆》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而維系這一文明于不墜的靈魂，則是中華文化。作為一名堅定的文化保守主義者，龐樸仍然堅信，中華文化時至今日仍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并為此，走在探索中華文化的學術之路上，不曾止歇。我們一同看看中華文化的魅力吧。

　　看星星 發現“火歷”

　　熟知龐樸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能夠為了真理而無所畏懼的人。1949年，年僅20出頭的龐樸，就做了一件置生死于度外的事情：從蔣管區投奔到解放區。到了解放區，龐樸就留在了華東大學。后來，華東大學與青島的山東大學合校，從此龐樸成為山東大學的一員。

　　龐樸是以研究中國文化而成為名家的，殊不知，他今天治學的成就最初都是在私塾中打下的基礎。在龐樸11歲的時候，日本占領了他的家鄉，辦了一些“新民小學”，實行奴化教育。龐樸及其家人堅決不去這種奴化學校，遂轉入一個私塾中繼續學習。“這或許是國家不幸詩人幸吧。”龐樸說。《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四書、五經(五經只讀了《詩經》)，等等，就是在那時背得滾瓜爛熟的，由此啟發了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和感性。

　　龐樸真正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是從1952年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哲學開始的。兩年后，龐樸畢業回到山東大學教馬克思主義哲學。龐樸認為，要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首先應該了解中國哲學思想，遂決定轉到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但后來這卻成為龐樸被批判的重要原因。

　　1971年，龐樸被下放到了曲阜。他的書都被貼上了封條。到曲阜后，龐樸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的東西，那就是天上的星星特別多。地上沒有書可念，他就念這個天書。于是，夏天的晚上，龐樸就搬把椅子，在操場上看星空。花了兩年的時間，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沒想到，龐樸看星星，卻直接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學術發現—火歷。

　　龐樸的發現引起了天文學界的極大興趣。中國天文史學界權威席澤宗就曾公開高度評價過龐樸的這一發現，并認為龐樸的這種做法，才是研究中國天文學史的正確方法。因為在他看來，現在許多研究中國天文史的學者用的都是西方的科學體系，這樣中國很多天文史料都通通被削掉了，如此一來，中國天文史的研究就沒法發展了。

　　推動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

　　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出現，與龐樸對文化研究的重視和推動有莫大關系。1981年，龐樸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聘，擔任《人類文化與科學發展史》國際編委會中國代表。出于職業的敏感性，龐樸發現中國當時極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原因自然是““””造成的。“誰也不會想到，十年‘“”’的惡果之一，竟是大革了文化的命。”因此，龐樸開始在學界呼吁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當然，“文化熱”的興起有其現實的社會背景，即跟鄧小平同志提出“四個現代化”有關。現代化的對立面是傳統，所以在談現代化的同時，很自然就有一個如何對待傳統的問題。西方曾認為：要現代化就不要傳統，要現代化就必須拋棄傳統。現在國家提出現代化了，那傳統怎么辦?這是當年擺在國人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1982年，龐樸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應該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發出重視文化史研究的時代呼聲，引起學界的強烈反響，從而掀起了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序幕。

　　文化是什么?龐樸為此曾去拜訪錢鐘書先生。錢鐘書說，你不問我的時候，我知道文化是什么，你一問我，我倒糊涂了。事實上真是這樣，當時誰也搞不清楚文化的形式是什么?內容是什么?怎樣發展的?怎樣衰敗的?文化跟政治經濟的關系是怎樣的?沒有人能形成非常肯定的表述。1949年到1979年，30年里中國只出版過一本關于文化的書。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龐樸曾就文化學、文化史、文化傳統與現代化諸問題，數十次發表演說、撰寫文章，闡述其對文化的各種思想認識，從而推動了文化研究熱潮的前進。龐樸的一系列重要觀點可歸納為“一二三”：一就是一個定義，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人化。二就是認為文化有兩個屬性：民族性和時代性。三就是文化有三個層面，即物質的、精神的和制度的。龐樸對于文化的定義、兩個屬性和三層結構的闡述，引起了學界的極大重視，成為探討中華文化問題的重要理論指導。

　　龐樸特別強調文化的民族性，并認為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屬性是它的民族性。如果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化，這個民族最后就會蒸發掉。滿族就是一個例子。滿族統治了全國，最后滿族自己沒有了。為什么?因為它的文化和它的民族分離了，滿族文化失去了民族性，最后這個民族就沒有凝聚力了。

