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哲學論文范文(2)
科學技術哲學論文范文篇二
對技術化科學的哲學思考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般的 科學 哲學 經歷了從邏輯 經驗主義到后實證主義的轉向，并拓展至以科學知識 社會 學(SSK)及新技術社會學為代表的建構論的“科學 研究 ”(science studies)和“技術研究”(technology studies)。但在基礎主義(fundamentalism)看來，它們對于科學知識的本質、科學活動的目標以及科學家的行為的解釋充斥著對理性的解構和真理的消解，具有明顯的相對主義意味，并在20世紀90年代爆發的“科學大戰”中對此做出了強烈的反彈。實際上，在科學大戰前后，科學哲學等領域已經透過對真實的科學 實踐的關照進行了自我調整。其主軸是超越“ 理論 優位”(theory-dominance)的研究傳統，強調回到培根，回歸科學作為實驗科學和實驗室科學的本義，凸顯科學與技術在物質性層面的整合。由此出現了以實驗哲學為代表的新經驗主義(new empiricism)。(勞斯，2004，第9-12頁)同時，基于行動者 網絡 理論(ANT)的異質性概念——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的提出，使科學研究與技術研究開始融合為科學與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近十多年來，在此基礎上相繼出現了兩次重要的整合性轉向：首先是SSK的實驗室研究與實驗哲學整合，將研究視角從作為知識的科學(science-as-knowledge)轉向作為實踐的科學(science-as-practice)(皮克林編著，2006年，中文版序言第2頁)，走向凸顯科學的技術與社會 文化實踐的“后SSK”;其次是基于現象學的技術哲學(如工具實在論)與后SSK等科學與技術研究整合，進一步走出理論偏向(theory-biased)，關注物質性(materiality)對于我們在世活動的深刻 影響 ，開啟了對“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的研究。(Ihde and Selinger, 2003, p1-7)本文的宗旨并非介紹這些具有后 現代 意味的研究，而著力深入科學哲學和科學與技術研究的相關背景，綜合有關思想資源，從科學-技術觀、技術化科學意象及其對于當代科學哲學的啟示等更為廣闊的視角，探究技術化科學這一話語的哲學意蘊。
一、作為科學—技術觀的“技術化科學”
在現代 科技 敘事中，充斥著大量基于科學的技術和技術導向的科學，面對生命技術(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學(new materials science)之類的稱謂，人們往往為難以明晰區分科學與技術而倍感困惑。這種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看來，科學主要涉及抽象純粹的理論知識，技術是純科學理論知識的 應用 。這就是源于啟蒙理性主義并為邏輯經驗主義所強化的基礎主義的科學-技術觀：一方面，科學是追求 自然 永恒真理的活動，科學理論知識是對自然實在的鏡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譯“表象”，兩種譯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為尊重原譯也采用“表象”)，技術被界定為應用科學;另一方面，雖然經驗是科學知識的客觀性的保障，但經驗的獲得要么被簡化為被動的觀察，要么被視為理所當然，工具和實驗等技術性因素在經驗獲取中的作用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雖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論中早就以“科學技術化”和“技術科學化”論及科學與技術滲透互動的事實，但這些大而化之的敘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礎主義的科學-技術觀。就科學哲學和科學與技術研究而言，對這一科學-技術觀的超越經歷了一個迂回而趨同的過程。
