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哲學史論文(2)
科技哲學史論文
科技哲學史論文篇二
哲學史的重擔
哲學家艾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說過“所有的西方哲學都是對柏拉圖的注釋。”盡管這個說法從字面上理解是不真實的，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蘇格拉底的朋友對后來哲學著作的強大影響。汗牛充棟的著作都是來探討他的基本觀點以及這些觀點對后人的影響。完全可以這么說你不了解柏拉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學。
但是如果用影響力作為理解哲學史上人物重要性的標準，如果人們應該熟悉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然后再自己“搞”哲學，那么，需要對其著作進行研究的哲學家的名單中都包括誰呢?我們應該關注哪些人?阿奎那(Aquinas)，笛卡兒，康德，馬克思?還是貝克萊(Berkeley)，休謨(Hume),穆勒(Mill)杜威(Dewey)?還有諸如布魯諾(Bruno)，費希特(Fichte)，維科(Vico)費爾巴哈(Feuerbach)等被有些人認為幫助形成哲學探索本質的思想家，卻被大多數專家作為哲學史上最次要的人物?如果要了解的話，對他們的著作到底要了解多深?學習者必須沉浸在“赫赫有名的大家”浩瀚的著作海洋中呢，還是對他們的各種觀點熟悉一下就夠了?當然深刻了解和盡可能多地弄清數千年哲學史上的不同觀點是非常有好處的。如果有時間和精力，當然是個值得追求的目標。但是我們中很少人可以像暢銷書《西方哲學史》作者像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那樣活到97歲的高年紀等優越條件。盡管他年紀高，對哲學前輩非常熟悉，連他也被批評對哲學家們的介紹非常膚淺(好處說)甚至是充滿偏見(壞處說)。他自己也說他能夠誠實地說完全看懂了著作的哲學家只有萊布尼茨(Leibniz)一個人。
在非常真實的意義上，哲學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這個內容上。閱讀和理解被普遍認為偉大思想家行列中固定成員的相對少數的哲學家的作品，將花掉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還不考慮關于這些作品的第二層的甚至第三層的文獻所需的工夫。
那么我們怎樣對待千百年來不斷積累的大量內容呢?哲學史的內容將繼續增加，未來的人將不得不研究古代和現代哲學家(我們試圖吸收從古希臘泰勒斯(Thales)到羅蒂(Rorty)到的21世紀早期的哲學家)，還要研究未出生的偉大或接近偉大的哲學家們。什么時候到頭呢?哲學家們命中注定要投入在思想的汪洋大海中嗎?
最常用的技巧就是簡單地忽略哲學史上的某些整個階段，認為這些階段不是很重要，可以徹底拋棄。確實，哲學史課程和多數的調查都顯示一般來說總是刪掉中世紀時期(大約從公元300年到公元1600年)一千多年的思想史。這么做的人的態度被沃爾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非常好地總結出來了，他說“中世紀哲學和希臘和現代哲學都差別很大，連叫同樣的名字可能就會造成誤解。如果哲學被定義為追求真理，包括辯論和證據，不使用權威，不管它們可能帶領我們到哪里，常常達成不可預知的結論，那么，中世紀哲學根本就不配稱為哲學。”(《異教徒信仰》(The Faith of a Heretic), 1961, p.31)
這種冷漠的神態是非常讓人擔心的。人們應該真地忽略比如奧卡姆(Ockham)圣奧古斯丁(Augustine)波愛修(Boethius)阿伯拉爾(Abelard)摩西•邁蒙尼德(Maimonides)阿威羅伊(Averroes)這些哲學家嗎?因為他們不是真正的哲學家?把他們定義為根本不存在好像是卑鄙的行為。他們對哲學史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認為他們不關心真理追求，只是試圖把自己觀點與神學理論吻合起來的說法當然是誤解或者簡單化。如果情況果真如此的話，奧卡姆就不必要逃避教皇的憤怒，阿威羅伊也不必擔心死在狂怒的牧師手里，阿伯拉爾也將生活得自在舒服了。
