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1959年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廬山會議前，張聞天擔任外交部副部長職務。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張聞天發表了一系列談話，引起了不少同志共鳴。然而，這次發言卻讓張聞天的政治生涯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改變。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希望大家喜歡。
張聞天：廬山會議的堅持
張聞天(1900-1976)，江蘇省南匯縣(今屬上海市)人，原名應皋(也作蔭皋)，曾化名洛甫，字聞天;張聞天是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
張聞天一生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執著地追求真理。他作風民主，性格剛直、堅韌，在事關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盡管明知前方陰云密布，狂風驟雨，但總是站在真理的一邊。正如他喜歡的一副對聯所描述的那樣：“根深不怕風搖動，樹正何愁月影斜。”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張聞天同樣為了堅持真理，暢言自己對大躍進、大煉鋼鐵的看法。在他準備發言提綱的過程中以及發言的當天，廬山會議形勢已經逆轉，田家英和胡喬木都去過電話，讓他別講“大煉鋼鐵”的問題或者少講一些，但他主意已定，義無反顧。他答道：“‘物不得其平則鳴’，我是共產黨員，應該講真話。”“我是共產黨員，應該講真話。”這簡短的11個字，表現了張聞天唯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是重，將個人得失置之度外的高尚品格。為了黨的前途和命運著想，為了自己堅定的信念，為了真理，明知再繼續說下去會對自己不利，可他已全然不顧。
那天下午，他在小組會上足足講了3個小時，一共講了13個問題。他的發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觀點和調查研究的材料為依據，誠懇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并強調堅持實事求是，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從指導思想上克服主觀主義的重要性，強調黨內民主作風的重要性。在講到黨內民主作風問題時，他說：“主席常說，要敢于提不同意見，要舍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要造成一種氣氛、環境，使得下面敢于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對彭德懷的“意見書”，他認為“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
就因為這篇發言，張聞天成了“反黨”“軍事俱樂部”的“副帥”，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如果要明哲保身，在那種氣氛下，他可以不去捅那個“馬蜂窩”，但是他如骨鯁在喉，不吐就是不快。他早已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接觸實際，勤于思考，并且一定要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這就是張聞天，一個光明磊落、心底無私的共產黨人。可以說他的官越做越小，可他思考的問題卻越來越大。他那正直剛毅的品格為后人所傳頌。
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
我是搞外交的，對經濟是外行，情況知道得很少，發言權不那么多，講些外行話吧!這次廬山會議，是總結經驗嘛!
一、大躍進的成績
“成績應該說夠”，我也贊成。《記錄》草稿列舉的成績都是事實。工農業發展速度很高，公社建立起來了，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各方面都有躍進，應該加以肯定。中國人民在總路線的鼓舞下，鼓足干勁，反對保守，解放思想，創造了許多奇跡。連外國人也稱贊我們的大躍進。《記錄》的這一部分有必要講充分，因為在民主人士中、黨內外干部中，對成績估計、認識不足的情況是有的，表示懷疑的也是有的。成績從何而來?來自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體現了主觀與客觀、精神與物質、政治與經濟的結合，體現了生產中數量與質量的結合，也體現了按比例發展。三個“并舉”，“兩條腿走路”，就是按比例發展。總路線的貫徹執行，是靠發動群眾，靠實事求是、群眾路線這些原則。所以，大躍進的成績，就是總路線的成績。這些偉大的成績，我是感覺到也看到了的。
二、缺點
缺點主要發生在去年九月以后的一段時間。再后來，雖然還有一些，但基本上糾正了，沒有那么厲害了。在這方面，同志們講得少一些，我想多講一些，希望不致引起誤會，以為我專找岔子。既講成績，也講缺點，這也是“兩條腿走路”嘛!對《記錄》草稿所講的三條缺點，我都同意，但覺得可以講得再具體些。例如關于比例失調的一條，可以指出其原因是指標過高、求成過急。關于“共產風”的一條，可以指出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的問題。除了已列的三條，還可以考慮再加一條：下放過多，體制紊亂。內蒙就反映，下面各自為政，什么都調不動。缺點的產生是由于沒有很好執行總路線，違背了總路線，它們多少損害了總路線的成就，大躍進的成就。
三、缺點的后果
講缺點，就要研究其后果之所在。這是為了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以便采取措施，糾正這些缺點。不講缺點產生的后果，對缺點的認識就不具體，印象就不深刻，問題也不容易看清楚。《記錄》草稿的一個缺陷，就是整個文件缺乏有機聯系，東一團子，西一團子。其原因，就是在講了形勢之后，立即轉入對各項任務(讀書、綜合平衡等)的敘述，沒有指明缺點產生的后果。那么，究竟產生了些什么后果呢?
