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東南飛男女主人公是誰及典故
成語故事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成語又是漢語中的精華,具有極強的表現力,下面這些是小編為大家推薦的關于孔雀東南飛男女主人公和相關資料。
孔雀東南飛男女主人公:
孔雀東南飛男主焦仲卿，《孔雀東南飛》中一個性格鮮明、內涵豐富、光彩照人的藝術形象。 是東漢末年的一個廬江小吏，與劉蘭芝一同殉情而死。
孔雀東南飛女主劉蘭芝(東漢末年)，廬江郡(今安徽省懷寧縣小市鎮)人，17歲時嫁給廬江郡的一個小官吏焦仲卿為妻。為焦母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兄逼其改嫁。
新婚之夜，蘭芝投水自盡，焦仲卿亦殉情而死。記敘其事的《孔雀東南飛》成為東漢樂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長篇敘事詩。
孔雀東南飛的典故
少女劉蘭芝自幼便習女紅，善彈琴，能誦詩書。十七歲嫁給焦仲卿為妻，日夜辛勞，勤于家務，卻不為婆婆所容，于是就去信給正在廬江郡府做小吏的丈夫，訴說不堪忍受之苦。仲卿回來為妻子求情，卻遭母親斥責，并令其休妻另娶。仲卿長跪，言“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娶。”
母親大怒。因仍要趕回郡府任上，仲卿只得先請妻子回娘家，暫避一時。蘭芝自然明白，如此一別，類乎休棄，今后恐難再見，便將自己常用的香囊、妝奩等物留給仲卿以作紀念。
雞鳴天亮，蘭芝精心梳妝之后，上堂別過婆婆和小姑，流淚登車而去。此時仲卿已等候在大道旁，夫妻相見。兩情依依，低頭耳語道：“誓天不相負。”
劉蘭芝被遣回家十余日，縣令即派媒人來為其子求婚，被蘭芝婉言回絕;又數日，太守也托郡丞登門提親，明言太守的五公子尚未婚配，愿與劉家結為百年之好，又被謝絕。這下早惹惱了蘭芝那位性情雷暴的大哥。兄命難違，蘭芝被逼迫不過，只得一切任人安排。
那邊媒人回報，說劉家已允婚事。恰好三天過后便是良辰吉日，太守馬上四處派人備下金帛彩禮，人馬舟車，以便早日完婚。仲卿在任上聞知此變，急忙乞假告歸。
第二天，蘭芝整日默默無語，只是和淚裁衣。忽聽得一陣熟悉的馬嘶聲，出門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蘭芝手撫馬鞍，一一訴說原委。仲卿提及當日誓言，二人只好相約“黃泉下相見”。
各自回家去了。仲卿回家后對母親說道：“今天大風吹折了樹木，院子里的蘭花上結滿了嚴霜;孩兒的性命猶如西山的落日，母親今后一人，要多多保重”，遂再拜長嘆而去。
這一天，迎親的車馬格外熱鬧，新婦已進門。黃昏后人群漸漸散去，夜深沉，萬籟無聲，蘭芝攬裙投水自盡。仲卿得知，徘徊樹下，亦自縊殉情。后兩人合葬于華山旁。
孔雀東南飛的創作背景
《孔雀東南飛》的寫作年代，歷來有所爭論。根據此詩“小序”，應是漢末建安時代的作品，故屬“漢樂府”范圍。劉克莊《后村詩話》云：“《焦仲卿妻》詩，六朝人所作也。《木蘭詩》唐人所作也。《樂府》惟此二篇作敘事體，有始有卒，雖詞多質俚，然有古意。”
劉克莊指出此詩為六朝人作品，但也沒有舉出什么理由，所以劉說影響不大。1924年，梁啟超為了歡迎印度詩人泰戈爾，在北京作了一次演講，提到《孔雀東南飛》的寫作年代問題，他說：“像《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一類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卻無有。(《孔雀東南飛》向來都認為漢詩，但我疑心是六朝的，我別有考證。)《佛本行贊》現在譯成四本，原來只是一首詩。
六朝人幾于人人共讀。那種熱烈的情感和豐富的想象，輸入我們詩人的心靈中當然不少，只恐《孔雀東南飛》一路的長篇敘事抒情詩，也間接受著影響吧?”(見《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關系》講稿，北京《晨報》)此說在文學界頗多影響。梁啟超說的“別有考證”后來也未見發表，倒是發表了否定自己的看法。
他說：“劉克莊《后村詩話》疑這詩非漢人作品。他說漢人沒有這種長篇敘事詩，應為六朝人擬作。我從前也覺此說新奇，頗表同意。但仔細研究，六朝人不會有此樸拙筆墨。原序說焦仲卿是建安時人，若此詩作于建安末年，便與魏的黃初緊相銜接。
那時候如蔡琰的《悲憤詩》，曹植的《贈白馬王彪》，都是篇幅很長。然則《孔雀東南飛》也有在那時代寫成的可能性，我們還是不翻舊案的好。(見《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后來仍有不少人主張《孔雀東南飛》作于六朝的。
各種考證的理由，歸納起來有以下三點：一、根據《酉陽雜俎》和《北史·齊本紀》，指出詩里“新婦入青廬”的“青廬”，是北朝新婚時的習俗。
二、根據《宋書·臧質傳》和《樂府詩集》，證明詩中“四角龍子幡”是南朝的風尚。三、詩中有“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的句子，認為廬江的人絕不會葬到陜西華山去，華山在這里只是一個借喻，是襲用了宋少帝時“華山畿”的故事。根據這些理由，認為漢朝的詩里是不可能出現六朝的習俗、風尚和事跡的，《孔雀東南飛》的這些內證，就透露了自己問世的年代。
但是這些論證仍然比較牽強，不足以構成完整的理由。因為：一、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禮異》中雖記有“北朝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于此交拜迎婦。”
但這段話只能證明北朝有這種婚禮，卻不能證明北朝以前沒有這種婚禮。“青廬”漢代已有，《世說新語·假譎》中記曹操故事時已有“青廬”之名出現，也說明“青廬”已用于漢末，而非始于北朝，只是北朝襲用漢俗而已。
二、《宋書·臧質傳》、《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中雖然有“龍子蟠”的記載，但“幡”在漢末已很流行，傳喻信命，表題官號，用的就是這種四角旗。“龍幡”曾見于《三國志·吳志》。所以《孔雀東南飛》中出現“四角龍子幡”是很自然的事，不能說它是南朝獨有的風尚。
三、“孔雀東南飛”與“華山畿”故事中的殉情情節，類型相同，都是民間傳說中的典型。“孔雀東南飛”故事的地點在廬江，“華山畿”故事的地點南徐在今鎮江。中國各地小山同名的很多，不一定“孔雀東南飛”就是襲用了“華山畿”的地名，借喻之說，也不確切。北大《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謂：“關于此詩的寫作年代，歷來有許多爭論，或以為漢末人作。
今按，根據原序，此詩基本上當成于漢末;惟民間樂府本為集體創作，在流傳中總會經過不斷的豐富和修改，自然隨時有增附潤飾的可能，故詩中不免有漢以后的風俗習慣等描寫羼入，不得因此即武斷為六朝人之作。
至其被收入《玉臺新詠》，則表示此詩最終寫定的時間必在徐陵之前。”以上為此詩寫作年代的爭論情況，但通常仍根據《玉臺新詠》所載“小序”，認為是漢末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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