在科學哲學中，經過后實證主義與新經驗主義兩次轉向，實現了從理論偏向的基礎主義到理論偏向的相對主義再到注重科學的技術性向度的科學-技術觀的轉變。漢森等人闡發的觀察滲透理論的論點對中性觀察 語言的解構以及杜恒-奎因論點對知識整體論的倡導，從內部削弱了邏輯經驗主義主張的基礎主義預設，以庫恩為代表的 歷史 主義學派的興起則導致了后實證主義轉向。在后經驗(即后實證)主義看來，科學共同體將自己的理論表征與其他理論表征相比較，而不是與被觀察的、未經解釋的世界相對照(勞斯，2004，第4頁)。但不論是歷史主義或后實證主義，依舊是理論知識偏向的，在科學-技術觀上依然重科學理論而忽視工具與實驗等技術性論題。后起的新經驗主義則既不愿意回歸邏輯經驗主義堅持的基礎主義，又不滿足于歷史主義和后經驗主義的相對主義立場。赫斯(Mary Hesse)、卡特賴特(Nancy Cartright)、哈金(Ian Hacking)等新經驗主義者意識到：技術已經內化于現代科學之中，對自然過程進行技術控制不再是理論發現的副產品;科學或許無法通過實驗室 環境下產生的理論推演出統一的理論架構，但人們依然可以在發現現象、建構唯象理論、操控自然與獲得經驗的能力上不斷進步。(同上，第9-11頁)哈金看到，“值得驚喜的是從17世紀以來，我們居然積累了如此之多的經驗知識。”(哈金，載皮克林編著，2006，第32頁)他認為這表明實驗室儀器能夠穩定地捕獲和累積物質現象，而導致這種穩定性的原因在于，當實驗科學在整體上是可行的時候，它傾向于產生一種維持自身穩定的自我辯護結構。這自然會令人聯想到杜恒-奎因論點，但哈金卻明確指出，基于心智論的杜恒-奎因論點拘泥于理論論題，而未看到：我們在調整理論與觀察的不一致時所改變的不僅是思想，還有我們的世界;如果從物質論(materialism)出發，將論題擴展至思想、事實和制造過程的關聯性，杜恒-奎因論點將有助于我們理解我們的世界和我們關于這個世界的知識何以具有如此顯著的確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經驗證據對理論知識的不充分決定性。(同上，第32-33頁)由此，新經驗主義最終超越了基礎主義的理論優位的科學-技術觀，形成了凸顯科學的技術性與物質性向度的科學-技術觀。
在科學與技術研究中，經過社會建構論與異質性實踐 分析 兩個階段，實現了從基礎主義到建構論的相對主義再到基于異質性技術化科學實踐的科學-技術觀的轉變。早期的科學社會學和技術社會學因受到基礎主義的影響而鮮有針對科學認知過程和技術實踐過程的探討。在歷史主義學派和后實證主義的影響下，科學知識社會學和新技術社會學(如SCOT)分別打開了科學知識的與技術實踐的“黑箱”，試圖以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行動者的力量)還原概念網絡與人工物的不確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終結。而這種社會建構論難以克服的悖論是，它一方面導致了相對主義并主張多元主義，另一方面卻建立在本質主義的預設之上——將社會利益視為隱藏在科學概念和技術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質的因素。使建構論得以擺脫本質主義的是拉圖爾(Bruno Latour)等提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NT)。它將科學理解為一種實踐過程，從實踐要素的異質性出發，關注實驗室、儀器等技術性情境，用異質性要素的互動整合描述知識與人工物的建構過程。由此，科學、技術、知識、人工物、文化、社會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邏輯與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實踐層面互動整合。正是基于此視角，拉圖爾進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 (鑒于這一概念較基礎主義的科學-技術觀更為重視物質性與技術的作用，本文將其試譯為“技術化科學”)這一實踐性概念。以此詮釋具有內在關聯的科學與技術實踐的復雜性與多向性，便帶來了基于異質性的技術化科學實踐的科學-技術觀：一方面強調技術與科學在知識與人工物的建構中整合為同一過程;另一方面堅持物質論立場——“科學與技術通過物質性的行動與力量的相互轉換而運作起來，科學表征是物質性操控的結果。”(Sismondo, p66)
技術化科學這一新的科學-技術觀的提出，超越了基礎主義和建構論的相對主義，使科學研究與技術研究整合為科學與技術研究。但從哲學或科學哲學的層面來看，其內涵顯然遠不止于此。在進一步探討這一觀念的內涵及其對于當代科學哲學的意義之前，值得思考的一個 問題 是：技術化科學所蘊含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科學-技術觀嗎?
二、技術化科學是一種全新的科學-技術觀嗎?
