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含義作文
文化的含義作文
用一個什么樣的標準來衡定文化的價值，成了我們重新認識民族文化的重中之重，以下是學習啦小編整理分享的文化的含義作文，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文化的含義作文篇一
用一個什么樣的標準來衡定文化的價值，成了我們重新認識民族文化的重中之重
最近幾年，面對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現狀，國學幾乎成了拯救末世的救星，擔當著“大國崛起”的文化方面軍的角色。
多年來我思考一個問題：五千年的文明成為我們的文化驕傲，可為什么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倍受列強欺凌，喪權辱國的條約一個接著一個，然后是內戰;好不容易新中國建立，不料卻是運動愈演愈烈，終于引出了破壞性史無前例的“”;雖然現在我們的社會，尤其是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但還未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人均收入仍在世界排行的百名之后;新階段有新的矛盾新的危機，需得深層的改革開放，啟動卻困難重重、舉步維艱，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仍是一個距今甚遠的目標。為什么驕人的民族文化，卻不能給我們提供一個發達國家的文化基礎?因此，用一個什么樣的標準來衡定文化的價值，成了我們重新認識民族文化的重中之重。
這里首先要推出一個整體文化的定義：文化是人類為了生存與發展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于是，我們可以從生存與發展的總體上、從根本上判斷，中華民族文化進入17世紀之后逐漸顯出衰老、落后和病態;19世紀中葉，帝國主義的侵入，完全暴露了它和現代文化遙遠的距離。不作如是觀，我們就無法解釋中國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根本原因;不敢正視這個文化原因，我們就無法痛下決心，棄舊圖新，去創造利于民族發展與進步的嶄新的文化。
當然，在我們的民族遺留下來的文化中，有很多優秀的文化元素，有的堪稱現代文化的萌芽和先聲。那么，怎樣解釋傳統文化為何與現代文化相距遙遠呢?
在我們這片土地上發生過很多優質的文化現象，但并不能都成為我們的民族文化
我們有一個長久的誤解，以為凡是過去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所有的文化現象，都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那些今天看來很優秀、很進步的文化現象代表著我們的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
我以為，審視文化傳統的這個視角錯了。我要明確指出的是，并不是過去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文化現象都屬于我們的民族文化;只有那些滲透在大多數民眾心中的價值觀、道德觀、審美觀，以此形成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并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物質力量，或推動歷史進步，或阻礙歷史進步;這部分的文化才是真正的這個民族的民族文化。
從這個視角出發，我們就能認識，在我們這片土地上發生過很多優質的文化現象，但并不能都成為我們的民族文化，它們沒有達到上述的標準。
譬如，孔子的“和為貴”不僅被譽為“中華民族的文化驕傲”，甚至被看成是可以推之全球的“代表東方的文化杰作”。但歷史實踐的回答，恰恰是相反的：“和為貴”在中國屬于“稀缺文化資源”，與“斗爭哲學”、“仇殺心理”之深厚廣泛幾乎不成比例。從公元前兩千多年到發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中國大大小小的戰爭不下3800多次，當我們躺在靠椅上欣賞代表“中國智慧”的《三國演義》的時候，我們可知道這“智慧”消耗的人口是多少嗎?可以這么說，每一次曹操“眉頭一皺”，諸葛亮“羽扇一搖”，而“計上心來”，讓大家擊節叫好的時候，都是以多少人的死亡為代價的。中國大實話中最真的實話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
還有一個出自《禮記》的文化概念，歷來也被推崇為中華民族的文化驕傲，那就是“天下為公”，這同樣是中華民族最稀缺的文化資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先秦最主流的政治文化觀念。其后，備受贊揚的秦始皇統一中國，他“始”了什么呢?歷史事實作了回答：一個又一個的“家天下”;漢、唐、宋、元、明、清，哪個不是某一個家族的天下!一代代的農民革命的理想目標，不過是“彼可取而代之”的又一個“家天下”。此后的革命家們經受了五四新文化的洗禮，“家天下”的觀念遭到沖擊，卻未清洗，在另一個派生的觀念中復活并且活躍，那就是“打天下，坐天下”。顯然，“天下為公”還不能“擠”進中華民族文化之中。
那么，這些生長在中國的先進文化，應該如何定名、它們的歷史意義何在、在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中它們有無實際的作用?我把這一部分的文化稱為歷史文本文化。而劃出它們和民族文化的區別和界線，不是輕視和忽略，而恰恰是為了突出它們在民族文化發展和進步中的重大作用，這個作用就是啟蒙。
啟蒙就是要把這些先進的文化元素，逐步滲入最大多數的民眾的心中，改變并豐富他們的價值觀、道德觀、審美觀，從而更新他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轉化為嶄新的物質力量，達到推動歷史進步的目的。
只有敢于直面，敢于解析，敢于顛覆，才有民族文化的新生
無論是傳統民族文化還是現代民族文化，都是龐大復雜的系統。無論是批判繼承傳統民族文化還是建設發展現代民族文化，首先要結合歷史和現實的實踐，弄清兩者核心的文化因素。
“”十年，打著與傳統文化“徹底決裂”的旗號，很多優秀的民族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也的確遭到重創，但非常詭異的是：支撐“”啟動、持續的，恰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核心的消極因素。這再一次證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超穩定性：它能適應歷史的風云變幻，改頭換面地生存下來;每一次改頭換面，它會變得更加眩目，更加誘人;它的消極因素會發揮更大的破壞性。