先看比例失調這一條缺點帶來的后果。由于指標過高、求成過急,引起比例失調,就造成了很大損失,要是具體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損失確實是很大的。
首先是鋼鐵產量指標過高帶來的影響。最初定的是三千萬噸，后來是兩千萬、一千八百萬，再后來又不得不降到一千六百五十萬噸。鋼鐵指標過高，其他指標也被迫跟著上，就造成生產的緊張和比例失調，引起很大損失。對鋼鐵的作用片面強調，強調得過分，所謂“元帥升帳”，其他讓路，結果就破壞了按比例發展的法則。原來強調一下是需要的，因為要優先發展重工業。但是強調過分了，就不好，何況重工業也不單是鋼鐵。對發展鋼鐵生產的客觀條件也估計過高，要求增產過急，同當時的實際可能不相符合，以致產量指標被迫一縮再縮，影響所及，整個經濟計劃直到六月初才定下來。六月以前一再變動，每次開會都是大批人馬算帳。這種變動造成生產中的動蕩、不穩和混亂，帶來了損失。比例失調至今還沒有完全扭轉，我們還在背這個包袱，還在被動，各個部門還在動蕩。
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產量估計過高，以及今年糧產指標規定高達一萬零五百億斤，也造成了損失，使吃、用發生了問題。至于鋼鐵指標訂得太高，是否就是由于對糧食估產過高，仿佛糧食問題既已解決，便可大干鋼鐵，兩者之間是否有此因果關系，這倒不一定。有些同志認為是這樣，有些同志認為不是。究竟如何，可以研究。但是，現在調整估產過高、指標過高引起的問題，確實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
鋼產指標過高，引來了全民煉鋼。為了完成指標，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包括土爐子，也一起用上。應該怎樣看煉鋼這個局部問題的得失呢?全民煉鋼的意義很大，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也得到了一定結果。但是，也應該看到它的缺點，看到它造成的損失。問題不單是賠了五十億元，最大的問題還在于七千萬至九千萬人上山，抽去了農村中的主要勞動力，打亂了工農業勞動力之間的正常比例關系，使農副業生產遭受很大損失。糧食收得粗糙。棉花收起來了，但質量很差。松香、木耳、油漆，都沒有人搞了。這么多人上山，歷史上沒有先例，可謂盛況空前。但是，只搞煉鋼一件事，單打一，這也是空前的，對農業、副業、手工業，都產生了嚴重影響。這個包袱，我們也是至今還在背著。在這一具體問題上的得失如何，可以研究，現在還難以斷定。但是，“全民煉鋼”的口號本身是不妥當的。去年干什么事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寫詩”，搞得老百姓不勝其煩。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間勢必發生沖突，有些事勢必被擠掉。在煉鋼這件事情上，只能是鋼鐵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全民煉鋼的方法也有問題。不經過事先調查資源，不知道有沒有鐵礦，條件還不那么清楚，就搞幾千萬人盲目上山。現在冷靜下來考慮，去年有沒有其他辦法能夠增產鋼鐵呢?我看是有的。去年五月八大二次會議時，少奇同志已經提出，鋼產量可以超過七百萬噸。如果在此基礎之上，提高原有廠的利用系數，再按各地條件，搞一些小洋高爐，那么，把鋼產搞到八百多萬噸，恐怕是可能的。這樣做，比較合乎實際，比較可行。可是后來卻提出了鋼產一千多萬噸的指標，而且又采取了那樣一種辦法。當然，我現在這樣說，是事后諸葛亮。有同志說，大洋爐必須從小土爐開始，煉鋼一定要經過小土爐。那也不一定，從洋爐子開始也是可以的。實際上，中國的鋼鐵工業就是從大洋爐開始，后來才提出大中小結合。總之，我們承認全民煉鋼運動有意義，但其得失關系可以研究，這個運動、這種方法，可以研究。當然，這是局部性質的問題，時間只有三個月。
由于指標過高、求成過急，生產和基建方面都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基建戰線太長。一個指標提高，其他指標就得跟著提高，于是基建紛紛上馬，現在又不得不紛紛下馬：限額以上的項目下馬者五百多個，限額以下的項目下馬者五千到一萬個。這些項目都是搞了一半，中途下馬，挪用了銀行貸款。當然它們將來還有用，但是現在資金積壓，材料分散，造成很大浪費，而且使主要項目不能按期投產，今年上半年限額以上項目真正建成的只有六個。基本建設中邊勘察、邊設計、邊施工的做法，浪費很大。即使搞成了一些項目，工程質量也差。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失調，固定資金和流動資金的比例失調，造成很大損失。
新增工人太多。由于生產指標提高，去年招工兩千零八十萬人，造成人浮于事。假定其中五百萬人是確實需要的，一千五百萬人是多招的，又假定平均每人每月工資二十元，那么僅多招工人的工資一項，一年就達五六十億元。這還僅就縣以上的招工而言。縣以下究竟招了多少，還不清楚。這批多招的人，不僅不創造價值，反而使勞動生產率降低，產品質量下降，成本提高，起了妨礙生產的作用。這個問題造成的損失也很大。