縱觀兩千年來的科學技術史或者“真理的歷程”，從阿基米德的杠桿到波義耳的空氣泵，從高能加速器到多莉羊，這些技術與科學的相互交織與結合，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技術對于科學的基礎性作用。實際上，很多現代思想家并沒有無視這些事實。意味深長的是，在當代科學哲學和科學技術研究之前，海德格爾和杜威兩位思想大師曾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闡發過與技術化科學十分投契的科學-技術觀，對這些思想資源的回顧無疑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技術化科學這一觀念的源流與譜系。
在海德格爾關于現代技術與科學的存在論反思中，所持的是一種超驗化(transcendentalize)的本質主義立場，其基本理路是：(1)現代的命運取決于現代技術與科學共同具有的“技術之本質”——“座架”(Gestell)——兼具限定(stellen)與促逼(herausfordern)的去蔽(revealing)方式，使包括人在內的一切事物淪為技術對象和持存物(Bestand)(H Eidegger，P252-264);(2)然而，其所揭示出的并非存在而只是存在者，現代性的危機源于這種方式遮蔽了其他的去蔽方式，令真理無法彰顯，并使存在本身無處安身;(3)由此，即便這個世界有其超驗的本質，也跟現代技術與科學無關，從而在根本上顛覆了“科學探究真理，技術應用科學”這一基礎主義的科學-技術觀。
海德格爾對現代技術與科學的批判，實質上是從反思的角度論述了他的科學-技術觀，其基本論點有二。其一，現代技術與科學統一于現代技術之本質。而在這種超驗視角下，科學與技術又是一種什么關系呢?他指出：“科學乃是現代的根本現象之一。按地位而論，同樣重要的現象是 機械技術。但我們不能把機械技術曲解為現代數學自然科學的純粹的實踐應用。機械技術本身就是一種獨立的實踐變換，唯有這種變換才要求應用數學自然科學。機械技術始終是現代技術之本質的迄今為止的最為顯眼的后代余孽，而現代技術之本質是與現代形而上學之本質相同一的。”(海德格爾，1996，p885)在《現代自然科學與技術》一文中，他更明確地指出，現代科學與現代技術在本質上是同一的，與其說科學是技術的基礎，不如說現代自然科學擁有技術化思維的基本形式。(參見Glazebrook ，p252)正是在共享“技術之本質”的意義上，“技術將存在揭示為持存物”與“科學將存在表象為對象”互為基礎，科學與技術成為相互交織的統一體。
其二，現代技術與科學是一種操控性和制造性的實踐。根據《世界圖象的 時代 》的論述，科學研究即“認識把自身建立為某個存在者領域(自然或歷史)中的程式(Vorgehen)”，在本質上具有可操控性;而“唯有在自然知識已經轉換為研究的地方，實驗才是可能的”，因為實驗意味著“表象出一種條件，據此條件，在其過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種運動關系才能成為可追蹤的，亦即通過 計算 事先可控制的。”因而，內在于現代技術與科學的“技術之本質”，導致了世界成為圖象和人成為主體這兩大相互交叉、決定了現代之本質的進程，此進程就是作為圖象的世界被征服的過程，其中“圖象”(Bild)的內涵是“表象著的制造之構圖”。(海德格爾，1996年，P887-904)
與海德格爾相反，早在1929年，杜威就在《確定性的尋求：關于知行關系的研究》中從正面闡述了他的實用主義的科學-技術觀。首先，他將科學視為一種借助行動來進行認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動。他認為，科學認知過程事實上已經廢棄了對知行界線的劃分：“知識必須有觀察而觀察是深入自然界所知對象之中的”(杜威，2005，P165);“實驗的程序已經把動作置于認知的核心地位” (同上，P26)。其次，他強調科學的目的在于控制，知識的價值取決于操作結果。他指出：“思想的任務不是去符合或再現對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這些對象通過有指導的操作以后可能達到的后果” (同上，P104);“知識的準繩在于用來獲得后果的 方法 而不在于對實在的性質具有形而上學的概念” (同上，P170-171)。
在杜威的思想中，滲透著兩種基本的哲學立場。其一為反本質主義。他將那種認為科學的發現揭示了最后實在和一般存在的固有特性的見解視為舊形而上學的殘余，并對哥白尼革命做出了反本質主義的詮釋：“我們并不需要把知識當作是唯一能夠把握實在的東西。” (同上，P227)也就是說，基于知覺和經驗的知識觀念，不應該被視為被知覺和被經驗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學本質，不可以上升為形而上學的獨斷。其二為實用主義的實在論。他認為，認知活動意味著一種存在與另一種存在的交互作用。認知者在世界之內，其所經驗的世界就是一個實在的世界(real world)，但其原始狀態并非我們所認知的世界，所經驗的對象唯有通過一系列的認知操作才可能被賦予以形式和關系，實在因此得到重構并可能被納入受控制的變化進程。他認為，真正可與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學變革在于：放棄本質主義并訴諸經驗實在，不再試圖通過把握本質而獲得絕對的確定性，轉而運用主動控制調節的方法尋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斷的標準從依據前件轉變為依據后果，從無生氣地依賴過去轉變為有意識地創造未來。(同上，223-224)