那么，什么是秦始皇拿來統治中華民族的“體”(即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呢?這就是以皇權專制主義為中心的等級觀念與等級制度。秦朝之后的歷朝歷代，都承襲這個以皇權專制主義為中心的等級觀念與等級制度，即所謂“秦制”，據此施行剛柔相濟、恩威并用的統治術，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聽話”的順民，成為皇權專制主義牢固的基礎。他們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是：
按等級分配真理的真理觀。真理的源頭是實踐，是人類在實踐中對客觀規律的科學把握。而以皇權專制主義為中心的等級觀念與等級制度則把最高統治者皇帝，說成是受命于天的代言人，圣旨成了不容批評、不容懷疑甚至不容“腹誹”的最高真理。由此出發，從上到下，一級一級地把這個“真理”灌輸下去，一直滲透到每一個家庭中。于是形成了一個覆蓋全社會的人際關系的準則，那就是上對于下的管轄權，下對于上的臣服。這既是政治關系，也是道德和倫理關系，并且形成了無所不在的評價人的基本標準：聽不聽話是好與壞、優與劣的界線。
“緊跟權勢”的認知途徑。實踐、總結、再實踐、再總結，循環往復，持續不斷，是人類認識世界的科學的路線。而中國特色的認知途徑則是“緊跟權勢”，細而言之：大小高于真假，上下重于善惡，貴賤勝于美丑。是真是假，是善是惡，是美是丑，如何認識，如何判斷?不靠實踐，不靠獨立思考，靠的是皇帝的圣諭，大人的表態，上峰的拍板。
這就是幾千年來，以皇權專制主義為中心的等級觀念與等級制度的政治文化長期孕育、培植、熏陶而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特征。對此，只有敢于直面，敢于解析，敢于顛覆，才有民族文化的新生。
中國現代史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比房的思想大解放，是“”后有關真理標準的討論
我一直堅信，中國現代史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比肩的思想大解放，是“”后有關真理標準的討論。它的基本特征正是針鋒相對，直面了中華傳統文化核心的消極的文化因素――經過重新包裝而萬變不離其宗的以皇權專制主義為中心的等級觀念和等級制度。
這次思想解放是民族文化新生的契機，開辟了中華民族現代文化的發展的前景。它的突出的成果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根本上動搖了按等級分配真理的真理觀;構成了民主政治的哲學基礎;從根本上恢復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格尊嚴;體現了民主政治的人際關系;從根本上指明了人類認識世界的科學的途徑;保證了民主政治的公民權利。
這三大成果為中國現代公民生存與發展，創造了新的文化土壤。在這個文化土壤上，千千萬萬具有“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的現代公民，一定是改革開放、民族復興的無可替代的正能量。魯迅開創的以“改造國民性”為中心的民族新文化建設的傳統，在這次真理標準的討論中繼承了，發展了，打開了共和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通衢大道。
我敢斷言，能不能堅持和發揚這三大成果，對改革開放的后30年至關重要，因為它是現代民族文化的靈魂和基石，它決定一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
文化的含義作文篇二
梁漱溟老先生曾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說，文化就是我們生活的依靠，文化其實是極其實在的東西。而在我看來，文化則意味著生活的方式、觀念和主張。同樣的，文化的目的就是要能改善我們的生活，包括生活方式、觀念和主張。這樣說來，中國文化就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觀念和主張。中國文化的目的是要改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觀念和主張。這是不用再廢話了的。然而，中國文化，怎么樣才是中國的文化呢?或者說，怎么樣的生活方式、觀念和主張，才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觀念和主張呢?這個問題，似乎就不那么容易回答得上來了。
中國文化的實質
談到中國文化，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會有每個人的看法和認識。這些看法和認識，大概可以歸結為四大類別：一是贊美的態度，為5000年的中華文明而自豪，認為非常地了不起;二是詆毀的態度，把中國的落后歸結為幾千年的中國文化，認為如果不是傳統文化的束縛，我們早就是世界第一強國了;三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總體上趨于肯定，認為可以繼承和發揚光大;四是既有否定也有肯定，總體上趨向否定，認為傳統文化最好還是作為古董文物才更有價值。這四種態度，應該說都有各自的道理和看問題的角度。
然而，我們談論中國文化的目的，不是為了逞口舌之利，爭一時的意氣或逞什么個人的威風。我們的目的是要繼承和發揚中國文化，因為這是我們中國人立身的根本。這就好像我們的身體，盡管這個身體時常會生個病，或碰個傷口什么的，不時地會讓我們不舒服，讓我們不好過。可我們還是得每天要吃飯來喂養它，穿上衣服來保養它，時不時地還要去做體育鍛煉來強健它。同樣的道理，我們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也應該是這樣出于愛護和發揚光大的務實、積極而有效的態度才對。
那么，怎樣才是務實、積極而有效的態度呢?
“務實”，就是我們最起碼要去尊重歷史，尊重事實，尊重大家的共同選擇。
“積極”，就是盡量去避免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問題，盡量去避免帶著個人的情緒來看待問題，盡量去避免帶著不可告人的惡意來混淆問題。戴著有色眼鏡，帶著個人情緒，帶著不可告人的惡意，這些都屬于消極地對待問題，這樣往往就會容易產生偏見和對抗，不利于問題的最終解決，反而會干擾和妨礙了問題的解決。
“有效”就是要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為目的。也就是說，提出問題是為了要解決問題，而不是去作無謂的爭論，那是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的。
事實上，我們所要討論的中國文化，在現實中一直就存在著兩種區別很大的不同認識和看法。一個就是說中國文化應該包括中華民族內各民族的所有文化，各民族文化之間應該是相互尊重和平等存在的關系。還有一個，就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文化，就是以漢文化為主，以其它各民族文化為輔的中國文化。正是這樣一個主次分明的中國文化，所以才會形成諸如“炎黃子孫”、“華夏兒女”和“龍的傳人”等等的說法。應該說，這兩種認識和看法代表了兩種根本不同的心態和立場。
一個是從務實出發，一個是以正統自居，各有各的主張，各有各的道理。然而，究竟哪一種看法，是真正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實質呢?