太多的哲學史好像認為在柏拉圖和笛卡兒之間這段時間內根本不存在哲學。即使那些承認中世紀時期重要性的人也可能為這種厚此薄彼的做法辯護，比如讓課程容易展開，讓教材容易閱讀，有些內容必須犧牲掉。而且，正如考夫曼無疑要贊同的，中世紀主要關心的是信仰問題，這些內容可以在宗教哲學的專門課上來講解，或者在宗教史課程中講授。我們接著往下看。
這就提出了針對哲學史負擔需要考慮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歷史在本質上是進步性的嗎?如果是，一個人對許多推動了思想進步的哲學家的思想和觀點的了解不一定就是那么包含一切的，我們可以關注在思想成長過程中重要的東西，同時忽略那些已經無關緊要的議題(以及談論這些問題的思想家)。常常被認為當代最有影響的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這樣說：
“我們對待哲學史應該像對待科學史一樣。在科學領域，我們在說比自己的前輩更了解他們討論的問題時沒有任何的不好意思。說亞里士多德對天堂的看法是錯誤的，古希臘醫生蓋侖(Galen)不明白血液循環是怎么回事我們不覺得他們是落伍的，反而覺得從前偉大科學家的無知是可以原諒的，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非常遺憾，我們不愿意說亞里士多德不懂得沒有本質主義(real essences)這樣的東西，或者萊布尼茨(Leibniz)不相信上帝存在，笛卡兒認為思想是描述中樞神經系統的另外一個說法而已等。我們猶豫不決僅僅因為我們有不了解這些事實的同事，對于這些人我們不說他們無知，而說“他們擁有不同的哲學觀點。科學史家沒有相信水晶球宇宙體系(crystalline spheres)的同事，也沒有懷疑哈維(Harvey)對血液循環描述的同事。因此他們不需要有這方面的顧慮和限制。(“哲學編史學：四種體裁”(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Four Genres)《哲學史》(Philosophy in History), 1988, p.50).
對于本質，上帝存在的證據，或者思想身體問題的討論到此為止。但是哲學真的和科學這么關系密切嗎?如果是，為什么有些棘手的問題，包括剛才提到了三個問題，不斷在后來的時代中反復出現呢?難道我們就不能最終解決這些問題，讓人人滿意，然后輕裝前進嗎?
或許哲學史與其說像科學史倒不如說像藝術史。藝術有各種不同的流派如現實主義，印象主義，超現實主義，或者波普藝術(Pop Art)它們雖然相互之間有某種聯系但是可以區分開來分別對待。同樣的，哲學也有很多流派，比如柏拉圖主義，托馬斯主義(Thomism)馬克思主義，實用主義，解構主義等也可以被當作相互獨立的內容。在這個意義上，沒有必要擔心哲學的整個歷史。相反，人們應該關心具體某個流派的歷史。比如，作為實用主義者如果想知道皮爾斯(Peirce)對詹姆斯的影響，詹姆斯對杜威的影響，杜威對羅蒂的影響。當然對學派之外的人物對這些人的影響也是一個讓人感興趣的內容，所以，一個實用主義者可能追蹤探討皮爾斯作品中康德哲學的痕跡，因而暫時離開實用主義校園，來到康德的研究領域。但是他絕對不必要進入托馬斯主義的校園，或者不辭勞苦學習蘇格拉底前的哲學史或者現象學的著作。
如果哲學如此簡單，那事情就變得容易，或者就非常容易分類了。但事實并非如此。聯系和影響決非遵循這么容易的標簽，(在這點上，藝術史也是如此)。加入一個流派在很多方面就是試圖嘗試或者擺脫哲學史的負擔，但是最終得到的是建立起來的虛假的界限。不斷有對當今宗派林立感到沮喪的哲學家呼吁回歸黑格爾，休謨，阿奎那，亞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回歸最本質的東西，比如“回歸康德”的運動。但是人們不能忽視這些作品出名后研究它們的所有著作。當他說我們可以拋開所有關于真正本質討論的時候，羅蒂可能是錯的。但是任何想真正理解亞里士多德的人能夠完全忽略他死亡后對于這個話題討論的所有著作嗎?換句話說，亞里士多德可能對奎因(Quine)的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t)觀點會說些什么?他能像羅蒂那樣被說服嗎?