三、非表征主義的技術化科學意象
杜威的反本質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實在論觀點 發表多年之后，在科學哲學和科學與技術研究中，才開始反思杜威拒斥過的知識的表征主義模式。所謂知識的表征主義模式是基礎主義的科學-技術觀在認識論層面的表現，可上溯至西方哲學的源頭，其大意是：我們可以獲得對世界的表征，但世界又獨立于我們對它的表征，因此知識所關注的是如何才能抵達那些被設想能與表征相符合的事物(勞斯，2004，p2-3)。在這種對于知識的鏡像式的理解模式中，存在一個難以克服的悖論：一方面，為了保證表征的無誤，認知主體只能被動地接受并反映認知對象或所與(given);另一方面，在表征的過程中，認知主體又必然有其自身的視角并受到工具(即便這種工具擁有超越的透視功能)等條件的制約。因此，受到這種觀念影響的傳統科學哲學雖然曾經在對科學理論知識的研究中收獲頗豐，但在其內部的知識整體論和歷史主義學派的沖擊下，作為其預設的經驗論的基礎主義和超歷史的真理觀不得面對相對主義的挑戰。
在這一挑戰下，科學理論不再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具有真理性的、與世界相符合的表征，也不再擁有絕對優先的地位。這迫使科學哲學領域內外的一些學者或者視技術為科學的內在要素，或將技術與科學整合進異質性的實踐網絡，或將技術與科學統一于人的知覺層面的現象，開始從新經驗主義、科學與技術研究(如后SSK)和現象學等不同的視角關注“作為技術的科學”(science as technology)，不再將技術視為低科學一等的“科學的應用”，而從技術與科學相互交織(interwoven)的角度統觀二者，形成了一組不同于基礎主義的科學與技術意象的非表征主義的技術化科學意象。
1、從實驗實體到現象創造
面對基于后實證主義和建構論的相對主義的挑戰，新經驗主義的基本策略是訴諸實驗以拯救實在論，強調實驗實體與現象創造，這使狹義的技術化科學的意象——作為實驗科學的意象得以凸顯。
針對由相對主義激發的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哈金(Ian Hacking)提出了實體實在論。他指出，關于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探討大多拘泥于理論、解釋和預言等層面，在這些層面上的爭論必然是沒有結論的。只有在實驗等技術實踐層面，才可能為科學實在論辯護，并且這種實在論并不是一般意義上關于理論和真理的實在論，而是關于實體(entities)的實在論。哈金認為，盡管兩種實在論看似孿生關系，但事實上大多數實驗物 理學 家都是實體實在論者而非理論實在論者。在實驗物理學家看來， 電子 不是理論實體，而是實驗實體;當他們承認電子和夸克真實存在時，是因為對這些原則上無法直接觀察的實體的有規則的操控，能產生出新的現象，并引向對自然的新探究。在他看來，干預與制造都是形成實在的素材(stuff)。他從培根的思想中看到，實驗者之所以相信實體的實在性，是因為他們能把握實體具有的因果屬性(casual properties)并將其用于干預自然。一些實體在發現之初，不過是假設的實體，而一旦掌握了它們所具有的因果力量(casual power)，就可以用它們建造一些實驗設施并產生新的效應，實體因此變得真實。(Hacking，1983a，p71-87)在實體實在論的基礎上，哈金又提出了現象創造的論點，強調實驗現象是由科學家創造的。他拒斥了“實驗科學家發現世界中的現象”這一刻板意象，并指出“實驗就是通過創造和制造獲得精致而穩定的現象”，而現象是“公開的、規則的、可能是 規律 般的，但也可能有例外的”(Hacking，1983b，，p222，230)。他認為，有史以來在實驗室中首次產生的現象就是制造出來的，如霍爾效應就是由霍爾在實驗室中創造出來的。當然他也注意到現象創造不等于物理實體的創造。
對此，哈雷(Rom Harre)也主張，論及真實世界的行動與實體時必須研究實驗， 科學之所以有所發現是因為它能制造人工物，研究者訓練有素的行動是實驗現象與自然的因果屬性的中介;并且實驗現象不能純化為儀器探測的語用(pragmatics)關聯，實驗室技能不可通過歸納論證模式加以還原。他強調，在當代科學中，科學發現所與(given)實在而技術僅以造物為旨歸的二分已經消弭，真實世界的因果屬性是某些實體在一定條件下可探測到的能力(capacities，此概念在卡特賴特處得到發揮)，只有透過恰當的儀器才能揭示實驗現象的因果機制進而驅使自然釋放其能量。(Daniel Rothbart,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Harre , ppⅷ-ⅸ)顯然，正是實驗實體的功能性的呈現和發揮使其得以證明自身的真實性：一方面支撐起理論實體對世界的結構性描述，另一方面也決定了可以揭示的現象的范圍及其深度。實驗科學中涉及的實體和現象的內在的功能性和技術性是使其成其為科學的前提，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實驗科學是技術化科學。