許多企業產品不成套。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供應不足和生產計劃多變，根子還是比例失調。產品有所謂“六保戶” 。生產任務朝令夕改，一下子命令生產這樣，一下子又要生產那樣，剛剛上去又下來，經常下馬，經常壓縮，給下面同志造成很大困難。產品不成套，就沒有使用價值，也不能實現價值，造成物資、資金積壓。許多工廠流動資金用光，靠向銀行貸款發工資，太原鋼鐵廠就是這樣。
許多企業原材料缺乏，經常停工待料。輕工業部有個材料說，不少生產香煙、糖、紙的工廠就是這樣。甚至象石景山鋼鐵廠這樣的重點企業，也因缺煤而要停產。上海這樣的重要工業基地，也難保證按質、按量、按時地得到外地調撥的原材料而維持正常生產。外交部到上海采購國慶十周年用的香煙，當地先要煙紙，給了煙紙又要香料;到景德鎮采購瓷器，要給煤炭，還要給包裝用的木箱、鋸末。工廠停工待料，就是發了工資而不創造任何價值，
損失是很大的。
產品質量下降，技術水平下降。不注意設備維修，提出什么“輕傷不下火線，重傷如何如何”，硬讓機器帶病運轉。煤炭只顧出煤，剝離、掘進都不怎么管了。煉出的鐵，很多是不能用的。鋼鐵產品的質量，直接影響機械產品的質量。鐵的含硫量太高，拿來造普通機器還可以，假如造好的機器，就很危險。輕工業產品的質量也下降。棉織品有洞洞，有黑點，出口了不受歡迎。最近德國使館有一封信，幾十萬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們出錢。許多出口商品在國外信譽掃地。煤炭運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頭，要我們賠錢。到東南亞的商品包裝差，一下船就散掉。現在情況開始好轉，那時確有粗制濫造。在質量下降的同時，成本提高，利潤下降，甚至賠本。
總之，由于指標過高、求成過急、比例失調，就造成一系列問題：國家資金、物資大量積壓、浪費，發了工資不生產，或生產了不能抵償消耗，給各方面造成很大損失。
再看《記錄》草稿所列第二條缺點即“共產風”造成的損失。
農村除受七千萬人上山的影響，又對糧產估計過高，辦起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而且鬧了一陣“放開肚皮吃飯”，因而浪費糧食不少。“一平二調”，打擊了農民積極性。生產無人負責，損失很大。“平調”時殺雞宰豬，牲畜的損失，據山東說要幾年才能恢復。農村情況不好，使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動。總之，“共產風”在物質上造成很大損失，這是大錯誤。幸虧糾正得快，不然還有更大危險。主席在鄭州會議 上也講，那時造成階級關系的局部緊張，同農民關系的局部緊張。
以上這些問題，反映到市場上，就是供應緊張。不僅個人消費品的供應緊張，而且生產資料的供應，即生產部門內部的工業與農業之間、各工業部門之間的供應關系也緊張。因為比例失調了，不失調，哪有那么緊張?糧食緊張，只剩了這一點后備。食油緊張，城市供應定量降低，農村根本不供應。肉緊張，上海的供應量減少到每人每月六兩。物資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貨幣買不到東西。物價有些上漲，甚至有黑市。人民對這些情況是不滿意的。當然沒有到憤怒、仇恨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閑話不少。他們不是同解放以前比，而是同一九五八年以前比，覺得今天不如那時。這就是說，市場供應問題，反映了人們之間的關系問題。
現在，供應情況有了一些好轉。但是，要真正解決問題，還不是一下子的事。這是個同生產的調整聯系著的問題。城鄉人民手里拿著貨幣，當然可以儲蓄一些，但是總要買東西，而國家手里卻沒有東西，因為生產失調，勞動力閑著沒有創造價值。所以說，市場問題，不是簡單的幾樣副食品問題，而是整個經濟的比例調整問題，是經濟法則問題。自來水供應，看上去很簡單，現在也緊張了，抽水馬桶沒有水，有的鋼鐵廠因為缺水要停產。在這個簡單的事情里，就非常突出地暴露了比例失調問題。問題反映到財政金融上，是結余用完。一九五八年的結余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三十七億元，也用掉了。國家大量的資金、物資浪費或者積壓，貨幣不能回籠，只好靠銀行增發鈔票。經濟上的問題，從財政金融不平衡上反映出來;財政金融不平衡，又對各方面產生影響。一個國家出現這樣的情況，就很危險;如果再發鈔票，問題就更大。這個問題可以解決，現在已經采取很多步驟，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解決的，要解決還得要有一段時間。
還有，國家的物資后備減少了。鋼鐵如此，糧食也如此。一個國家搞得只剩三百三十億斤糧食后備，確是相當緊張。計劃經濟要有后備，因為生產中的局部比例失調是經常可能出現的，有了后備就不怕。現在的情況是，比例失調太大，許多后備都用掉了。我們不僅不應把后備用掉，還要使它有所增加。一旦有個三長兩短，例如大荒年或國際形勢緊張，就能做到有恃無恐。
