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黨委書記黨課講稿(3)
其次，“三嚴三實”發揚了我們黨的優良作風。我們黨在90多年發展歷程中，始終把作風視同生命?！叭龂廊龑崱笔俏覀凕h的作風建設理論與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和重大成果，是對黨的作風建設理論的傳承和創新。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主席提出“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作風，并視之為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針對黨所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把作風建設提高到了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倡導黨員領導干部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以胡錦濤同志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結合時代新特點、新要求，提出要按照科學發展觀加強作風建設，牢記“八榮八恥”，大力弘揚求真務實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國際風云變幻的今天，秉承了黨的作風建設的優良傳統，以新的時代要求、新的實踐經驗，用質樸凝練的語言，創造性地提出“三嚴三實”，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黨的作風建設理論。
第三，“三嚴三實”體現了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黨的以來，以同志為的黨中央逐步提出并形成了“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從“四個全面”內在邏輯關系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目標體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支撐體系。其中，全面從嚴治黨是根本、是保證。為加大從嚴治黨力度，中央出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特別是通過嚴格落實八項規定心得體會">八項規定精神、深入開展教育實踐活動、加大巡視工作力度，黨員干部作風建設取得明顯成效，“四風”問題得到有效遏制。但是，“四風”問題具有頑固性與反復性，轉變作風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三嚴三實”把“嚴”和“實”作為作風建設的新標準、新要求，切中了作風之弊的要害，把準了作風建設的命脈，樹立了改進作風的更高標桿，成為了從嚴治黨的嶄新利器，彰顯了中央全面從嚴治黨、推進作風建設的堅強決心。
第四，“三嚴三實”提出了做新時期好干部的基本遵循。在2013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好干部要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五句話20字標準”。黨的事業發展需要這樣一支堅強宏大的干部隊伍，人民群眾期待好干部，干部自身也都希望成長為好干部?！叭龂廊龑崱睆娬{修心正身、律己求實，把握了思想道德修養的時代脈搏，強化了領導干部的從政準則，更提升了領導干部的作風標準，是好干部一生中應有的厚重底色和真實本色。好干部的公仆情懷、求實作風、奮斗精神、道德情操，與“三嚴三實”要求高度統一?！叭龂廊龑崱笔购酶刹康臉藴矢泳唧w化，是新形勢下弘揚焦裕祿精神乃至一切精神楷模的基本路徑，為黨員干部干事創業提供了努力方向和基本準則。
通過以上這四個維度，我們從一個更大格局、更寬視野、更高境界，對“三嚴三實”的豐富內涵進行了梳理，目的就是要從中歸納出對我們工作實踐的真正指導意義。當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國資國企改革、電力體制改革將加快推進，集團公司正處于轉方式、調結構、增效益、保增長的關鍵時期，處于建設世界一流綜合能源企業的攻堅階段。外部環境錯綜復雜，內部形勢依然嚴峻，各種問題仍然突出。一個企業的發展到底靠什么?這個問題，回答起來可以很復雜，也可以很簡單，歸根到底就是兩個字——“嚴”和“實”，以“嚴”的標準、“嚴”的要求選好人、用好人;以“實”的作風、“實”的態度謀實事、辦實事。近年來，我們倡導“價值思維、效益導向”的核心理念，弘揚“務實、奉獻、創新、奮進”的XX精神，強化政治、效益、創新、法治、廉政、責任“六種意識”，建設“盡責、擔當、創新、協調”的干部隊伍，其本質都是為了踐行“嚴”和“實”，回歸到最本真、最原始、最基礎的推動力中來，回歸到嚴格管理、真抓實干的實踐中來。
因此，我們落實“三嚴三實”，既是中央的政治要求，也是企業自身工作上臺階、上水平的內在需要，更是我們以實干精神推動企業又好又快發展、實現戰略目標的必由之路。系統廣大黨員、干部，要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精神上來，充分認識踐行“三嚴三實”的重大意義，切實把“三嚴三實”要求落實到企業改革發展、經營管理、黨建工作以及各級黨員干部為人做事的方方面面，把“嚴”和“實”轉化為完成改革發展任務的具體舉措，以“嚴”和“實”凝聚起又好又快發展的強大動力。
二、關于不嚴不實的具體表現和嚴重危害