哲學家們或許在同一個戰場上用不同的外表不斷斗爭。因此，羅蒂以闡釋學為基礎的觀點被有些人作為老調重彈的詭辯術而被扔到一邊。哲學史可能簡直就是永久反復出現的糟糕情況而已：老問題永遠不會死，而是換一個名字重新出現。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一個人只需要對哲學史有個粗略的了解就夠了，只需要知道永久性的問題是什么，對付這些問題的確定的方式，忽略所有那些歷史性的細節。如果沒有真正的進步，根本就沒有必要進行深入的評價。
但是，這個“永久性重復出現”的圖畫不是非常有說服力。它好像來自過分嚴格地堅持哲學的以問題為中心的途徑。通過這樣不考慮出現上下文的本質存在，上帝存在的證據，思想身體關系問題等，人們就不明白為什么各種流派的哲學家都感到必須討論這些問題呢?這些問題好像本身就有了生命，哲學家們不過是為這些問題服務的助手。比如，盡管柏拉圖確實關注公正的本質，我們不能因此就確定他對這個話題的討論都是嚴格局限在當前的討論。把“公正”作為歷史性的東西，我們面對從來沒有發生改變的假設的危險：不管是誰在何種情況下，在任何時候說了，都是在說同一個事情。
約翰•杜威(John Dewey)在《哲學的重建》(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中，試圖要表明這種哲學史的觀點是多么經不起推敲。他寫到：
讓偉大的體系成為自身社會文化背景下尊重和羨慕的對象的真正原因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從中派生出世界真實性的基礎，在這樣的世界，主要的特征和我們說的過去幾百年發生的“科學演化”或者“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表現出來的不同。就我所知，重建的呼吁就是認為可以在根本不考慮重建發生背景的情況下完成(《哲學的重建》1948, p.viii.)。
也就是說，隨著社會的需要和關心的變化，哲學也在發生變化。學習哲學史的時候，心里必須記著這點。
這樣說了后，如果人們希望了解他探討的問題，就必須具有很好的歷史意識。杜威有興趣勾畫出不同時代的各種思想變化的原因，以便人們能夠理解我們為什么達到了當前這個哲學體系的現狀。哲學上的變化發展是不斷的過程，但是發展并不是按照直線的方式展開的。過去的聲音不斷被聽到，但是它們往往被重新解釋以便符合當前人們的關注。杜威試圖清楚說明這個常常過分忽略的觀點。如果柏拉圖直接跟我們說，我們可能根本聽不懂，因為時代和社會條件已經改變了太多，對他來說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畢竟，連亞里士多德和奎因也不能討論本質問題。
但是，這樣的歷史意識是否意味著一個人搞哲學之前就必須對所有從前發生的事情有個幾乎全面的知識。不僅是從前思想家的作品，而且包括他們寫作時所處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當然，這將打擊除了最堅定的肛門人格(anal-retentive)者外進入哲學研究領域的人。
哲學史的重擔沒有必要這么重，如果你不想試圖寫黑格爾所謂的哲學通史的話。顯然，那是不可能的任務，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我們需要認識到這是不可能的，同時愿意盡可能多地了解當前遇到的問題所涉及的過去的人物。對于羅蒂來說，本質的本性(the nature of essences)不是真正的問題，但是當今有很多哲學家仍然認為它是個問題，仍然發現很有成效的由亞里士多德，托馬斯主義者和其他思想家們進行的關于本質討論。誰知道當前處于休眠狀態的其他哲學議題可能再次占據他們的頭腦，主宰21世紀的討論是什么?比如我就認真考慮重新復活古代關于宇宙的最根本東西是水的爭論，因此開動了回歸泰勒斯(Back to Thales)的運動。
我們應該興高采烈地承認對哲學史的知識如果從整體上來看，最多是測驗性的。對于哲學家來說，這不是獨特的問題。畢竟，類似的困境也讓當今很多專業感到為難。很少英語教授是研究喬叟，莎士比亞，詹姆斯•喬伊斯，推理小說家米基•史畢蘭(Mickey Spillane)等的專家。太多的材料迫使人們選擇具體的研究領域，讓注意力集中在某個確定的挑選出來的狹小方面。
隨著哲學史涉及的體系和人物越來越多而變得更加擁擠，為了占據位置和在圖書館書架上爭奪空間，意識到歷史人物做出的巨大努力應該牢記在心。或許認為一個人可以真正理解哲學史是純粹的狂妄自大，但是試圖盡可能了解更多是值得嘗試的挑戰。有意義的是，羅素自己從來沒有把《西方哲學史》當作其對哲學的重要貢獻，雖然該書在1944年一出版就成為暢銷書，而且到現在為止仍然在印刷。渴望了解哲學史全貌的欲望是非常強烈的，尤其是當一個人首次被講解哲學的概念開始納悶“哲學到底是什么，伯迪(羅素的昵稱)?”
我們可以從畢達哥拉斯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據說正是這個有學問的人創造了“哲學”這個詞。他承認自己不是智慧的所有者，而是尋求智慧的人。正是智慧的追求給予他存在的意義。哲學史是探索智慧的著名人物不斷變化的，豐富多樣的道路地圖。沒有人能夠沿著這些大道或者小道重走一遍，但是沒有一個人應該貶低沒有走過的路。這些或許最終成為意料之外碰到的道路，因此，手里拿張地圖還是很有幫助的，雖然只是以防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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