還有，外貿也很緊張。進口計劃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七，出口完成百分之三十七。也就是說，人家完成了計劃，我們完不成。進口多，出口少，逆差七億元。出口商品質量差，在國外名譽不好。專門為此召集會議，還是解決不了。經濟生活中這些方面的問題，應該同整個比例失調問題聯系起來考察，不能夸大，但是要重視。
至于《記錄》草稿所列的第三條缺點，即虛報浮夸、強迫命令，情況已發展得相當嚴重，帶來的損失也相當大。它造成信譽損失，使我們黨在人民中、在國內外，失掉了信用。“你們吹牛皮，沒有生產這么多，硬說這么多。”弄得我們很被動，產量指標公布不公布都被動。虛報浮夸、強迫命令還造成很不好的風氣。群眾中本來是有不同意見的，但是不允許講話，不允許懷疑，懷疑了就給扣帽子，“懷疑派”、“觀潮派”之類。這些問題的嚴重存在，主要是去年三個月中的事。現在有了好轉，基本上有了好轉，但是要完全克服也不容易，這是要長期做工作的事。虛報現在還有，少報產量也是虛報。強迫命令也還有：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給你糧食，而且要斗你。這類事還不一定很少。下放太多，體制紊亂，造成了半有計劃、半無政府狀態，發展了某些地方的本位主義、地方主義，破壞了各地區之間的協作關系。
總之，這些缺點損害了我們黨和國家在人民群眾中以至在國外的信譽。主席就說，我們在宣傳問題上很被動。所以，我們在講大躍進時，不僅要講成績，也要講缺點及其后果。成績是主要的一面，要肯定。講缺點則可以使我們頭腦冷靜一些，全面一些。
當然，由于領導不同，條件不同，這些缺點的嚴重程度在各地區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四、對缺點的估計
我同意《記錄》草稿所說，這些缺點是局部的(但卻是重要的)，暫時的，有許多是難免的。《記錄》草稿還講到，這些缺點糾正得快，這點講得很好。有的已經糾正，有的正在糾正。中央、毛主席領導很堅強，抓得緊，因此我們有信心糾正這些缺點。但是，糾正缺點，例如把比例調整好，也需要相當時間。可能有些問題現在還沒有發現。例如財政平衡問題到這次才提出來，過去就沒有得到重視。有了正確的決議案，能否一下子貫徹執行得很好，也不一定。而且，舊的缺點糾正了，新的還會產生。
五、產生缺點的原因
同意《記錄》草稿所說，主要是缺乏經驗。缺乏經驗既是主觀的，又是客觀的。但是,總結經驗時,就不能滿足于說缺乏經驗,而應該從思想觀點、方法、作風上去探討。腦子冷靜地想一想,就可以取得經驗,發現當時有些缺點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現在已經證明當時確實就有人堅持實事求是、擋住了“共產風”。他們當時被當作白旗拔了，現在證明是紅旗。所以，《記錄》草稿講到產生缺點的思想上的原因，說缺點部分地是由于主觀主義、片面性所引起，這話是對的。從研究、總結經驗的角度看，尤其應該著重從思想方法、思想作風方面尋找原因，研究哪些缺點難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這樣，今后就可以避免重犯這些錯誤。否則，都講客觀原因，就總結不出經驗，接受不了教訓。
六、主觀主義和片面性
對于主觀和客觀、精神和物質關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個時期，把主觀能動性強調到荒謬的程度。干勁雖大，但是強調得過了分，還反對講條件，這就造成了主觀主義。這是違反馬列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還要考慮實際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實際，否則就會弄巧成拙，欲速不達，好事變壞事。說壞事也可以變成好事，是就可以接受經驗教訓而言的。壞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們要盡可能不辦壞事。比如訂產量指標就不能憑愿望，想當然。可是，在這類問題上，正好看出我們的主觀主義。冶金部過去訂鋼產指標，兩千萬噸、三千萬噸，都說可以做到，結果總是做不到。現在降到一千三百萬噸，能否完成，我看也還有問題。不論兩千萬噸，三千萬噸，所提根據都是同樣的幾條，究竟這些根據是否經過調查研究得來的呢?訂指標，總得有現實的可靠的根據。我們是外行，但是搞業務的人，應該是有這樣的根據的。在各個相互聯系的部門中，如果有一個部門根據實際情況說高指標不可能實現，就可以對整個計劃產生好影響。當然，這個部門也可能會因此被插上白旗。如果說,雖然指標高了些,計劃沒有完成,但是總還是搞到了一些東西,我說,這樣搞到的局部的成績,不能拿來為主觀主義及其造成的損失辯護，損失總是大的。主席經常講要實事求是，上面這種說法就同主席講的精神不相符合。
七、政治和經濟
