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武宗與元仁宗的悲慘故事(3)

元武宗與元仁宗的悲慘故事

　　元武宗所信用的人是脫虎脫這樣的佞佛者和三寶奴這種自已昔日的貼身侍衛，“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基本被架空(估計受李孟“教誨”，他故意做出被架空的姿態，以免讓皇兄起疑動殺心)。所以，與忽必烈時期一樣，尚書省這么一個寵大的“財政部”，基本把從前的中書省那樣一個“國務院”的權利全包攬過來。這些人，理財也沒有什么新辦法，無非是大量趕印貨幣，使得“物重鈔輕，鈔法大壞”。他們罷廢中統鈔，新造出“至大銀鈔”，一年多時間印制新鈔近一百五十萬錠。同時，又趕制銅錢通行于市(即“大元通寶”和“至大通寶”，元朝在此之前從未使用過銅錢)，并下令“歷代銅錢相參通用”，叮叮當當，怎一個亂字了得。除此“幣法改革”以外，增加收入另一個辦法自然是濫增稅目。為了鼓勵稅課官們的干勁，元廷下令，對這些“專業人士”以征稅多少來定級，與“工資”掛鉤。如此，可以想見這些虎狼干吏們會把蛤蟆都擠出尿來，以榨石頭出油的精神和干勁，投身到火熱的為國增稅收的工作中去。

　　元武宗時代另外受后人詬病的，就是下令“毆西僧(密宗僧人)者斷其手，詈(罵)者截其舌”的殘暴法令。佞佛崇僧，已經到達喪心病狂的地步。當然，元武宗之母答己是個篤信佛教的老娘們，她在五臺山造佛寺，不僅耗廢金銀無數，開山破嶺之時，又造成無數役夫人命的死亡。每級浮屠，皆是許多生命所堆壘。

　　對于元武宗時代的黑暗政治現實，官為監察御史的漢人張養浩最為清楚，他當時上《時政書》，明明白白指出元武宗的十大弊政。

　　張養浩這篇長文，非一般章疏“公文”可以比擬。文采華章，可圈可點，所抨擊的內容，可套用涵括元朝統治的大半部分時間，不僅僅是武宗一朝。

　　疏上之后，當權者“不能容”，把他弄出翰林院“賦閑”，未幾又構陷以罪，免去張養浩的官職，并“戒省臺勿復用”。小張學得李孟那一手，“恐禍及，乃變姓名遁去”。

　　元朝不似滿清和“”，小腳偵緝隊和“人民群眾”的耳目不是太敏銳，張養浩逃得一命。不久，酒色過度的元武宗海山病死，時年才三十一。這位張養浩在元朝文學史上還是一位特別舉足輕重的人物，有散曲集《云莊休居自適小樂府》流存于世，有小令一百六十多首，最有名的為《潼關懷古》：

　　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可稱的是，海山時代的政治弊端多多，其人品卻不是很差。特別是對待其弟“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親近無間。其寵臣三寶奴、親信太監李邦寧都曾勸他立己子為帝，元武宗都不為所動，終使元仁宗能順利繼位。

　　元武宗之政，有一個還要提一提，即大太監李邦寧。

　　當今幾乎所有責斥元武宗政治陰暗面的指摘，都拉不下一個內容：授太監李邦寧為大司徒。而且，李太監還在武宗后期勸皇帝立自己的兒子為帝。眾口一詞，似乎李邦寧就是個百分百壞人。其實，所有持此種看法的，皆是由于不讀史書原文，牽強附會，人云亦云。世易時移，李太監被日益涂黑，再無出頭之日。有元一代，正是因為貴族子弟充當侍衛的“怯薛”制度，太監弄權的情況幾乎沒有出現過，只有元順帝皇帝李氏的心腹高麗太監樸不花為禍最烈。而《元史》中《宦者傳》中，僅有兩個人，一個是李邦寧，一個是樸不花，其實是作為正反兩個方面的典型。也就是，李邦寧是個人品相當不錯的太監。

