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的歷史故事

漢字的歷史故事

　　漢字的特征對中國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漢字對文學的影響涵蓋了作品的技術性和語言學，以及社會學和人生觀各個方面。對于漢字的歷史故事你了解嗎?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準備的漢字的歷史故事，希望大家喜歡!

　　漢字的歷史故事之漢字簡史

　　中國最早的文字可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甲骨文”(不過這是個現代詞匯)。些許零星分散的陶器標記和其他人造器皿上的符號可以追溯到三千到四千年前，不過它們構不成可以記錄一種句法清晰的語言的書寫體系，而且也沒有證據表明它們與后來中國文字有什么關聯。這樣，基于現存記錄，中國的書寫體系首先出現于將近兩千年前，比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二者都出現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美索不達米亞明顯略先于埃及)要晚。這自然生發了一個問題，即中國文字是否獨立產生?以下幾點證據會表明，頗有一些刺激性傳播發生著作用：一、漢字看起來是在一夜之間羽翼豐滿，沒有經歷過長期的逐漸演化過程，而在西南亞，文字產生中的這些演化有案可稽;二、漢字被證明是緊接著煉銅術產生的，并和馬車的出現幾乎同時，而考古學家和科學史專家已經確認煉銅術和馬車都源出于西亞;三、中國文字體系的特性(基本上是具有語義量詞和聽覺元素的語素音節，同時也包括象形成分和表意成分等等);四、許多學者多次獨立發現最早漢字的一些字符群在視覺上和對應的西亞字符群很相像(在中國用于計數和歷法的二十二個天干地支，可比之于在它之前的腓尼基人和烏干特人呈現各種變體的二十二個字母[特別是其最短形式最明顯])，并且就我們所知的三千多年前它們的發音而言，它們似乎有共同的語音對應(這不必然需要黎凡特地區和中國之間有直接聯系，而是某種間接傳播，或者刺激物最早產生于東西方之間的某地，同時向兩個方向傳播);五、大量個體漢字在形狀上、意思上以及有時甚至發音上很像其西亞對應字;六、已經高度發展的漢字在最初的幾百年間只服務于一種高度專門化的用途(王朝卜筮的記錄)，而在接下來的幾百年中又用于另一個高度專門化的用途(貴族青銅鐘鼎上的銘文)，這暗示著漢字為貴族或者神職人員及其后繼者這一小團體所壟斷，他們小心翼翼地護衛著自己書寫漢字的技能。以上沒有哪個單獨證據能夠充分質疑漢字的本土原生性，但是這些證據加在一起就足以說明，不能輕易打消外來影響的可能性。

　　不論它何時形成，我們今天所知的漢字原來只是用來記錄卜筮中的問與答，這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甲骨文。甲骨文和商朝國君有密切的關系，起始于武丁(在位時期：約前1200—約前1181)及其長于卜筮和釋卜的親近顧問。這樣，中國最早的文字是王室專屬物，專門指派給史官卜人。然而在近東(西南亞和東北非)，早期的文字有從經濟管理到文學宗教等各種用途。

　　不能說甲骨文是出于一種文學意圖，它們所觸及的僅是君王所感興趣諸主題的一小部分，但是有時也顯示出某些文學效果，或者預見了后來中國文學寫作的一些特質。下一時期的文字(金文)同樣也是如此。金文主要是在周朝，不過重要的是，漢字在這一階段已經伴隨著青銅器流布到王公貴族一層。而且，現存最長的金文從甲骨文的十數個字擴展到將近五百字。

　　隨著文本長度的增加，漢字的數量也激增。甲骨文單字總共加起來接近4500個(包括約1000個異體字)，其中僅有1000到1500個字有后世的對應文字。周朝的金文有差不多4000個單字，其中略超過2400個字是可辨的。由于證據過于支離破碎，所以很難確定戰國時代(前403—前221)絲帛、竹簡、青銅和石刻銘文等中使用的漢字數量，不過肯定是超過了5000個，包括各地使用的許多異體字。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紀后期統一六國，“書同文”政策清除了各地的異體字和重復字，不過不久漢字的數量又再次激增。此后各時代字典收錄的漢字個數如下：9353(100)，11520(約227—239)，12824(400)，13734(500)，22726(534)，26911(753)，31319(1066)。最近的字典收錄了超過六萬個漢字，有兩部字典甚至收錄了超過八萬漢字，而幾位北京大學學者甚至計劃編寫一部羅列超過十萬漢字的大字典。漢字的這種天文級數量對于表音文字使用者而言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他們字母表中的字母通常在20到40個之間。