按照馬列主義學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因此，領導經濟要政治掛帥，這是對的。但是光政治掛帥還不行，還要根據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客觀經濟規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來為我們服務。經濟有經濟的規律，它與政治、軍事的規律不一樣。但是，搞經濟工作，不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同樣是要吃虧的。我們是否真正認識按經濟規律辦事的意義?是否注意研究和運用經濟規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經濟規律，認為只要政治掛帥就行。有的人公然違反客觀經濟規律，說是不用算經濟帳，只要算政治帳。這是不行的。我們的經濟活動，總是受經濟規律約束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能光憑主觀愿望，光憑政治上的要求。單靠提幾句政治口號，那是空的。今天總結經驗，應該著重從經濟規律上進行探討。今后提任務，也不能單純從政治任務的角度考慮，而是一定要合乎經濟規律的要求。一定要考慮這項任務同各方面的平衡，否則，把重點過分突出，就會造成失調。工業布局，就不能光從戰略上考慮。比如建設武鋼，就要考慮到它與各方面的平衡，不能說武漢是戰略要地，從政治上考慮一定要建設武鋼，而其他條件是否適應就不加考慮。
“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這是法則，當然是對的。但是在經濟建設中正是要找出相對平衡，利用相對平衡，按照相對平衡辦事。我們利用相對平衡制定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使之大體上是個平衡的計劃。在經濟上運用相對平衡，要考慮到計劃可能會突破，遇有某一方面被突破，便及時平衡，這就是積極平衡。保守,消極平衡,是必須反對的。但是，積極平衡也是平衡。
生產不能只滿足于得到產品，還要考慮成本，要計算。有些“高產田”確是高產，但所用的化肥、種子多，成本太高，要賠錢。農民搞這種生產就要破產。有些企業，如重工業的某些企業，開始時總要賠本。但是，到底賠多少，要有個數，要爭取逐步少賠，爭取早日做到能有盈利。因此，我建議，在《記錄》草稿中加一條——經濟核算。主張經濟核算，主張算帳，并不是“算帳派”。主席說，經濟工作要越做越細。就是說，要精打細算，要算帳。不算帳，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有一個時期，我們的建設有不計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說是要算“政治帳”。其實，“政治帳”同“經濟帳”是統一的，不能把它們對立起來。算經濟帳，不僅要算今天的帳，而且要算明天的帳。這就是政治。因而它同算政治帳是一致的。如果現在無利，將來也無利，這樣的事情就不能辦。有些準備興建的企業，如果從經濟上考慮不合算，就應該考慮修改決定。當然，特殊的可以例外。
總之，我們國家“一窮二白”，社會主義制度給了我們很快改變面貌的條件，但是目前還是“一窮二白”。我們的資金有限，應該嚴格控制使用。應該實行節約原則，把錢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攤子不能鋪得過大。要反對大少爺作風，反對滿不在乎，大而化之，以為從政治上算個大帳就行。我們每增一個工人，都要經過核算。現在有些工廠不執行中央關于招工的規定，一招工就是千把人。聽說太原鋼鐵廠現在有萬把人放著，要做很多工作動員他們回去。這樣的事是很不好的，劃不來的。主席要我們學政治經濟學，據我的體會，就是因為我們忽視客觀經濟規律，對它估計不足。領導經濟建設，不懂或不熟悉經濟規律是不行的。中國的經濟建設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規律在我國的建設中同樣起作用。問題在于要使普遍規律同我們的實際相結合，使馬列主義理論得到發展。否認普遍規律是不對的。我們一定要研究、認識和掌握運用客觀經濟規律。
政治經濟學，不僅高級干部要學，一般干部也要學。我提議編些通俗本。例如，農業上花多少人工，多少化肥，要計算成本，不然就要賠本。搞經濟工作，要學點科學技術知識。這方面許多東西我們缺乏常識。許多已有的技術措施、操作規程等，要研究其科學根據。要改革，也要在人家已有科學成就的基礎之上改革，不能隨便把原有的東西推翻。更不能隨便吹，使人家看了覺得我們很外行。鞍鋼把工業生產質量定額制度一把火燒掉了，好象打土豪時燒地契一樣。現在到處找也找不到，弄得一個時期生產秩序很亂。生產技術措施沒有科學根據、光用土辦法蠻干不行，蠻干是要死人的。節約原材料，也要有根據。基建中不適當的節約，搞得建筑物搖搖晃晃，危險之至。對于已有的科學成果要重視。要搞新辦法，一定要反復試驗。“一切經過試驗。”試驗確實成功了，再推廣。實驗室里成功了的，還不等于在工業生產中也已成功。工業中少量生產和大批量生產也不一樣。使一項產品的生產工藝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穩定下來并不容易，這也要經過一個時期的反復試驗才能做到。例如，活性染料，我們說已經超過英國，英國人說我們吹牛。上海的“英雄”100型鋼筆超“派克”，據說美國人開始很怕，后來試驗了，說：“沒有什么了不起，很多關鍵沒有摸到。”原來并不超“派克”。上海造的表，也吹了一陣，其實走得也并不怎么行。“八字憲法” 的原則完全正確，但是密到何種程度，肥要施多少，等等，也還要反復試驗。超過世界水平之類的話，要謹慎，的確比人家高明再講也不遲，而且以自己不講、讓人家替我們講為有利。