　　然而，“文化熱”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卻形成了一股反傳統的潮流，自由主義文化觀在社會上占據了主導地位，其具體體現就是紀錄片《河殤》。《河殤》中說中國是黃河文明，西方是海洋文明，提出要用蔚藍色的海洋文明代替黃河文明。后來，王元化提出“新啟蒙”，認為五四時期的科學和民主問題沒有解決好，過去的傳統是一直處在蒙昧時代，現在要繼續解決啟蒙問題。因此，《河殤》和新啟蒙，都是自由主義者對待傳統文化的看法。然而，他們否定文化民族性的傾向，很快便被歷史否定了。

　　“一分為三” 探究中華文化

　　“他是一個很杰出、很有創見的學者。”北京大學教授湯一介曾這樣評價他。龐樸是中華文化研究的大家，不僅僅指其知識之淵博、見解之深刻，更是指他富有創新精神，往往能夠獨辟蹊徑獲得新解。

　　在龐樸諸多創見中，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對中華文化密碼“一分為三”的探究。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龐樸開始從文化現象入手，致力于中國辯證思想的研究，以解讀中華文化密碼。比如說，他從黃帝的傳說開始，用黃帝的故事說混沌，用“伯樂相馬”來談認識論，從“庖丁解牛”談實踐論，通過一批出土文物(紡錘)來談“玄”，運用幾個上古文字來說“無”，如此等等，最后當然都要歸結到中國辯證思維。

　　龐樸深深相信，中國文化體系有個密碼，就是“三”。于是便用這個密碼去開中國文化寶藏之鎖，也用開了鎖的寶藏文化來反證密碼之存在。如《解牛之解》、《相馬之相》等。古稀之后，龐樸開始對“一分為三”給出理論上的說明，于是有了《中庸與三分》等嘗試。2001年，他開始撰寫《一分為三論》，2003年出版，給“一分為三”研究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龐樸認為：“世界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同時又是三分的;統一是三分的統一，三分是統一的三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其密碼也正是一個‘三’字。”

　　醫院里邊掛吊瓶邊上課

　　“龐先生是一位真正能夠將所學與生活融于一體的人，他的生活看似平常，實則不然。”龐樸的學生、山東大學教授馮建國說。作為蜚聲國際的學者、中華文化研究領域的大家，龐樸的學術成就令人仰止，哲思高明令人莫測。然而，在生活中他卻是一位和藹可親的普通老先生，不過這可不是平常所理解的普通，而是經高明而后返回到中庸的普通。

　　在外人看來，龐樸的生活似乎很簡樸，生活中的飯菜也是樸素得很，吃的都是市場上最普通的蔬菜水果、雞鴨魚肉什么的。龐樸自己曾有過這樣的規定：每一兩個星期才打一次牙祭。這給龐樸的身體帶來了莫大的好處，老年人整天擔心懼怕的“三高”問題，從來沒有發生在龐樸的身上。可以說簡樸的后面卻不簡單。

　　有一天，他遞給來訪的學生一張報紙，說：“你看一下報紙中這些美術作品有什么問題沒有?”這位學生接過來左看右看，始終沒看出什么問題。于是，龐樸指著其中的一幅畫說：“你看這幅《荀子祭酒圖》，畫面上的幾個人在舉杯暢飲，根本不像荀子在講學，祭酒可是今天所說的老師。這幅畫本應展現的是荀子作為當時稷下學宮的學術領袖的風范，然而卻被畫者理解為一種喝酒暢飲的活動，實在不應該!”

　　有一次，龐樸在住院打吊瓶的時候，突然對來看望的學生說道：“閑來無事，我給你們上堂課吧，教你們怎么閱讀古文。”學生們愣住了，沒想到穿著病號服、躺在床上掛吊瓶的先生要現場開課。龐樸說：“你們知道《論語》中‘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這段話吧?……”學生們圍在旁邊認真聽起來。沒見過這場面的醫護人員及其他人紛紛駐足觀看，一時成為病房里的一景。

　　龐樸還曾因身體乏力等問題住過幾次醫院。同醫院打交道多了，龐樸發現中西醫在治療方法上有著根本的不同，于是，他給醫院也下了個診斷：“中醫是治病的人，西醫是治人的病。”用簡單的一句話，將中西醫的本質區別指了出來。在同老中醫交流自己的病情時，龐樸說自己的感覺是“麻而不木，腫而不脹”。大家知道，麻過了就是木，腫大了就是脹，龐樸對自己病情的描述真可謂精準。

　　極高明而道中庸，正是龐樸其人其學的最大特色。

　　(據《中國教育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