我們經常說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到底是怎么個博大精深呢?當然就是體現在它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上。但是一旦回到現實當中來，往往會有很多人好像就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所說的中國文化，不單單是指從炎黃時代開始的華夏文化，以及由華夏文化一直逐步演變成為后來的漢文化，還要包括中華民族內各個民族的所有文化，像蒙古文化、西藏文化、維吾爾文化、滿文化、哥薩克文化、傣家文化和朝鮮文化等等，有多少不同的民族就有多少不同的民族文化，有多少不同的山水風情就有多少不同的鄉土文化，有多少不同的鄉民就有多少不同的民俗文化。所有這些民族的、地方的和民俗的文化，都應該是包含在中華民族的范疇里的中國文化。也就是說，即便是漢文化，除了常見的經史典籍，也還有在民間口耳相傳的民俗文化，也還有各地風采紛呈的鄉土文化。例如：由于中華大地的遼闊廣遠，加上歷史的悠久而逐步形成的河洛文化、齊魯文化、燕趙文化、三晉文化、嶺南文化、徽文化、湖湘文化、荊楚文化、閩南文化、巴蜀文化等眾多豐富多彩的鄉土地域與文化。事實上，這些民間的地域鄉土文化和民俗文化比經史典籍里的所謂秀才文化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更大。而中國的老百姓們，常常更多的是通過民間傳說、戲曲或小說，通過當地的道觀寺廟和歷史遺跡，通過祖祖輩輩的言傳身教來感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和神韻的。
說到底，中國文化的深層內涵，就是如何讓生活過得更舒適愜意，也就是所謂的怡情適性和陶然忘機的神仙境界。能夠做到榮辱不驚、神定氣閑，這才是真正的學問。能夠把這種安詳寧靜讓別人也能感受到，并和大家一同分享生活的樂趣和喜悅，這才是真正的中國文化。
炎黃子孫、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來歷
想要弄清中國文化，就要先弄清中國的概念。想要弄清中國的概念，就要先去了解中國歷史，從歷史的事實真相中去探源究本。然而歷史的事實真相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了解清楚的。即便是正史的記載，它也多多少少地摻雜了編纂者的思想、觀念和主張。如此一來，我們就要把放眼歷史長河中的目光收回來，來看看當前腳踏實地的現實。畢竟很多歷史中找不到的答案，往往就會深深地躲藏在現實生活中，不時地伺機來故伎重演。
就拿“炎黃子孫”這個說法來講，早就不止一個歷史學者提出來，要慎重使用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舊說法，可一直還是會有人不時地掛在嘴邊，生怕不這樣說就會顯得他沒學問似的。那么為什么說這是不合時宜的舊說法呢?還是讓我們先來看看“炎黃子孫”這個說法是怎么來的吧。
“炎黃子孫”的說法，來自遠古時期炎帝與黃帝的傳說。那時大約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當時有三個較大的部落，他們分別是：蚩尤部落、黃帝部落和炎帝部落。這三個部落所居住的地方，大約就是中國的黃河一帶，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中原地區。大約是由于天災人禍，先是部落的遷移引發了沖突，然后沖突不斷地升級就導致了大規模的決戰，最后就產生了最終的炎黃部落。
起先，是炎帝部落向東遷移的時候，與蚩尤部落發生了沖突。后來炎帝被打敗后，就去聯合了黃帝部落，最終打敗了蚩尤。這就是傳說中非常有名的“涿鹿之戰”。過了不久，據說是因為炎帝要爭做老大的緣故，結果炎帝和黃帝這兩個部落又打了起來。這就是傳說中同樣有名的“阪泉之戰”。最后還是炎帝被打敗了，炎帝失敗后就歸服了黃帝部落。再后來，由于黃帝部落的影響越來越大，于是在中原地區的居住民們，就都自認為是黃帝的子孫。再以后，由于炎帝當時也作了很多的貢獻，很多傳說里說他就是那個神農氏。神農氏就是日嘗百草，發明了許多農作物和中藥的那位古人，所以，為了紀念炎帝和黃帝的偉大貢獻，發源于中原地區的華夏族人，也就是漢朝以后的漢族人，漸漸地就開始自稱是“炎黃子孫”。
根據當代歷史學與考古學的專家們已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確定夏代始年約為公元前2070年。這樣，根據史書上的記載，黃帝大約是在夏朝之前一千年左右。如此一來，中華文明從黃帝時算起，就有大約5000年左右的歷史了。這也就是“5000年中華文明”一說的由來。
但是，為什么現在再用這樣一個說法，已經是不合時宜了呢?這就是我們在一開始就提到的，如今的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乃至中國文化，已經遠遠不是一個漢文化所能全部概括和代表的了。
那么，“中華”這個稱呼又是怎么來的呢?“中華民族”的稱呼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還是在春秋時代的時候，中原地區的居住民們經過長期的融合變化，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大的主要部族，也就是漢族的前身：“華夏族”。后來到了周朝，也就是西周初年，周成王即位后，輔助成王治政的周公便在原先的洛邑城(約為現在的河南洛陽地區)的基礎上，重新營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新都城，這就是史稱“周公營建洛邑”后的“新洛”，又被稱之為“中土”或“中國”。這樣，“中土”、“中國”和“華夏族”合在一起，就被稱為“中華”。由此以后，“中華”也便逐漸成為整個中國的代稱。