2、從實驗室科學到實踐的沖撞
拉圖尓等人倡導的實驗室研究和滲透于技術化科學概念中的異質性實踐分析方法激發了后SSK研究，形成了整合性的科學與技術研究進路，也帶來了廣義的技術化科學意象——“實驗室科學”或作為實踐和文化的技術化科學。
拉圖尓在《科學在行動：怎樣在社會中跟隨科學家和工程師》(1987)一書中提出了技術化科學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學”(science in making)，并冀圖以此涵蓋所有與科學或技術實踐相關的異質性要素。他從行動者-網絡理論出發，在符號學的意味下考察了各種人和非人的作用要素的相互作用，從文本到實驗室再到自然，將其詮釋為一種以技術為中介并負載權力的創造和解決爭端的社會建制。顯然，他所說的技術是一般的操作和制造意義上的。一方面，作為中介的實驗室是產生記錄的地方，但我們并不是通過儀器直接把握自然，而是對儀器所顯示的可視的 內容 進行解釋。為了減少不同解釋間的沖突，實驗室會引入新儀器，直到就解釋達成某種共識。因此，人們所說的自然或科學事實并不像傳統科學觀所聲稱的那樣——被發現、獨立于科學解釋而存在并作為科學爭論的裁判，而是恰恰相反——科學事實是在實驗室中建構的，是實驗室與權力關系相互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科學并不是少數人的事業，而是一種大規模的知識生產機制;當人們使用“科學和技術”這一虛構的概念來談論科學活動時，會形成一種錯誤的刻板印象：少數科學家和工程師擔負著生產事實的全部責任。(拉圖爾，2005，第289頁)
技術化科學這一概念的內涵并不僅僅指涉內在于當代實驗科學的技術性，而意在進一步揭示當代科學技術活動的基本特征——異質性的社會文化實踐。在拉圖爾等人的實驗室研究的基礎上，實驗哲學家哈金從對科學實驗的關注轉向對“實驗室科學”的討論，并與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等人共同開啟了后SSK研究。在哈金看來，“‘實驗室’(laboratory)是一個遠比‘實驗/試驗’(experiment)嚴格得多的概念”，“實驗室科學在孤立狀態下使用儀器去干預所研究對象的自然進程，其結果是對這類現象的知識、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強。”(哈金，《實驗室科學的自我辯護》，載皮克林編著，第36頁)而引入這一概念辨析的根本原因是，實驗室科學能夠較實驗科學承載更多的實踐與文化意蘊，以此為要津，可以透過實驗室之中和實驗室之外所有可見的異質性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將科學理解為一種實踐的過程。(皮克林編著，中文版序言第2-3頁)正是在此意義上，實驗室科學呈現出廣義的技術化科學意象——作為實踐和文化的技術化科學。
沿著后SSK的脈絡，其代表人物皮克林運用“實踐沖撞”的概念，從人類學視角分析了作為實踐和文化的技術化科學的意象。大抵受到德勒茲的影響，皮克林一反西方對隱藏于世界背后的永恒秩序的追求，轉而主張一種基于人與物的力量(agency)的實踐沖撞(mangle of practice)所帶來的開放式的世界場景。他指出，我們不應該認為世界是由隱藏的規律控制的，不應只關注表征，因為那樣只會導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顯示自身，即便是科學家也只能在觀察和事實框定的領域中制造知識。而真實的世界充滿了各種力量，始終處在制造事物(doing things)之中，各種事物不是作為人的觀察陳述而依賴于我們，而是我們要依賴于物質性力量，人類一直處在與物質性力量的較量之中(皮克林，2004，第6頁)。因此，應該超越僅僅作為表征知識的科學，運用操作性語言(performative idiom)，把物質的、社會的、時間的維度納入其中，將“科學(自然包括技術)視為一種與物質力量較量的持續與擴展。更進一步，我們應該視各種儀器與設備為科學家如何與物質力量較量的核心。作為人類的力量，科學家在物質力量的領域內周旋……構造各種各樣的儀器和設備捕獲、引誘、下載、吸收、登記，要么使那種力量物化，要么馴服那種力量，讓它為人類服務”(同上，第7頁)。在他的論述中，有一種德勒茲式的后人類主義存在論，即主張以人和物的非二元論組合來取代人類在歷史行動中的中心地位。在作者看來，這不僅僅凸顯了技術化科學的文化實踐意象，更昭示著技術化歷史這一后人類情境。3、從知覺拓展到工具實在
現象學作為一種歐陸的思想資源更傾向于將 科學 和技術作為一種整體現象加以考察，也就是說在相關的語境中，提及科學往往也包含了技術，談到技術并不排斥其科學內涵。因而，在現象學乃至解釋學層面更易于呈現技術化科學意象。