　　李邦寧，字叔固，杭州人，原為南宋皇宮太監。宋恭帝投降后，他隨宋室入大都，因為有醫術并熟悉宮殿禮儀，給事元宮內廷，“警敏稱上意”，又有語言天才，很快就說得一口流利的蒙古語和諸蕃語，深得忽必烈歡心，在宮內官職越做越高。忽必烈死前，李邦寧已是“禮部尚書”，并“提點太醫院事”。元成宗繼位后，李邦寧因忠于所事，仍受重用，進昭文館大學士。元成宗生命中最后十個多月纏綿病榻，老李終日醫護，須臾不離左右，全盡人臣忠心之意。所以，元武宗奪得帝位后，對歷事元世祖、元成宗兩代皇帝的這位老太監十分敬重，并授他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這樣的實官。李邦寧固辭，表示：“為臣以閹腐余名，得侍至尊，高爵厚祿，已經榮寵過甚。宰輔者乃佐天子治理天下之臣，如此之職，奈何授予我這等閹寺之臣。陛下縱然愛寵為臣，天下后世又如何評價您，為臣誠不敢奉詔。”一個太監，能這么明白，說出這樣的話，不得不讓人另眼相待。此外，一次元武宗母子在宮中的大安閣看見一個竹箱，便問李邦寧內中有何物。李邦寧說：“此乃世祖皇帝貯存裘帶所用，想讓后代子孫想見他在世時的儉樸，以為華侈之戒。”元武宗為之嘆息，但對身邊的蒙古宗王說：“世祖雖神圣過人，就是太吝嗇了。”李邦寧不怕武宗不高興，馬上反駁說：“不然!世祖皇帝一言一行皆為天下后世榜樣。天下所入雖富，如濫用不節，必致匱乏。自成宗皇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廣賜宗王，資費無算。長此以往，必將厚斂百姓，那可不是什么好事。”這些話要是別人說出口，說不定立刻掉腦袋。由李邦寧這么一個宮中“老人”說出，“太后及帝(武宗)深然其言”。所以才授其大司徒一職，后來又“遙授”丞相，行大司農事，可以說是尊榮已極。可見，李邦寧在武宗一朝，沒有做過任何壞事，他也不是武宗貼身太監引他做壞事那種人，實際上一直以長輩身份要元武宗學好。而且，元武宗愛酒愛色，連祀太廟都不親自去，也被李邦寧進諫，最終他不得不親自備法駕淋浴齋戒去祭祀祖先牌位。

　　元仁宗皇帝的親近臣下很討厭李邦寧。武宗皇帝臨崩前，老李曾勸說道：“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漸長，父子家天下，古之至道，為臣未聞皇帝有兒子而立弟弟為繼承人這樣的事情。”但元武宗深知自己的帝位實賴兄弟玉成，便不悅道：“朕志已定，你有話自己去同皇太子(皇太弟)去說。”聞此言，史書上講李邦寧“慚懼而退”。據筆者忖度，李太監不一定感覺“慚懼”，他只是盡了人臣之責而已。他本來就是宋室太監遺臣，深諳儒家道義，知悉“父子家天下”的古意，進諫忠言，不是什么奸邪行為。當時后世，總有些人以他對元武宗的諫勸當成李太監的“罪狀”，殊不知，元代后來的事實證明，兄終弟及的遺禍是何其巨大。

　　元仁宗繼位后，其左右搬出此事來講，要“今上”殺了老李。好在元仁宗為人也比較厚道，說：“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并加封老李為開府儀同三司，授集賢院大學士，弄個虛銜把他養起來。

　　李邦寧很低調，新帝即位賜鈔千錠，他辭而不受。不久，李邦寧獲派去代替皇帝祭奠孔圣人。行禮時，忽然遇大風突臨，廡燭盡滅，致祭禮品皆被吹落。為此，老李以為是圣人降譴，悚息伏地不敢起身，慚悔累日，最終竟然因此憂慮成疾，一病不起。從此事可以看出，李太監內心中的道德感與儒士大臣無異，絕非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