由于漢朝時期的輝煌強大，生活在中原地區的人們漸漸地開始被統稱為“漢人”，以致包括華夏族在內的漢朝各民族，也就漸漸地演變成了至今的漢族。到了現代，以漢民族人數為最多的中華民族，就成了中國各個民族的總稱。
然而我們知道，中華民族是由一共五十六個民族所組成的。除了漢族，還有：蒙古族、回族、藏族、維吾爾族、苗族、壯族、布依族、朝鮮族、滿族、侗族、瑤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薩克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保安族、布朗族、達斡爾族、德昂族、東鄉族、獨龍族、俄羅斯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仡佬族、赫哲族、高山族、基諾族、京族、景頗族、柯爾克孜族、拉祜族、珞巴族、毛南族、門巴族、仫佬族、納西族、怒族、普米族、羌族、撒拉族、畬族、水族、塔吉克族、塔塔爾族、土族、佤族、烏茲別克族、錫伯族、彝族、裕固族、阿昌族等55個民族。
因此，來源于炎黃二帝、華夏族和漢族的“炎黃子孫”和“華夏兒女”，實際上已經確實不太適合作為整個中華民族的代稱了。
例如，在《統一與分裂》這本非常有影響的學術專著里，作者葛劍雄教授就特別強調地說道：“近年來，‘炎黃子孫’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范圍越來越廣，由文人學者擴大到社會各界，并進入了政府要人的談話和官方文件，大有取代‘中華民族’或‘中國人民’二詞的勢頭。這不能不引起稍有歷史常識的人的不安。”為什么會感到不安呢?就是因為如今的中華民族早已經不能簡單地用“炎黃子孫”來概括了。葛教授緊接著繼續論證說：
從秦漢以來，由北方進入黃河流域的非華夏民族至少有匈奴、烏桓、鮮卑、羌、氐、羯、丁零、突厥、高麗、回紇、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維吾爾、回、滿等，其中有的來自遙遠的中亞和西亞。這些民族中，一部分又遷回了原地或遷到中國以外去了，但相當大一部分加入了漢族，有的整個民族都已經消失在漢人之中了。在南方，隨著漢人的南遷，原來人數眾多、種族繁雜的夷、蠻、越、巴、棘、僚、俚等等，有的已經完全消失，有的后裔的居住區已大大縮小，原來他們的聚居區大多已成為漢人聚居區。南方的漢人事實上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他們的子孫。所以，在今天的十億漢人中，地道的炎黃子孫反而是“少數民族”。即使是漢人，如果只認炎帝、黃帝這兩位老祖宗的話，也有點對不起自己的親祖宗了。
何況今天的中國擁有五十六個民族，非漢族的五十五個民族中，像俄羅斯、塔吉克、烏茲別克等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同炎黃二帝拉上血統關系，難道他們也得稱為“炎黃子孫”嗎?在臺灣和東南一些海島的先民中有馬來人的成分，豈能濫用炎黃子孫的概念?
由此，我們說，既然中華民族是中國國內各民族的大融合，那么，中國文化也應該是中國國內各種文化的大融合。當然，我們并不否定具有5000年歷史的中華文明在其中的積極和主導作用。實際上，正是中華文明有著這種“海納百川”的胸懷，這種“吐故納新”的特性，才會一直延續到今天，而且依然具有強盛的生命力，繼續不斷地吐故納新，進而發揚光大。
在這個問題上，葛劍雄教授總結得非常好，他說：“世界上大概不存在絕對純血統的民族;如果有，也必定會退化以至消亡。華夏族由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發展到今天這樣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并非只是依靠了祖先的偉大或血統的優良，而是由于不斷大量吸收了其它民族，凝聚了各民族的精華。同樣，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來自組成她的各個民族，來自各民族自身的創造力和共同的凝聚力。”
最為突出的一個例子，就是中華民族對佛教文化的繼承和發揚。佛教的發源地是印度，流傳到今天大致分為三大語系：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南傳佛教。這其中，中國就占了兩個半之多，中國云南省的傣族、德昂族和布朗族等民族信仰的佛教就屬南傳佛教。中國西藏和青海省等地的佛教就屬藏傳佛教。而遍布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漢傳佛教，不但形成了自成一統的大乘佛教體系，而且還產生了法性宗、瑜伽宗、天臺宗、華嚴宗、禪宗、凈土宗、律宗和密宗等八大流派。尤其是有著中國特色的禪宗，一直影響和扎根到了日本、朝鮮和越南，甚至現在歐美也逐漸有越來越多的人對禪發生興趣。
如此看來，即便是被稱為正統的中華文明，例如其中的漢文化，也不單單只是華夏文化一脈因循的結果。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中華文明，早就已經是包括了漢文化、藏文化、蒙古文化和維吾爾文化等多種文化在內的多元化文明，是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和各地居民等各種文化的共同累積和沉淀。
也就是說，我們一定要弄清楚，傳統的中華文明與新中華文明(即新時代的中國文化)，還是有著很大的區別的。區別在哪里呢?區別就在于：傳統的中華文明是以繼承了華夏文化的漢文化為正統，有“夷漢”之別。而新中華文明則不存在什么“夷漢”之別，是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對待的各民族文化的共同融合。這個新中華文明，不但繼承了傳統的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內各民族的傳統文化，而且還吸收了全世界各個國家民族的先進文明。就像傳統的中華文明是吸收了中華民族內各民族的精華一樣，新中華文明也將是同樣地吸收了全世界各個國家民族文化精華的結果。