　　實際上，漢字的數量是開放的，仍然在不斷增長。漢字使用者可以自由創制新字(許多人這樣做了，比如在取名時，或者科學家首次發現未知元素時)。某個漢字一經創制，它就永久在漢字表中獲得一席之地。這迥異于不增加字母總數而通過重新排列字母來創造新詞的表音文字(莎士比亞一個人創造了將近1700個新詞，比如barefaced, castigate, countless, critical, dwindle, excellent, fretful, frugal, gust, hint, hurry, leapfrog, lonely, majestic, monumental, obscene, pedant, radiance, submerged和summit)。也就是說，無論英語中加入多少新詞，字母的數目(26個)是不變的。當然，漢語也可以通過組合語素來增加詞匯量，而從來就是這么做的。比如在官話中，天、花、粉和板四個字可以組合成為“天花”“天花粉”(栝樓根制成的一種中藥)“天花板”等等。實際上這是漢語中創造新詞的標準方式，但它沒有阻止新漢字的激增，這部分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有全新語素產生，不過也是由于人們希望與眾不同，而與眾不同的方式之一就是創造新詞。

　　很明顯，人們只能記住這些天文級數量漢字中的很小一部分。若要基本能夠識文斷字，需要記住1000個漢字，2000—3000個漢字則足以應付大多數環境，而達到“完全識讀”水平(包括讀報以及就各種主題進行書面交流)則需要約4000個漢字。掌握6000個漢字(中文處理軟件和常用案頭字典所提供的漢字字數)是非常了不起的，而單個人是否掌握1萬或者更多漢字則值得懷疑。大多數書寫都習慣性地僅限于使用幾千個漢字，這一現象不僅發生在今天，在中國文學的最高峰唐詩中亦如是。數萬漢字中的許多字在歷史上僅僅被使用過一兩次，它們的發音或意義(或者二者都)很難確定。然而，字體創建者必須要考慮到這些漢字，因為它們會不時出現在文本中。信息處理專家必須準備提供至少25000個漢字以敷日常之用，即便這些漢字中的絕大多數在大多數文本中的出現頻率小于十萬分之一，它們仍然不時出現在姓名、歷史事件、詞匯討論等中間。

　　漢字的數量雖然很龐大，但它明顯不等同于任何一種漢語中的全部詞匯，也更不等同于所有漢語中的全部詞匯。實際上現代標準漢語中的詞通常是雙音節的，即便是文言文中也經常使用雙音節或者多音節的詞或者術語(包括所謂連綿字、復合字或者復音字、擬聲詞、同義詞，以及其他種類的共同詞項)。于是，雖然漢語被廣泛認為是單音節的(由單音節詞構成)，但是經過對實際使用情況的細心分析后，我們會發現并非如此。漢語中的絕大多數語素是單音節的，但是包括英語在內的絕大多數其他語言中的語素也以單音節為主，另外在漢語中(甚至在文言中)有大量多音節語素，比如“蝴蝶”“蜘蛛”“孑孓”“琵琶”“枇杷”“珊瑚”“麒麟”“鳳凰”“忐忑”“逶迤”和“尷尬”。這些詞中的一部分也許在古代是包含復輔音的單音節字，而語音演化以及隨之而來的音位配列導致了漢語中所有復輔音的分裂。復輔音被再分配在兩個相鄰音節中，這叫做“一分為二”(dimidiation)，此種雙音節化過程似乎在晚近的上古漢語中相當常見。并且一些學者認為，復輔音的分裂和某些末尾輔音的消失導致了漢語中聲調作為一種補償而誕生。還有一些學者則提出，這些過程也導致了雙音節詞數目的激增，使得漢語在面臨日趨同音化時，能確保口語中有足夠的詞匯差異性，特別是在一些漢方言中的聲調日趨減少的時候(在普通話中，現在只剩下四聲：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但在一些傳統分支如閩南語和粵語中，聲調要多得多)。

　　藏緬語中的對應詞研究，以及與印歐語系、南亞語系、南島語系和其他語系之間相互的古老借詞比較，表明了漢語中原來是有復輔音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語音變動，漢字本身的音節特性也強化了復輔音的分裂，因為世界范圍內的音節文字都展現了一種在結構上單個輔音加元音的大趨勢。類似的語音約束，加之以上提到的對極致簡潔的追求，也導致了曾經一度存在于上古漢語中的詞形成分(前綴、后綴和屈折等等)的丟失。而在中古漢語，甚至在現代漢語中，這些丟失的詞形成分在上文提到的阿爾泰化和白話過程中，又得到了復原，區別在于語法成分不再加于詞根之上作為變化，而是作為加于語素音節開頭或末尾的單獨音節(書面中則為單獨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