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紀念日來歷(2)
四、香港回歸的原因
1.前提條件：改革開放實行后，中國的綜合能力日益增強，同時國際地位也在不斷提高;
2.政策因素：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
3.法律依據：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頒布;
4.群眾基礎：港澳同胞的愛國意識強烈，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
5.準備工作：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圓滿地完成了各項任務。
五、香港回歸的意義
香港回歸對國內的意義：
有利于推進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有利于促進香港地區的繁榮穩定與發展。香港回歸十余年，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下，香港發展走向日益繁榮;
香港回歸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成功實踐，通過香港回歸的實踐證明鄧小平提出這一政策是英明正確的，同時為澳門問題的解決以及澳門的回歸提供了實踐的范本，最終也為解決臺灣問題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
香港回歸對國外的意義：
香港的順利回歸不僅是給西方大國以有力的回擊，而且香港回歸的成功實踐也為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實例，對世界政治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六、為香港回歸努力的關鍵人物
鄧小平
1982年1月，鄧小平在談到國家統一模式時明確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他表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就是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們的那個制度”。“一國兩制”的概念正式出臺。這也成為后來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國策。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創造性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就沒有今天的香港。
縱觀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整個過程，鄧公不管是在臺前還是幕后，都是運籌帷幄的靈魂人物。每當談判陷于僵局，正是鄧公的堅定、果敢、務實、靈活，特別是擲地有聲的表態，使英方徹底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來。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談判之初，對于英方提出的“主權換治權”，鄧公以“主權問題是不可以談判的”、“我們不是清政府”的義正辭嚴的表態，迫使英國人全面退卻。主權問題的解決，也為以后的談判定下了基調。二是關于中國在港駐軍的問題。雙方曾一度在此問題上陷于膠著，鄧公一句“駐軍是主權的表現”的表態，將此爭論一錘定音。
鄧公晚年一直關注著香港的發展和變化，并期待著其回到祖國的懷抱。鄧公多次表達過這樣的心愿，希望香港回歸后，能“到祖國自己的土地上看一看”。然而，天不從人愿，1997年2月19日，一代偉人與世長辭。此時距香港回歸不足200天。
偉人雖然離去，但遺孀卓琳最終替他完成了心愿，親眼見到了香港的回歸，就像特首董建華在回歸慶典里講到的那樣。“在香港舉步邁向這個新紀元的時候，我們懷著無限的敬意，追念鄧小平先生......我特別高興卓琳女士能夠來香港參加回歸的盛世......”
周南
1984年1月，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的周南，接替姚廣出任中英第2階段第8輪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當時，英方雖然表示不再堅持對香港的管治權，也“不謀求任何形式的共管”，但卻含糊地表示，要謀求與香港的“某種密切聯系”，甚至還要求九七后香港要保持“完全自治”。談判一度陷于僵局。
為了加快談判進度，周南擔任代表團團長后，在中央的部署下開始“變法”，在正式談判之外增加了私下接觸和非正式磋商。這對加快談判進程起到了一定作用。最終，1984年9月，周南代表中國政府完成了與英方就香港問題的談判，并于9月26日與英方代表團團長伊文思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至此，歷時兩年22輪的中英關于香港九七后前途的談判宣告結束。
1990年，周南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委會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副主任等職。香港回歸后，周南功成身退，卸下了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職務，過起了退休生活。回歸前夕，周南在香港出版了《周南詩詞選》，學界耆宿趙樸初、饒宗頤、錢鐘書等為之或序或跋，影響可見一斑。
魯平
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及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現已退休。八十年代初的中英談判，魯平作為中方重要的談判人和智庫要員，經常出謀劃策，是中英談判的關鍵人物之一。1992年，時任香港總督彭定康推出“新九組”的政改方案，惹來中國政府的不滿。魯平叱責彭定康為“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這一句說話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被視為香港是否平穩過渡回歸的重要標志。
董建華
1996年12月11日，香港第一任特首選舉。在四百人組成的特首推選委員會中，董建華成功擊敗了三名對手：楊鐵梁、吳光正及李福善，勝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屆行政長官競選，12月18日接受國務院的委任。在首任五年任期完結后，在沒有其他候選人競逐下，于2002年7月1日成功連任，原于2007年7月1日任滿，但在2005年3月10日以健康理由向中央人民政府請辭，3月12日獲接納，后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在任內曾爆發多場大規模示威、他的多項政策受到爭議、要求普選的聲音亦轉趨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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