文化的含義作文篇三
文化的本質是“人化”和“化人”
“文化”主要是個動詞。梁漱溟說，文化歸根到底也就是“人的生活樣式”。要聯系人的活動方式和過程，注重人的“生活樣式”來理解文化。總之理解文化就是理解人。
什么是文化?“文化”這個詞，一向有從小到大、從狹到廣的多種涵義。在中國民間，曾把“識文斷字”，即上過學，受過教育，有知識，就叫做“有文化”。這大概是最狹義的文化概念了;在學術上給文化作界定，又往往把它說成是“人類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在內，成了一個幾乎無所不包的廣義概念;而我們現實中所強調的文化，則是特指“觀念形態的文化”，即由思想理論、宣傳教育、新聞出版、文藝演出和文物管理等構成的領域，這是介于最“小”和最“大”之間的“中”義文化，實即“精神文化”。而這些都僅僅是從概念的外延方面來說的。
從內涵的方面理解什么是文化，歷來也表現出很大的模糊性和隨意性。據考證，世界上給文化下定義的權威說法有二百多種。沒有一個公認的精確定義，多是因為下定義的學科本身角度和層次不同;而“文化”又正是一個能夠覆蓋多數學科的視野。
關于文化的本質，在肖前教授等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一書中，曾給出了一個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風格的簡要表述：“文化即人化”。這個表述，可以說是總結了歷史上中西文化觀中最重要的核心和實質內容。
從辭源上看，早在《周易》里，中國古人就有“觀其天文，以察時變;觀其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說法。據此產生的“人文化成”應該是漢語言中“文化”一詞最早的形態。古語“文”字原指“色彩”、“紋理”,引申為事物的“道理”(結構、秩序等);“化”就是“變、改變”，“使……(完全地)變成……”。這樣“人文化成”就可以解釋為：用人文的道理來造就人的世界;“文化”則表示用人的標準和尺度去改變對象的行為過程及其結果。
在英語等外文中，“文化”(Culture)一詞來自拉丁文，它的原始含義是“耕作”。后來用于指稱人工的、技藝的活動及其成果，還擴展及風俗習慣、文明制度等。英國學者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較早說明，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后來美國克魯克洪和克虜伯概括為：“文化是歷史上所創造的生存式樣的系統”;巴格比將文化定義為“社會成員的內在和外在的行為規則”，但強調其中不包括來自遺傳性的那些規則;德國李凱爾特說得更明白：“文化”是一個用來區別于“自然”的概念，“自然產物是自然而然地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東西。文化產物是人們播種之后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總之，盡管有許多不同說法，卻可以看出其中共同的基本意思：文化就是按照“人”的方式和標準，去改變環境和人自己的。
《蘭亭序》，晉代書法家王羲之在紹興撰寫。其文書法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與顏真卿《祭侄季明文稿》、蘇軾《寒食帖》并稱三大行書書法帖。
中西辭源顯現了共同的內涵。說到底，文化就是“人化”和“化人”。“人化”是按人的方式改變、改造世界，使任何事物都帶上人文的性質;“化人”是反過來，再用這些改造世界的成果來培養人、裝備人、提高人，使人的發展更全面、更自由。“化人”是“人化”的一個環節和成果、層次和境界。
“文化”這個詞，無非是用一個整體性的抽象概念，給人類生存發展的這種根本方式、基本過程、基本狀態和總體成果本身，作出了一個概括性的描述。所以恩格斯說，對人類而言，“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
這樣理解文化的本質，要注意兩點：(一)文化是一個最體現“以人為本”的概念。文化并不在人之外而獨立存在，它不是一個“筐”，倒像是“顏色”(任何物體都有顏色)。文化是任何人的活動都具有的“色彩”的，也就是人的思想、感情、活動及其結果中所包含并表現出來的特征和意義;(二)“文化”主要是個動詞。梁漱溟說，文化歸根到底也就是“人的生活樣式”。不要把它只當做一個名詞，企圖尋找某個現成的“東西”來代表文化，而要聯系人的活動方式和過程，注重人的“生活樣式”來理解文化。總之理解文化就是理解人。
附帶談談“文化”(Cultura)與“文明”(Civilization)的關系。國內常有人問這個問題，其實是由語境差別所帶來的困惑。在國外很多論述中，這兩個詞并沒有統一明確的分工。有的喜歡用Cultura，有的喜歡用Civilization，也有的兩者并用，但不強調其間的差別，但各種表述的意思大體相同。把不同文本譯成中文后，卻顯得有點亂了。因為在漢語中對這兩個詞歷來是有斟酌的。特別是當我們有了“兩個文明建設”的提法以后，更賦予它們一種當代中國式的分工和界定：嚴格說來，“文化”是相對于“自然、天然、本能”狀態而言的，屬于描述性、中性的概念;“文明”是相對于“蒙昧、野蠻、落后”等狀態而言的，是一個評價性、褒義的概念。也就是說，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文明”被用來表示文化中積極、有效、肯定性的成果和形態，它與“文化”之間是一種蘊涵關系。我們這樣去約定和使用兩個概念，就不會猶豫含混了。