八、三種所有制的關系
在刮“共產風”時，這方面的偏向很大，現在已經基本糾正。集體所有制的歷史使命還沒有完成，它還有生命力。現在的問題是要把它鞏固、穩定下來。目前是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將來發展到基本公社所有制，也還是集體所有制。要發展到全民所有制，時間還相當長。現在不要強調它的改變。要堅決貫徹按勞分配。我個人建議，取消“吃飯不要錢”，改為實行社會保險。對少數喪失勞動力的人，實行“吃飯不要錢”是對的，但對多數人這樣做，就不對了。我們不能搞平均主義。按現在的規定，工資部分在社員的勞動報酬中應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這個比例實際上達不到，即使達到了，也還嫌少;以百分之三十作為社會保險，比例還是嫌大。我主張徹底一點。不縮小供給部分，按勞分配的原則就貫徹不了。現在有些人把供給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怕取消供給制就不夠進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是兩個不同的范疇。社會主義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給制、公共食堂這種辦法。
貫徹按勞分配，就要強調保護消費品個人所有制。現在在農村里，個人所有的東西比消費品還多一些，如自留地、小農具。至于消費品個人所有制，到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存在的。生產愈多，消費也應該愈多。對于窮和富的觀念，要慢慢改變。按照多勞多得原則，勞動好，對國家貢獻大，所得報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勞動好。這樣的富對個人好，對國家更好。它是應該的，光榮的。由于不愛勞動，好吃懶做而使生活窮苦，是活該，是可恥的。在社會主義社會，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結合的，不能否定個人利益。共產主義風格、為集體犧牲個人的思想，這些可以宣傳，可以用來要求少數人、先鋒隊、先進分子，但是不能當作制定現行政策的根據。如果社會主義不能滿足個人物質、文化需要，就沒有奮斗目標，社會主義也就建設不起來。對于這一點，中央是清楚的。但是一部分干部中認識上有問題。他們仍想來一個拉平，用平均主義的態度來對待貢獻大、生活富裕的農民，批判多勞多得而生活較好的人，說他們有資本主義思想，等等。對這些干部，要多做解釋工作，給以耐心的教育，使他們的錯誤思想得到糾正。
九、民主和集中
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中國社會歷來分散，革命勝利后需要強調集中。搞計劃經濟，不多注意集中更不行。過去的集中有缺點，分散一下是對的，但體制下放過多了，分散主義搞得很厲害。這有其社會、歷史、地理的根源，往往是分散容易集中難。現在中央、毛主席強調權力收回，很好，我很贊成。企業隨便招工，銀行隨便用錢，這怎么行?當然，集中要同發揮地方積極性結合。什么叫地方積極性?它主要應該表現在保證完成國家計劃上。地方根據本身特點需要投資建設一些項目，也要列入國家計劃。至于地方搞點油水，則是在完成國家計劃后，在所得的利潤中適當地分點成。
工業化要求分工更細。分工協作的發展，在歷史上是一個進步。現在對這點應該加以強調。不能讓各省、區都搞自己的經濟體系，甚至一個工廠也要搞成既煉鋼、又搞機械的托拉斯。這樣做，據說是為了方便，簡單，自己要什么就有什么，結果卻是搞得質量降低，資金積壓。社會愈進步，組織愈復雜，就愈加要求分工協作;想簡單，原始社會就更簡單。
工廠企業內部的民主集中制，采用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形式，是正確的。但是，一經黨委討論決定，廠長負責這一條就很重要，不能弄得廠長不敢負責。現代化企業的特點是生產的連續性，需要有科學的、果斷的指揮，不能慢騰騰，不能凡事都要討論討論。好象打仗要有指揮官一樣，生產中也必須有集中的指揮，只能一人指揮，不能多人插手。
群眾路線問題很重要，我們在這方面有很多創造。問題在于經濟建設中實行群眾路線應該有其特點。它與群眾斗爭中的情況不一樣。搞群眾運動要適應生產的要求，要有利于生產，而不能妨礙生產。我看到有些工廠里花樣太多，似乎要想把所有好事一下子都做完。又是黨的會議，又是團的會議，又是工會活動，還有寫詩、學習，等等。結果搞得工人疲倦不堪。開會太多，工人休息不了，第二天就出事故。馬雅可夫斯基諷刺“開會迷”，諷刺得很厲害。我們工人在這方面花的精力也相當多。所以，會議必須精簡。還有大字報，是否要經常貼?我看，總結工作時可以貼，但是不能規定指標，追求數量，每人一定要寫多少張，弄得工人通宵不眠。總之，花樣要精簡，政治工作要保證工人精力充沛,有利于生產。否則,搞得工人精疲力竭,不利于生產,算什么政治工作?
還有，熬夜妨礙工作很大，不可多搞，只能在十分必要時，偶爾來一次。