在科學 哲學 中，克里斯(Robert P. Crease)曾用現象學的 方法 探討過實驗(Crease，1993)。他將實驗類比作表演(performance)，認為其所上演的是 自然 之劇(play of nature)。他從胡塞爾的知覺現象的雙重視域(內與外)出發，結合杜威的科學探究觀，將科學實體視為可以運用可讀技術加以把握和探究的現象。在后SSK譜系中，論及實驗室作為解釋科學成功機制和過程的場所時，諾爾-塞蒂娜(Karin Knorr Cetina)放棄了理性或合理性等視角，轉而訴諸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系統和科學所制造的現象域(phenomenal field)在形式上的重組。她認為，“對于梅洛-龐蒂來說，‘自我-他者-事物’系統并不是獨立于人類行動者，獨立于主觀印象，或獨立于內在世界，而是一個被經歷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或與力量者相關的世界(world-related-to-agents)。實驗室 研究 所暗示的實驗室是一種改變與力量者相關世界的手段……它改進了與 社會 秩序相 聯系的自然秩序。”(諾爾-塞蒂娜，《睡椅、大教堂與實驗室》，載皮克林編著，第122頁)這種改進依賴于自然對象的可塑性：實驗室很少研究那些仿佛是在自然中顯現的現象，而大多研究對象是想象或視覺的、聽覺的或電的等的蹤跡，并進而研究它們的構成、提取物和純化了的樣本;以天 文學為例，隨著觀測儀器和信息處理手段的提升，天文學正在從觀測科學轉變為處理影像的實驗室科學。(同上，第133頁)
伊德(Don Ihde)的現象學意味的工具實在論所彰顯的也是技術與科學相互會同的意象。他認為，假如人們可以借助儀器拓展知覺，即便是一些涉及高深抽象 理論 的科學研究也是與知覺高度相關的，甚至可以在知覺層面使人的身體獲得拓展，而涉身(embodiment)于最前沿的 科技 現象之中。(Val Dusek, pp22-23)他運用“知覺解釋學”的方法將身體對世界的知覺與解釋結合起來，由情境主義的方法揭示了作為 經驗中介的科學工具如何創造出新的知覺，并獲得了工具實在論的立場：科學是一種解釋學 實踐，依賴工具對事物的科學 分析 ，真實的世界只有當其為科學工具所構建時，才成為科學探究的對象。他十分重視可視性，進而主張科學的視覺主義(scientific visualism)。他指出，X射線、CT、MRI、聲納等圖像技術使得事物變得可視，甚至像文本一樣可讀。在較弱的意義上，這種視覺主義的工具實在論認為，已經有越來越多實在被工具轉換為圖像。在較強的意義上，則意味著工具可以使得其他不可視的實在變得可視。這些科學透視裝置不僅意味愈來愈多的科學的對象得到顯示，還可能塑造和改變我們所能感知的世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伊德也談到了技術建構(technoconstruction)。(Ihde, 1999, pp158-177)伊德的研究再次表明，在現象學層面科學與技術可以在現象域整合為技術化科學。
四、面向技術化科學的科學哲學觀
在對作為科學-技術觀的技術化科學和非表征主義的技術化科學意象的思考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技術化科學這一觀念能否給我們帶來一套新的科學哲學觀念?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技術化科學這一視角對物質性與技術性的強調有何存在論意味?在當代相關研究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杜威與海德格爾思想的 影響 。諾爾-塞蒂娜(Karin Knorr Cetina)在《知識的制造》中聲稱，實驗室科學是關于可以制造什么的科學而非什么獨立存在的科學。哈金在《實驗室科學的自我辯護》中強調，他的主題是物質論的，其中只有一點與被稱之為“實在論”的形而上學相沖突，即“實在論者通常設定科學的終極目的或終極理想是‘獲得一個關于宇宙的真理’”(哈金，載皮克林編著，2006，第34頁)。他認為，“理論不能在與我們所期望它們對應著的一個被動世界中得到檢驗，我們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他們是否為真的”，“我們的理論至多對于那些從儀器抽象出來的現象來說是真的，而這些現象的產生就是為了更好地契合理論”(同上，第59頁)。哈金和卡特賴特都曾表示，高能物理之類的理論只能在實驗室中嚴格成立。這些觀點表明，至少在實驗科學或實驗室科學中，科學知識是關于那些可以用于制作的自然物的知識，其目標不是(或不必要)由理論知識上升到真理性認識。人們很容易由此聯想到實用主義，但根據艾慕士(S. Morris. Eams)的觀點，實用自然主義(pragmatic naturalism)能夠更確切地涵蓋通常被稱為實用主義的美國哲學運動(艾慕士，序論第1頁)。其中對自然主義的強調在于凸顯人對自然的適應(adjustment)——順應(accommodation)與改造(adaptation)(同上，第33頁)，透過這一立場，可以從人在世生存的視角反思技術化科學。