文化是“體”與“魂”的統一
借用黑格爾的一個比喻來說：文化像洋蔥頭，它的皮就是肉，肉也是皮;如果把皮一層層剝掉，也就沒有肉了。
作為人的“生活樣式”，文化總是有很多顯形的“體”，每一種“體”的形式下都負載著隱形的“魂”。要觀察和理解文化，不僅要見其有形之體，更要識其無形之魂。體載魂、魂附體，魂體統一構成了生機勃勃的文化體系。古往今來，世界上各地區、各民族乃至各行業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體系，每一文化體系都是它自己的“魂體統一”。
始建于北齊，位于河北涉縣的媧皇宮，是神話傳說中女媧補天的地方。
廣義文化之“體”，簡單說就是人的社會生活本身。構成文化之體的形式，如同生活本身一樣極其繁復。經過抽象概括，我們可以把它扼要表述為：以主體為“原點”，由“四個層面”構成，按“兩大環節”運行的系統。
四個層面。指一個文化體系的靜態構成，通常包含四個基本的層面。按照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由顯到隱的順序來說，這四個層面大體是：
(1)社會風俗、行為習慣、實踐風格層面，即通過人們的共同行為表現出來具體面貌，包括在器物、飲食、服飾、宗教、藝術等日常生活習俗方面表現出來的具體樣式和特征。這是每一個文化體系自身歷史地形成的實際形象;
(2)規則規范體系層面，即在人們的思想感情和行為中被認同和遵循的導向、分寸和界限，如道德規范、法律體系、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政策措施等。它通過要求和引導人在任何事情上“怎樣去做，不怎樣去做”，來顯現和保持一種文化體系的性質和特征;
(3)社會(共同體)的組織制度和運行機制層面，即人們怎樣組織起來，怎樣分擔生活的權利與責任，如何行使并監督權力的整套方式和程序。這實際是人們的社會地位、利益關系的結構和秩序的體現，主要表現于經濟和政治的基本制度、體制層面;
(4)核心價值或基本理念層面，主要是指一個文化體系最終“為了誰、為了什么”的定位與導向。它處于文化體系最深層內核的位置，向外展現為制度和規范體系的制定，并經過長期反復的實踐，最終落實為一定的風俗習慣。
兩大環節，是指文化的“生產”與“消費”。這是一切文化體系必有的動態結構。馬克思說，人類每天都在重新生產自己的生活。這里不僅指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也包括精神生活的生產和人本身的生產。生產出來的東西最終供人來消費，消費也是一定意義的生產。文化生產和消費的循環前進，必然推動上述四個層面不斷地更新。所以，文化從來不會停止不動，而是總在不斷地發展更新。
從這個角度理解文化建設，要特別注意文化生產與消費的互動關系。對于所謂“高雅文化、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大眾文化”，要把它們看做是同一文化體系自身生產與消費過程的必要形式和環節，并努力通過它們之間良性的互動和循環，來實現文化的發展繁榮。決不應將它們割裂開來，人為地加劇人與人之間社會地位、精神權益的分化對立。一個原點，即主體的自我認同和定位。一種文化體系的主體是什么人，作為主體的人們怎樣認同自己的社會地位、權利、責任和使命，以及自己與其他主體的關系，等等，這是最深層的、根本的定位。主體定位，就像坐標系的原點決定著整個坐標系一樣，決定著整個文化體系的社會性質和歷史命運。只有站在這個立場上看待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才能正確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認清當下的形勢和任務，明確自己的權利與責任，從而作出振興中華文化的正確選擇。反之，如果在主體意識方面不清醒，或有意無意地將中華民族主體分解、虛化，就會導致整個價值體系錯位，陷入文化迷失狀態。
總之，每一個文化體系都是以其主體的存在為基礎，以主體定位和定向為核心，通過主體思想和行為在若干基本層面的動態表現所構成的。要想文化之體更健，就要使上述要素都得到充分、和諧的發展，包括人們的文化生活充實，服務于它的文化產品豐富，文化體制和規范健全，也包括文化的主體精神鮮明，文化之魂“正”。
魂在體之內，不在體之外。“魂”是指人在文化活動中所追求、所把握的方向和尺度，其核心是價值和價值觀念體系。例如對于一個精神文化體系來說，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教育、傳播、文博、旅游、休閑娛樂等精神活動的領域和形式，是體;而其中所遵循和追求的“精神”，即理論觀念、思想方法、價值導向、趣味境界等，則是魂。一般來說，我們要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面對什么樣的人、物和環境，處理什么問題，動用什么資源等，屬于“體”的問題;而“為誰做”、“為何做”、“怎樣做”等等，即做事的目的、原則、方式等可統稱之為“做法”的精神，則是它的“魂”。
魂具有“潛在性”或“隱形性”。猶如戲劇表演中的“潛臺詞”決定臺詞的表達一樣，文化之魂決定著文化之體的形態和走向。我們生活中的“潛臺詞”，聯系著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模式、情感取向等，決定著人們具體行為的“做法”和效果。從大的方面可以說，有史以來人類所做的“有形之事”都大體相同，無非是生產生活、社會交往、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但是，正由于“做法”不同，才造就了各種不同的文化樣態和傳統。可見“做法”比“做什么”更能代表靈魂，“做法”造就文化的特質和面貌。
