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得主莫迪亞諾演講稿中文翻譯(2)
諾貝爾獎得主莫迪亞諾演講稿中文翻譯
一個作家的出生時間和那個年是他永久的標記。如果他寫詩，詩句就表明著他所處的時代，也永遠不可能在其他的時代里寫成。葉芝的詩就是這個道理，我總是被《柯爾莊園的天鵝》所打動。葉芝在公園里看著天鵝在水中滑行：
自從我第一次數了它們
十九度秋天已經消逝
我還來不及細數一遍，就看到
它們一下子全部飛起
大聲拍打著它們的翅膀，
現在它們在靜謐的水面上浮游
神秘莫測，美麗動人，
可有一天我醒來，
它們已飛去。
哦它們會筑居于哪片蘆葦叢、
哪一個池邊、哪一塊湖濱，
使人們悅目賞心?
十九世紀的詩歌里常常有天鵝——波德萊爾或馬拉美的詩里都有。但這首詩不可能是在19世紀寫的。它有著20世紀才出現的特定的節奏和憂郁。
20世紀的作家偶爾也會感覺被他們時代所禁錮。閱讀19世紀的偉大小說家——巴爾扎克、狄更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許或帶來一種特定的戀舊之情。在那些年歲，時間慢慢地流逝。那樣的節奏與小說家的作品相得益彰，因為“緩慢”讓作家的能量和精力凝聚。也是從那時開始，時間加速，斷斷續續地前行。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就是過渡的一代。我好奇著下一代，在互聯網、手機、電子郵件和微博時代出生的人，他們如何通過文學來表達這個注定每個人都會“相連”，而且“社交網絡”侵蝕了一部分親密和私密的東西。直到最近，私密被賦予了更多的深度，也可能成為小說的主題。不過我對文學的未來仍抱著樂觀態度，我深信未來的作家會守護并繼承衣缽，就像荷馬以來每一代作家所做的事。
除此之外，作家總要在作品里試圖表達一些永恒的東西，閱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時，盡管已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盡管安娜穿著1870年代的裙子，我們依然覺得她離我們很近。還有諸如愛德加·艾倫·坡、梅爾維爾、司湯達這樣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在他們離世后兩個多世紀，遠比他們在世時更受歡迎。
用X光審視巴黎
那么，小說家要和生活保持怎樣的距離?他們需要與生活保持一點距離，因為如果一直沉浸其中反而會看不清生活本來的樣子。但是這樣的距離不會限制作者將書中人物和現實中的人物建立某種聯系。福樓拜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托爾斯泰一下就從一個臥軌自殺的女人身上找到了小說人物的影子。宏觀到托爾斯泰描寫天空和風光，圍觀到他描寫安娜·卡列尼娜睫毛的忽閃，這種寫作者將生活寫入作品的天分隨處可見。這種狀態不是自戀，因為這種狀態需要同時忽視自我，并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不錯過每一個細節。還需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孤立。也不是需要完全將注意力投入個人的寫作，而是要達到一種澄澈的境界來觀察外界，才能最終寫成一部小說。
我就不冗長地敘述我的故事了，但是我童年的一些經歷一定也為我的作品埋下了伏筆。我長期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和一些我根本不了解的朋友住在一起，輾轉于不同的地方和房子里。后來，這讓我想試圖通過寫小說來解決這些迷惑，希望寫作和想象力能最終幫我把這些零散的線索都串起來。
愛德加·艾倫·坡在他的短篇小說《人群中的人》中，他坐在咖啡館中觀察那些在人行道上不斷行走的人們，喚起了對人性的關注。他選擇了一個長相怪異的老年男子，并通宵跟隨他到倫敦的不同地方，以期更好地認識他。但是這老人是“人群中的人”，所以跟著他也毫無意義，這老人并不作為個體存在著，他只是大眾過路者中的一員，行走在擁擠的人群中，迷失了自己。
詩人托馬斯·德·昆西年輕的時候也有這么一件事，讓他終生難忘。在倫敦擁擠的牛津街上，他和一個女孩成為了朋友，就像所有城市中的邂逅一樣。他陪伴了她幾天，直至他要離開倫敦。他們約定一周以后，她會每天都在每晚同一時間在大提茨菲爾街的街角見面。但是他們自此就再也沒見過彼此。“如果她活著，我們一定都會尋找彼此，在同一時間，找遍倫敦的所有角落;或許我們就相隔幾步，但是這不寬過倫敦街道寬的咫尺之遙卻讓我們永生沒再相見。”
隨著時間流逝，城市里的每個街區，每個街道都能引發起在這里出生或成長的人的一段回憶，一次碰面，一點遺憾或是一點幸福。一條同樣的街道串聯起一段回憶，這地方幾乎構成了你的全部生活，故事在這里逐層展開。那些千千萬萬生活在這里的、路過的人們也都有著各自的生活和回憶。
這也是為什么在我年輕的時候，為了幫助自己寫作，我試著去找那些老巴黎的電話本，尤其是那些按照街道、門牌號排列條目的電話本。每當我翻閱這些書頁，我都覺得自己在通過X光審視這座城，它就像一座在水下的亞特蘭蒂斯城，透過時間一點點呼吸著。這么多年過去了，千千萬不知名的人們留下的就只有他們的名字、住址和電話。有時候，過了一年，一個名字就消失了。翻閱這些老電話本，我會想，如果現在再撥打這些電話，大概多數都無人接聽吧。后來，我看到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詩句，被深深觸動了：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它曾是我的眼淚，
我的脈搏，我童年種疼的腮腺炎。
彼得堡……
你還有我的電話號碼。
彼得堡，我還有那些地址
可以查尋死者的聲音
所以當我看著那些老巴黎電話本的時候，我開始想寫我的第一本書。我要做的就是在這千千萬的名字里，用鉛筆劃出某些陌生人的名字、地址和電話號碼，想象他們的生活是什么樣的。
你可以放縱自己，消失在大城市里。你也可以改變自己的身份，開始新生活。你也可以從一個孤立的地址開始長期調查一場預謀。我一直對搜尋令中的一句話非常有興趣——“最后一個為人所知的地址”。人物、事件的消失和身份、時間的流逝都和這座城市息息相關。這也是為什么19世紀以后，城市就成了小說家們的“領地”，很多偉大的小說家的作品都和某座城市密不可分：巴爾扎克和巴黎、狄更斯和倫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圣彼得堡、永井荷風和東京、雅爾瑪·瑟德爾貝里和斯德哥爾摩。
小說看見冰山
至于我的作品，授獎詞說“喚起了對最不可捉摸的人類命運的記憶”，其實這樣的贊譽不單單是對我的作品，還有很多其他作家的寫作也是如此。這是一種特別的記憶，試圖從往昔捕捉一些隱匿的、未知的，幾乎在地球上沒有留下痕跡的零零碎碎。當然，它們都與我出生的1945年有關。城市被毀，所有人都消失的情況讓我，和我這一代人，對記憶和遺忘的主題更為敏感。
不幸的是，我覺得只有普魯斯特的本領和坦率才能去完成對過往的追憶。他描述的社會仍舊是穩定的，19世紀的社會。普魯斯特的回憶讓歷史在其所有的細節中重現。如今，我感覺到記憶遠不如它本身那么確定，始終處于遺忘和被遺忘的持續的斗爭中。這一層，一大堆被遺忘的東西掩蓋了一切。也就是說，我們僅僅能拾起歷史的碎片、斷裂的痕跡、稍縱即逝的且幾乎無法理解的人類命運。
但這就是小說家的使命，在面對被遺忘的巨大空白，讓褪去的言語重現，宛如漂浮在海面上消失的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