講一下黨內民主作風問題。主席常說，要敢于提不同意見，要舍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于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記錄》草稿的第三部分第二小段有一段話說：“……必須在全黨干部中間提倡說老實話，提倡實事求是的討論。對于有些問題的認識一時可能有參差不齊，只要大家在實際行動中遵守紀律，那么這種現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許的。應該通過真正同志式的交換意見，逐步達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斷辦法，不要隨便扣帽子。”我很欣賞這一段話。這個問題對我們當權的政黨特別重要。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講共產黨英明、偉大，講我們的成績，因為這些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決不能因為人家講幾句不同意見，就給扣上種種帽子。是否提錯了意見，就一定是觀潮派、機會主義、右派呢?這也不一定。一個人是否真有問題，要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對一個人，經過長期觀察其言論、行動，證明他確實是右派或觀潮派，再扣帽子也來得及。這樣做，對團結干部有利，對工作有利。
總之，民主風氣很重要。要造成一種生龍活虎、心情舒暢的局面，才會有戰斗力。過去一個時期就不是這樣，幾句話講的不對，就被扣上帽子，當成懷疑派、觀潮派，還被拔白旗，有些虛夸的反而受獎勵，被樹為紅旗。為什么這樣呢?為什么不能聽聽反面意見呢?刀把子、槍桿子，都在我們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的人，一定能夠聽，也一定會聽的。聽反面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毛主席關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我認為是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正要培養這種風氣不容易。
十、缺點講透很必要
至于說缺點正在改正或者已經改正，就可以不必講了。這不對。現在經歷了這樣一段過程，問題看得更清楚了，事后諸葛亮嘛。這一段有痛切的經驗，應該嚴肅研究，認真總結，這樣才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育。如果采取輕率態度，泛泛地講幾句，就不解決問題。缺點要經常講，印象才會深刻。我們那時犯盲動主義，毛主席就經常講。所以，對缺點要采取鄭重的態度，不要采取輕描淡寫的態度。
有人說：“講缺點會泄氣，會打擊積極性。”我看不會。對于我們參加廬山會議的同志說來，就更不會了。至于有些人不懷好意，企圖否定大躍進的成績，把我們說成漆黑一團，那就要同他們辯論、斗爭，也不是泄氣不泄氣的問題。相反地，光講成績，不講缺點，是否會保持積極性呢?我看也不會，因為人家不服。我們對農民檢討幾句，他就高興，積極性就提高。馬列主義者鼓勵積極性靠真理;現在我們覺得有些虛，就是真理不夠。增產數字報了那么多，實際上沒有那么多。馬克思說過，革命時容易辦蠢事。列寧也說，要正視這些蠢事。做了蠢事不要怕講，不要怕泄氣。合乎馬列主義的氣，要鼓，但是不合乎馬列主義的氣，就是要泄。虛氣泄掉，實氣才會上升。是鼓是泄，要有一個標準。這次會議的文件，就是針對缺點寫的，就是泄虛氣的。至于說，講了缺點，就被認為是對成績懷疑，對總路線怎么樣，這種現象我看不會有。如果有，就要防止。講缺點不是反對總路線，而是為了擁護總路線。何況總路線本身也是發展的，正如馬列主義也是發展的一樣。它也要通過實踐的證明，并且不斷修正補充，達到完整。所以，擁護總路線也要批評缺點，這不是同哪個人算帳。
十一、光明前途問題
前途光明，這是不成問題的。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只有兩個人，就開創了無產階級的天下。我們加入共產黨，就看到了光明前途。我們現在有成績、有希望、有辦法，國內形勢對我們有利，使我們可以繼續躍進，因此，早已是光明前途。對我們參加廬山會議的同志說來，這一點更不成問題，講不講都可以。現在的問題是要防止驕傲自滿、麻痹大意的情緒。要更多地看到存在著問題的一面。有些地方發生浮腫病，死了一些人，數字雖不大，但是問題是存在的。我們是樂觀主義者，但是問題既然存在著，也得憂慮一點。主席講的“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話中，“問題不少”一句值得特別重視。我們的勝利一個接著一個。勝利本身有消極面，因為它容易使人頭腦發熱，驕傲自滿，問題也就容易隨著產生。這一點必須嚴加警惕。去年搞了大躍進，就很容易地產生不冷靜。去年九月以后，在國際關系中產生了嚴重的驕傲情緒，氣焰很高，大國主義思想表現得相當明顯。中國人過去受壓迫，現在不斷勝利，容易產生大國主義。不碰這個釘子，氣焰還壓不下去。中央現在糾正這種現象，很必要。謙虛一點有好處。頭腦冷靜一點，傾聽一下不同意見，苦苦想一想我們的問題在哪里，把熱鍋上的螞蟻變成冷鍋上的螞蟻，就可以總結經驗，接受教訓。否則，滿足于成績，雖然心寬體胖，卻研究不了問題，接受不了教訓。