中醫治病講究“望、聞、問、切”，我們也常講“從問題出發”，講“問題導向”。找準癥結、找準問題，才能對癥下藥、制定對策，才能強身健體、解決問題。
黨的以來，我們認真貫徹中央各項決策部署，針對自身突出問題，制定了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24條規定，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自上而下分成兩批扎實開展了教育實踐活動，“四風”問題得到有效整治，黨員干部作風明顯好轉，長效機制和剛性約束初步形成。在中央督導組組織的群眾測評中，兩批教育實踐活動均取得滿意率“兩個100%”的優異成績。同時，我們認真貫徹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嚴格執行新時期好干部標準，堅持重品德、重業績、重基層、重公論的“四重”用人導向，堅持培養與使用并重、嚴管與善待并舉，規則先行，創新機制，嚴把動議提名、考察考核、程序步驟“三關”，用公心選優配強各級領導班子。穩步推進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總部干部雙向選擇、全員聘任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打通了跨層級、跨崗位、跨部門的交流通道，初步建立了干部能進能出、職務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的用人機制。干部結構明顯改善，整體活力顯著增強。在中組部組織的選人用人工作“一報告兩評議”中，滿意度連年大幅提升，2013年達到98.12%，2014年躍升至99.06%，比2011年分別提高了20.82、21.76個百分點。
但是，我們也看到，隨著教育實踐活動的結束，一些黨員干部在作風建設上有了喘口氣、松松勁的想法，有些“不嚴不實”問題開始反彈或者換了“馬甲”，有些問題由于整改不徹底甚至出現了屢禁不止的現象。具體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解放思想更新觀念不夠，價值思維效益導向認識不深刻、行動不自覺，不能積極主動適應新常態。有的干部在企業改革發展過程中，始終走不出思想觀念的障礙，沖不出利益固化的藩籬，對一些問題矛盾不能客觀正確地看待，缺乏敢于迎難而上的勇氣和決心，存在“等靠要”的惰性思維和不作為的消極情緒。有的干部對集團公司反復強調的“價值思維、效益導向”，貫徹不堅決、不徹底、不到位，沒有真正入腦入心入行，沒有自覺把提升效益、創造價值作為決策的首要依據和檢驗成果的首要標準。甚至會慣性地走到原來偏重規模、速度的老路上去。有的干部不研究、不分析、也看不透形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對集團公司“四期疊加”的形勢認識不夠深刻、不夠到位，在把握發展政策上缺乏主動作為的動力，在改變企業現狀上缺乏不進則退的壓力。這些錯誤的思想觀念導致的結果是：在發展理念上，依舊存在追求“有沒有、大不大、多不多”的傾向，對“好不好、強不強、優不優”則強調得不多，重規模速度、輕質量效益的傾向仍然存在，生產要素投入的方向、力度和節奏還不夠科學;在發展方式上，科技引領、管理創新、流程再造、提升素質等新動力的依靠程度還不高，很難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具體工作上，對直購電營銷、環保改造、科技創新、小水電清理等工作不夠主動、措施不力，行動還有些遲緩。
二是管理粗放、管理層級多、執行力不強、效能低下等問題沒有明顯改觀。集團公司通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在管理提升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一些老毛病還頑固性地存在，管理粗放、管理層級過多、執行力不強、效能低下等問題沒有明顯改觀，體制機制改革和管控體系建設進展緩慢，與縮短管理鏈條、推進區域資產整合、實施分子公司差異化管理的遠期目標還有不小差距。在管理理念上，很多還是以前那種“人治”式的管理，時松時緊、好一陣壞一陣，規范化運作、精細化管理以及“四全”管理、對標管理等先進理念和方法，遠沒有理解透徹、深入人心，更談不上運用自如。在管理方式上，個別干部謀事管事要么脫離實際，不顧客觀規律，想一招是一招，招招不見效，要么因循守舊，不敢創新突破，不能因人而異、因事而變。在管理效能上，總部“首問負責制”雖然推行了，但拖拉應付、推諉扯皮等現象還不同程度存在，對執行力建設停留在認識層面的多，潛心抓的比較少，原則性還不夠強，制度面前依然有“講人情”的情況，與令行禁止、雷厲風行的作風還有不少差距。
三是制度建設不夠健全，工作流程不規范，依法依規從嚴治企落實不到位。隨著依法從嚴治企力度的不斷加大，以及制度建設的不斷深化，集團公司依法規范運作水平得到明顯提升，但與當前現實要求和更高的標準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制度建設方面，頂層設計和歸口統籌不夠，導致制度本身不全面、不科學、不符合實際，影響了制度的科學性和執行性，甚至出現相互交叉、相互矛盾的現象。制度出現了部分照搬照抄、缺乏實際思考和可操作性等問題。制度宣貫方面，很多制度一經形成即裝訂成冊、束之高閣，久而久之，被制定者、執行者都拋在了腦后，指導工作、規范行為的作用很難得到有效的發揮。制度執行方面，主要是在問責機制上著力不夠，沒有形成行之有效的監督問責機制和長效落實機制，制度的效力被大打折扣，對個別干部來講甚至成了“紙老虎”、“橡皮筋”，用權不夠謹慎規范、辦事不依法依規的現象仍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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