談文化時，牢記“魂在體之內，不在體之外”是非常重要的。借用黑格爾的一個比喻來說：文化像洋蔥頭，它的皮就是肉，肉也是皮;如果把皮一層層剝掉，也就沒有肉了。這個特點，告訴我們要善于從每一層具體的事物和形式入手，去體會和把握“魂”之所在，通過自覺的實踐去尋求“魂正，體諧”。也就是說，無論做什么事情，越是懂得從端正“潛臺詞”入手，把功夫下到“隱形”的層面，校正路徑，講究做法，才越是有利于增強自覺，提升素質，走向高境界。
但在現實中卻有一種偏向，就是往往更在意文化的“體”，只急于找到能夠看得見、摸得著、抓得住的東西，以為有了“抓手”就一定能有所作為;卻不注意它的“魂”是什么，為了體現這個魂，更應該注意什么，怎樣做。在這種情況下，往往越是“重視”文化，就越是容易導致文化浮躁、形式主義和急功近利。浮躁本身是一種魂不到位或“魂不守舍”的文化，它往往越是想在文化上做出成績，就越是顯得“沒有文化”。這是因為，體和魂并不是固定不變的，二者之間更不是自然地一一對應的。一體多魂、一魂多體的現象很常見。
例如，近年來關于是否要重建某些古跡文物(如圓明園)的爭論，就很能夠顯示體與魂關系的現實性、復雜性和深刻性。有些人熱心在遺址上大搞重建，其想法，或者是要通過“重現昔日的輝煌”來“弘揚傳統文化”，或者是利用文化資源來“發展旅游(文化)產業”，拉動經濟。有些人則表示反對，他們或者認為，與其耗費大量資源去重建已經消失的東西，不如保護好現有的遺址，保護文物和弘揚傳統文化，可以有其他更合理有效的載體和形式，不宜大搞形象工程;或者認為，輝煌并不在于奢華，應將資源更多投入民生;更有文化學者指出，時下對某些古跡的直接重建，往往忽略了中間一段世事滄桑，并不是尊重真實的歷史。為了眼前功利而割斷或掩飾歷史，這種膚淺和草率，恰恰顯得更“沒有文化”，等等。
這種爭論表明，同樣的體可以載不同的魂，一樣的魂也可以附多樣的體，“閃光的不都是金子”。問題在于，我們究竟要以什么樣的魂去附什么樣的體?在這個關乎文化層次和境界的問題上，特別需要保持清醒的自覺、明確的方向和不渝的執著。
文化建設貴在固“本”強“基”
在每一種文化形式、每一個文化環節、每一項文化工作中，都有一個是否敢于和善于以人的生存發展尺度去衡量和選擇的問題。
要使國家成為“文化強國”，使人民“更有文化”，就要理解文化的本性和規律，自覺地、嚴格地遵循它的本性和規律去“強魂，健體”，使之“根深葉茂，本固枝榮”。
根據文化的本質，可以說人本性和主體性、實踐性和歷史性是文化的主要特性。理解和把握這些特性，可以成為我們文化自覺的起點，并為文化建設提供必要的原則和尺度。
人本性和主體性是文化的根本特性。“人本性”是說，文化從根本上就是屬人的，談文化就意味著，在世界萬物中，我們永遠要以人為本，面向人，理解人，為了人，而不是以人之外或之上的什么“神”、“物”、“原則”、“絕對觀念”等等為本。人本性的進一步現實表現是“主體性”。主體性是說，現實中不同的人群(民族、國家、階層、行業等)有不同的文化，每一文化都呈現其主體的生活樣式，關系著主體的權利和責任。主體定位，既是文化體系的“原點”，又是其“魂中之魂”。
按照文化的人本性和主體性，我們一方面必須理解尊重世界上多元主體的文化權利和責任;另一方面必須增強自己的主體意識，自覺地擔當起對自己文化的權利和責任。
實踐性和歷史性是文化建設的切實根基。“實踐性”是說，文化是由人“活”出來的，靠人“做”出來的，不是單憑“想”和“說”就能造就的。任何文化體系的形成和改變，都以其主體的生存發展實踐為根基，貴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堅守、探索和創造。“歷史性”是說，一種文化的形成和演變，歸根到底是其主體實踐過程不斷自我凝聚、升華、積累的產物。社會發展史上的遺傳和變異、繼承和改造、經驗和教訓，多以“凝聚態”或“沉淀物”的方式保存于它的文化之中。所以“傳統”往往最能顯示文化的連續性與變動性。
人本性、主體性、實踐性、歷史性等是構成文化之“魂”的主要因素和特征。看一種文化的強弱興衰，或考察一個文化體系的生命力，首先要看它這些“魂”的要素是否端正、充實、到位。例如：它是否真正保持了以人為本?以什么人為本，這些人是否是實踐的主體，是否屬于人民大眾?它是否深深地扎根于主體的歷史和實踐，從而有足夠的資源和底蘊?這種文化在“顯”的和“潛”的層面之間，是否保持一以貫之、相得益彰?等等。如果這些是肯定的，那么這種文化就一定興盛而堅強;反之則必然羸弱衰敗，經不起別種文化的沖擊。
文化之強源于魂強，而文化之魂欲強，則貴在自覺、齊心。那么，怎樣才能讓人齊心呢?這里不妨舉一個“節日文化”的例子來分析：近些年來，我國一些傳統節日有被淡化的跡象，而某些“洋節”卻自發地紅火起來。不少人對此甚表憂慮。政府和民間想了許多辦法，也有一些實效，但仍難解除“春節年味兒越來越少”，傳統節日越來越“有名無實”的感嘆。顯然，這里有一個問題須待解決：形成于農業和鄉土生活方式的傳統習俗，如何貼近現代化的城市生活?解決這個問題，也許正是振興傳統(節日)文化的關鍵。
一般說來，傳統節日的價值和魅力，大多在于讓那些平時以個體方式分散活動的人們，以一定的理由和形式聚會起來，以表達和享受相互間的情誼與關愛。這正是文化中的“節日之魂”。而如今生活在現代城市中的人們，平時飽嘗忙碌和擁擠，更在意節日的是“放假”，以享用平時難得的個人休整、娛樂和交往自由。要知道，自2011年起，我國城市人口總數第一次超過了農村，城市生活將越來越成為主流。在這種情況下，要讓人們樂于聚會，就不能僅僅沿襲舊的理由和形式，而需要重新挖掘“節日之魂”，提供新的具有普遍性的理由和形式，使人們樂于和易于參與。比如，我曾對春節與西方圣誕節加以觀察比較，發現在滿足人們“回家團聚，享受親情”這一點上，二者是一樣的;而出現一個圣誕老人，用來表達對孩子們的特殊關愛，從而帶動了節日氛圍，這是“圣誕節”的顯著亮點，卻為我國春節所缺少。當然，我國春節本有“生肖年”之說，即相當于有12個中國式的“圣誕老人”。可惜的是，我們歷來“龍年說龍，虎年說虎”，總不與人相關。我想，為什么不能借此來說說“人”?如果每逢春節，大家都來給進入“本命年”的人一份特殊關愛，使每個人、社會各界都有機會參與，從而創新過年的形式，逐漸形成新的風俗。如果這樣，春節還會淡化嗎?