實用自然主義較一般的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更關注人的在世生存，并與海德格爾在世界之中存在(B Eing-in-the-world，簡稱“在世”)的思想具有類似的存在論(ontology)視角。在此視角下，人(此在)首先要應對(dealing)最為切近的周遭世界。在這種應對中，我們并非被動的觀察者，而是現實世界的主動參與者。人(此在)周圍的事物首先不是作為感知和認知的客體出現，而很自然地成為與日常實踐相適切的工具性對象——最切近的應對方式并非一味地進行知覺的認知，而是操控事物并加以使用之類的操勞，這種操勞有其自身的“知識”(海德格爾，2006年，第79頁)。基于人的在世生存的存在論是局域性的(regional)，從這種存在論出發，認知對象乃至知識觀念都不必純化和提升為形而上學層面的實在(reality)，人們只需在現象層面視其為局部實在(local reality)或情境性(contextual)的“現實”(actuality)。人們不再孤立地追問，認知對象是否獨立于我們而存在?知識能否用于表征某種真正的實在?探求知識的直接目的轉向以知識對象為手段帶來行動上的差異或產出更多可以作為手段的知識和知識對象，即認知服務于行動并與行動整合為一體。
技術化科學所蘊含的科學-技術觀與基于行動導向的知行整合觀是契合的，這種契合或許與傳統的科學哲學對科學的理論化、知識化解讀大異其趣，但卻更接近科學特別是實驗科學或實驗室科學的真實情境。在實用自然主義的影響下，包括新經驗主義在內的很多科學哲學研究事實上都是以技術化科學為背景而展開的，我們不妨稱之為面向技術化科學的科學哲學。由此產生的 問題 是，它們在科學的形而上學、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帶來了哪些新的研究綱領?下面是對這個問題的嘗試性回答，并以此作為本文的開放性結論。
(1)在形而上學層面，反對基礎主義(fundamentalism)，支持局部實在論(local realism)。啟蒙運動以來的基礎主義的理性科學觀將科學視為一種揭示所有自然現象背后的宇宙真理的獨特的理性活動。但卡特賴特和吉爾(Ronalo N. Giere)等人認為，這種科學觀并未真實地反映科學家的探究實踐。如果認真研究科學家在某些特定領域中建立抽象程度不同的模型和理論時真正做了些什么，就不難發現，科學所面對的不是基礎論預設的理性化的世界——一個受系統的或齊一的 規律 (law)支配的統一的世界，而是一個斑雜的世界(a dappled world)，科學家們只能獲得適用范圍有限的經驗定律和模型，通過定律拼湊(patchwork of laws)建立起非金字塔式的定律系統(卡特賴特，第25-36頁)。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自然主義的立場，他們雖然不贊成形而上學的實在論(metaphysical realism)并質疑一切先驗的宣稱，但并未因為反對基礎論的科學觀而否定科學的實在性，或走向建構論的相對主義(constructivist relativism)。他們所認同的實在論是局部實在論，其基本辯護模式是：我們通過局部科學活動可以進行預測、 計劃、操控等一系列活動，如果這些活動的對象不是某種實在，所有的活動會是不可能或難以想象的。(同上，第25頁)
(2)在認識論層面，強調認知與操控的同一，主張透視主義的操控性認識論。杜威曾經預言：如果將認識中的“所與”(given)稱為“被采取的”(taken)，整個認識論可能會完全不同(杜威，2005，第136頁)。古德曼(Nelson Goodman)也曾經指出：“規律的發現涉及草擬，模式(Patterns)的識別與構想和強加(imposing)高度相關，理解與創造同行。”(Goodman, p22)如果強調認知與操控的同一，就意味著操控不僅是認知的手段也可能與認知的目的發生關聯。正是由于認知與主體的行動及目的相關，任何表征與干預的過程不必是絕對或唯一的，其認識論是操控性的和透視主義(Perspectivism)(乃至多元主義)的：某人S為了對A施行某種操控M而以B表征A，其中，A可以是自然實體，也可以是人工實體等各種實體及其混雜(hybrid)，B所揭示出的命題或模型能夠使S把握B的某些因果屬性，以便實現操控M。科學中最常用分析方法(analytic method)也基于這種操控性的認識論：“要理解世界上發生了什么，我們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礎的部分;要控制一個情境，我們把這些部分組合起來，并重新安排這些部分，它們一起作用時使事情如我們所愿地發生。”(卡特賴特，第97頁)但這些都只是原則上的宣稱，如果僅僅將科學觀的重心從表征的一方移到操控一方，最多只能重申羅蒂的斷言：所謂知識的“力量就是存在在那里有待人們去認識的一切——斷言‘知道X’等于斷言‘能夠用X做些什么或對X做些什么?”(羅蒂，2003，p30)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是，我們何以找到那些因果屬性，進而“能夠用X做什么或對X做什么”? 而這是方法論層面所必須回應的。
