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塔讀書筆記1000字

道士塔讀書筆記1000字

　　《道士塔》是余秋雨的一篇“文化散文”，2000年入選人教版高中《語文》新教材第三冊第三單元。這篇散文形象地深省并揭示了釀成中國古代燦爛文化悲劇的社會根源。作者對中華民族文明史的反思，表現了作者強烈的憂患意識，讀起來讓每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扼腕。文章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跟作者成功地運用對比手法是密不可分的。

　　文章由小到大、由實到虛運用了四組對比，深刻地展示了近代中國由于愚昧和落后而帶來的一場不可避免的民族文化悲劇。

　　藝術宮殿與農家宅院

　　文章開頭由描寫莫高窟的僧侶圓寂塔入筆：“莫高窟大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著幾座僧人圓寂塔。塔呈圓形，狀近葫蘆，外敷白色。”作者以簡短的語句、冷色的筆調將當年的這些“民族文化守護者”的形象置于大西北的漠漠黃沙之中，使得“夕陽西下，朔風凜冽，這個破落的塔群更顯得悲涼”。這里的“悲涼”就定下了文章“反思”的基調。

　　莫高窟的一幅幅生動的壁畫，所藏的價值連城的書畫，不僅是宗教藝術，而且是歷史的畫卷，是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遺產。可是無知的王圓箓卻將這樣的藝術宮殿當成了農家宅院!作者用想象的筆觸生動地寫道，他“每天起得很早，喜歡到洞窟里轉轉，就像一個老農，看看他的宅院”，“他對洞窟里的壁畫有點不滿，暗乎乎的，看著有點眼花。亮堂一點多好呢，他找了兩個幫手，拎來一桶石灰”———什么也沒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凈白。他覺得，在一個干干凈凈的農舍里，中座的塑雕“她們婀娜的體態過于招搖，她們柔美的淺笑有點尷尬”，于是幾個鐵錘，幾下，“婀娜的體態變成碎片，柔美的淺笑變成了泥巴”。試問，誰讀到這樣形象的對比不從心底油然而生一陣“悲涼”?!更幽默的讓人心痛的是這么一段：“‘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見王道士轉過臉來，滿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閑人何必喧嘩?”

　　遺產保護與國寶流失

　　如何對待文化遺產?作者分列對寫。一邊是中國，“中國官員也不是都沒有學問，他們也已在窗明幾凈的書房里翻動出土經卷，推測著書寫朝代了”，“他們文雅地摸著胡須，吩咐手下：‘什么時候，叫那個道士再送幾件來!’已得的幾件，包裝一下，算是送給哪位京官的生日禮品”。是的，他們看重的是個人的、眼前的名利，至于國家的、民族的過去與未來，那是口號而已!再看另一邊，歐美的學者、漢學家、考古家、冒險家，卻正“不遠萬里，風餐露宿”地朝敦煌趕來!他們愿意變賣掉自己的全部財產，充作偷運一兩件文物回去的路費;他們愿意吃苦，愿意冒著葬身沙漠的危險，甚至做好了被打、被殺的準備，朝這個剛剛打開的洞窟趕來。作者在這里的對比中留下了經典的“煙氣”意象：“他們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煙，而中國官員的客廳里，也正茶香縷縷。”

　　“小丑演員”與“整幕話劇”

　　顯然，文章的主旨并不是為了批判那個“歷史的罪人”王圓箓。王圓箓，只是這出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作者引來對比的是一個小丑演員與一整幕話劇的對比———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

　　其實，這個小丑王圓箓只是一個符號而已。在“茶香縷縷”的“天朝大國”里，“目光呆滯”的無知軀體實在太多，其中由誰來“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這就是這組對比的價值。作者在運用對比時沒有忘記將其具體化和形象化：“1905年10月，俄國人勃奧魯切夫用一點點隨身攜帶著的俄國商品，換取了一大批文書經卷……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來，仍用一點銀元換去了五大箱、六百多卷經卷……”道士要的只是一筆最輕松的小買賣，“就像用兩枚針換一只雞，一顆紐扣換一籃青菜”，洋人把我們的國寶運到倫敦，運到巴黎，運到彼得堡，運到東京，我們的王道士卻“頻頻點頭，深深鞠躬，還送出一程”……

　　理想與現實

　　扼腕的同時，余秋雨先生想到了“假如”。假如讓作者生在那時，又恰恰在西方人就要將國寶運走的剎那站在他們面前———“然后怎么辦呢?”愛國的理想是好的，可是作者在這里向我們設置了一個藝術創作里的“未知結構”，提出了一個“兩難悖反”：衷心希望留下，留下的結果是“送京”，“送京”的命運是“零零落落”;萬分痛心“掠走”，“掠走”的命運是至今仍完好無損地“存放在倫敦博物館里”!被攔住的車隊，究竟該駛向哪里?這里也難，那里也難，“我只能讓它停駐在沙漠，然后大哭一場”。作者的思想感情是復雜的，壓抑、悲痛交織在一起。

　　“道士塔”早已淹埋在歷史的風塵中，但余秋雨“理想與現實”的對比卻還在我們面前回蕩。面對過去，我們能挺直腰桿批判無知的“王道士”，可是今天，不是仍然有人把祖宗的文化遺產當作“大盤菜”毫不吝惜地大吃大嚼嗎?“住手!”誰在心底痛苦地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