從“節日文化”這個側面可以看出，在文化上“以人為本”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結論，更不是一個空洞口號，它總是可以并應該“于細微處見精神”的。實際上，事無巨細，唯有以人為本方得人心，同甘共苦方能齊心。這是文化建設的“訣竅”。從大的方面說，一種文化形式的強弱興衰，根本在于它與主體人的生存發展的聯系。一種傳統文化的命運，取決于它對人的發展的意義：它是否能夠反映社會發展要求和人民的利益?是否能為主體的生存發展提供最大的資源，包括精神資源(如道義資源、智力資源等)和制度資源(如體制空間、機制活力等)?如果能夠，它就仍然是先進的、有強大生命力的文化;反之，它就成為落后的甚至反動的文化，必然衰落。從細的方面說，在每一種文化形式、每一個文化環節、每一項文化工作中，都有一個是否敢于和善于以人的生存發展尺度去衡量和選擇的問題。只有處處做到尊重和理解人的權利與責任，充分信任并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和智慧，我們的文化建設才能固本強基，獲得不盡的資源，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挺起中華文化的脊梁
我們中華民族正在迎來自己命運的一次重大轉折。昔日的苦難和輝煌，今日的挑戰和未來的風險，都只能由我們自己承擔。所以，在新的時代、新的挑戰面前，我們最需要的是一種文化自覺和文化擔當。
源遠流長、博大深邃的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千萬年生命歷程的凝聚;生長建設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當代中華文化的先進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來源于它既體現“社會主義”的一般本質和特征，從而具有世界歷史性和時代性內涵;也體現“當代中國人”的實踐方式和成長歷程，從而顯示中華文化特有的底蘊和力量。
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社會主義文化的靈魂。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可以說，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各個領域消除剝削、兩極分化等不公平現象，最終實現全體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共同富裕”這種前所未有的社會公平和公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原則和核心價值，也是社會主義文化所特有的精神實質和歷史承諾。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全部任務，都是要圍繞這一核心展開，意在使這一靈魂顯現于文化生活的各個層面、各個環節。在中國、由中國人來建設社會主義，當然就要由中國人擔當起權利和責任，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作出無愧于歷史的抉擇和努力，走出中國自己的成功道路。而中國人血管里流淌著的，正是中華文化的血液。我們的一切取舍判斷、言行效果，都離不開中華文化的土壤，也無不在驗證著傳統文化的強弱得失。我們中華民族正在迎來自己命運的一次重大轉折。昔日的苦難和輝煌，今日的挑戰和未來的風險，都只能由我們自己承擔。所以，在新的時代、新的挑戰面前，我們最需要的是一種文化自覺和文化擔當。
文化自覺，本質上是一種主體意識的清醒和執著。而“主體性的迷失”，即忘記整個中華民族是一個完整的、連續的主體，通過無視或割斷我們自己的歷史，把現實的主體加以孤立和虛化，則必然會導致文化上的“不自覺”。例如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就是無視或回避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現實，認為我們自己的歷史已經完結，今后應以別人的文化作為我們的圭臬;而文化復古主義的態度，則是把今天的自己與昨天前天的自己割裂開來，認為今天并不是對傳統的某種繼承和發展，而是“斷裂”，出路則在于回到昨天甚至前天。虛無主義和復古主義的共同點，是實際上拒絕了要以今天為立足點的文化自覺和擔當。
文化擔當意味著，我們要更加清醒地反省自己、定位自己、把握自己，并通過科學的發展來全面地實現自己的民族復興。最重要的是，投身于民族振興的事業，在實踐中去觀察、思考和檢驗我們的文化，同時保持對自己理想與目標的把握和執著，不泥古，不崇洋，不迷權，不媚俗，不畏強，不凌弱，不怕像誰，也不怕不像誰，堅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在新的高度上實現新的文化自立自強。
隨著國家興旺和國力日益強盛，中國人的文化擔當也越來越被國外的人們所重視。在其他國家和民族那里，對中國人文化擔當的重視，雖然含有各種不同的復雜意味，但其主流還是期待著，重新崛起的中國國家和中華民族，能夠自覺地以自己的文明風范，給這個動蕩不寧的世界帶來更多的進步、光明與和諧。所以，我們的文化擔當既是我們自己的事，也是世界和人類的希望。中國人一定要挺直自己的文化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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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于文化的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