許多事情，要等待時間來證明。毛主席就講，要證明總路線正確與否，需要十年時間。我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到底怎樣，還要做起來看，要等待事實來證明。現在不要吹。農業生產能否每年保持增加百分之十，也要研究，要多想辦法，不能驕傲。我們的發展一定比蘇聯快，也應該快，因為我們有它的經驗可以借鑒，我們是“拿來主義”，把人家最新最先進的東西拿來。加上我們人口比它多，天然條件比它好，中央領導堅強，能把普遍原理同具體條件相結合。但是，我們究竟能夠快多少，還要研究，還要努力。現在不要吹，做到以后再吹不遲。我的意見是即使做到了也不要吹，讓人家吹比我們自己吹更好些。我們有了成就，人家自然而然就會來研究我們的經驗。
十二、關于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
這份意見書提出了一些問題，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很好的。但是從各方面的反應看，不少同志似乎對彭德懷同志這個出發點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這封信中的一些具體說法。其實，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績的。他說，成績是基本的。這同大家說的一樣。至于個別說法，說得多一點少一點，關系就不大。例如，他說，“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這話是對的。毛主席說，總路線正確與否要看十年。彭德懷同志說，一年就基本上證實了總路線是正確的。這估計就很高，沒有什么不足。關于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問題而言的：在煉鋼問題上，有得有失。而且從他講話的意思看，他強調的是成績。在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慮一下是可以的。至于各方面關系的緊張具有政治性的說法，我認為要看怎樣講。在刮“共產風”時，各方面的關系確實緊張。現在已基本好轉，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攻擊我們外，人民內部還有矛盾，還有些問題沒有妥善解決，我們還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考慮。
他講浮夸風，是從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估產過高說起，說它吹遍了各地區、各部門。他這樣說，是說它的普遍性。當然，各地區、各部門的情況不平衡，對某些地區、部門說來，他講的話可能嚴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風確實是嚴重的，是很大的問題，現在也并不是已經完全解決。
彭德懷同志說：“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刮“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至于說“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后了”，我認為，如果講的是一個時期的事，這樣講問題并不大。關于糾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糾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難的問題，有人說容易，有人說困難。“左”的毛病我犯過，那是盲動主義的路線錯誤，現在是局部問題，糾正錯誤肯定比過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還要看我們的工作做得怎樣。做得好，抓得緊，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十三、成績和缺點的關系
關于大躍進中缺點和成績的關系，有人提二八開或三七開，我認為是一比九的關系。但是，人家那樣說，我們也不要生氣。這些說法可以研究，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壞處。即使說是三七開，也是肯定它基本上是好的。我們肯定斯大林，但是也說斯大林三七開。當然，斯大林是一個人的問題，我們的問題性質與斯大林不同。總之，成績和缺點是客觀存在，說多說少，都不會對它有所增減。今天我對缺點講得多些，目的是為了總路線，為了更好地躍進;我并非懷疑派。有些地方措詞不當是可能的，外行人容易說外行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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