(3)在方法論層面，注重操控性(manipulability)因果觀和溯因法(abduction)。恰如杜威所言：“科學的目的在于尋求動力因(efficient cause)，而不是目的因(final cause)，在于尋求事物的外在關系，而不是尋求固有的形式。”(杜威，第78頁)這里的外在關系應是科學方法論的著力點所在，即在操控之前或操控過程中，要對操控對象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有所了解。這就涉及所謂因果屬性或因果力——只有把握實驗實體的因果屬性，才可能以它們為工具展開深入的探究。對此，有關因果性與操控相關聯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值得關注的思想資源包括馮.賴特(Von Wright)等人對因果性與主體作用(causation and agency)的討論，以及伍德沃德(Jim Woodward)最近提出的操控性的因果觀。
馮.賴特很早就提出，可以用主體(agents)的作用來界定因果性：“P是一個與q相關的原因，q是一個與P相關的結果，當且僅當通過做p，我們能導致q，或者通過抑制P，我們能消除q或阻止其發生。”(轉引Sosa and Tooley, p16)盡管其中的操控性的概念在科學家思考因果解釋時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但一直不為科學哲學與哲學界所重視。伍德沃德在2003年出版的《使事情發生》中指出，造成這一漠視的原因在于哲學家依舊持純科學與 應用 科學(技術)截然二分的觀點，而未看到科學中的因果解釋往往與對自然的操控和改變相關(Woodward, 2003a, pp9-11)。
伍德沃德認為，在表征主義的實在論那里，因果往往訴諸于形而上學層面，故容易受到工具主義的攻擊，作為其對手的工具主義者則只談關系，而回避因果性。但作為一名工具實在論者，他堅持任何科學理論如果要證明自己是真實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因果主張(casual claims)：如果某個反事實條件改變了，可能會發生什么。(Woodward, 2003b, p115.)在背后支撐這種主張的，就是某種相對穩定不變的因果關系，而且并不定需要訴諸規律、跟蹤時空過程或把握整個系統也可能獲得這種因果關系，即可以從模態或反事實條件出發，依據對條件的操控(manipulation)以及結果的獲得來尋找原因：
聲稱X導致Y意味著，至少對于某些個體而言，在適當的條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變量取某個值而保持不變，以與X區分)，他們有可能操控X所擁有的某些值，以改變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Woodward, 2003a, p40)
這種與主體作用(agency)相關的操控性因果觀中所內涵的就是尋找因果屬性、建構因果力的方法。正是由于物質性的操控力量的介入，使人們得以超越純粹的邏輯與認知層面，而不斷構建出操控性的因果關系，甚至形成一系列錯綜復雜的因果鏈。這令人回想到杜威意義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知識中，原因變成了手段，而效果變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義。所認知的對象是經過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處理過的事前的對象，也是以它所產生的改造的效果來驗證其價值的事后的對象”(杜威，第228頁)
在操控性的因果關系的構建中，探究新的原因(或需要揭示的因果屬性)的對于技術化科學的運行尤為重要;而新的原因的尋求，又是一個由(新的或重新組合的)物質性操控力量所引入的試探性行動與有助于形成假說的推理方法相結合的過程。關于后者，值得關注的是在最佳說明推理等領域得到應用的溯因法(abduction，又譯假設推理、誘設法、外展推理等)。這個方法是皮爾斯在亞里士多德等人的相關 工作的基礎上提出的，其推理形式是：
令人驚訝的事實C被觀察到了，
而如果A為真，C當然會發生。
因此，有理由猜測A為真。(轉引Clarke,p11)
在皮爾斯看來， 現代 科學是實驗性的，“溯因法”是一個形成 “假設”的關鍵過程，是唯一能夠導出新概念的“邏輯運作”(logical operation);“演繹法”證明出某些東西“必然是”(must be)，“歸納法”表明某些東西實際上運作著;“溯因法”僅僅提議說某些東西“可能是”(may be)。(轉引自古添洪，第41頁)。值得注意的是，皮爾斯是在討論認知與視覺判斷的關系時提出溯因法的，可能正是由于這一淵源，它在基于模型的推理、可視化、仿真的哲學研究中倍受青睞。
如果將溯因法與操控性因果構建相結合，就有可能建立起基于現象外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關系的因果鏈。顯然，這類因果鏈首先是相對于實驗實體而不是理論實體而言的，是技術化科學得以重構世界和操控 環境的基礎，它們恰似莫比烏斯帶，能夠使原因與條件、規律與規則相互轉化，將技術與科學內在地整合為不可分割的技術化科學。這種面向技術化科學的科學哲學觀不僅有助于把握當代科技的真實過程，還使我們能夠通過對可錯的操控性因果鏈的追問，審視技術化科學中所滲透的內在風險和價值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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