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巖松的演講

　　白巖松是著名演說家，他的演說往往會觸碰人們的內心，下面小編為你介紹關于白巖松的演說，希望能幫到你。

　　白巖松勵志演講稿：人生就是一場跟歲月的談判

　　中國人的邏輯習慣非黑即白。只要發現了誰的一個缺點，頭一天還熱情相擁呢，一轉眼就“這個人怎么這樣”。可是，你自己有時候也是這樣啊。當我們了解人性的復雜時，理性才會慢慢建立起來。

　　近半年我常常講，不要站在道德的立場上討論道德。比如去年，中國人討論最多的，一個是老人跌倒了沒人敢扶，怕被訛，一個是小悅悅事件。大家在那兒感慨，中國人現在良心滑坡、道德淪喪，世風日下，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覺得，當下的中國人不比一百年前更糟糕，也不會比一百年后更好。內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人性就是這樣，看周圍的環境是激活了我們的好，還是激活了我們的壞。 這不是簡單的道德問題，有時候還跟改革有關系。比如說，十五年前，兩車一撞，車上的人下來就打，因為結果的勝負決定誰賠償;現在比較文明，兩車一撞，車上的人下來，保險號一抄，還可能互相遞根煙，走了，

　　為什么出現這種變化?不是因為講文明，而是因為車輛都強制上了保險。為什么老人跌倒了會沒人敢扶呢?這是因為，我們現在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沒有覆蓋到每一個公民的身上。如果老人跌倒以后，知道不會給孩子添麻煩，他就不會訛人了。

　　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有天在日內瓦湖邊，龍永圖問我：“小白，你知道什么叫談判嗎?”我說：“不就是你們天天跟美國人拍桌子吵架嗎?”他說：“小白，談判是雙方妥協的藝術，任何單方面的贏都不叫談判，那是征服，或者說是戰爭。”后來，龍永圖奉獻了“雙贏”這個詞。 當時我只記住了這句話，沒有太深的理解。 這三四年，我不斷地重復這句話。年輕時從來都覺得妥協是一個糟糕的詞，過了四十歲我才明白，只有能夠使對方和你都做到一定的妥協，然后完成進步，社會才會不斷進步。回望歷史，你不覺得所有的進步都是由雙方妥協促成的嗎? 說小了，人生就是一場跟歲月的談判。很多人過得擰巴，就是單方面想贏，忽略了歲月的力量。人到四十多歲頭發會白，眼睛會花，你改變生活方式，向歲月妥協，歲月也會向你妥協半步。你跟你的領導之間也是一場漫長的談判，民主不也是如此嗎?

　　我覺得，當下的中國，需要營造一種雙方都懂得妥協的氛圍，共同前進。權力要懂得妥協，對自己要有所克制。我覺得公眾的妥協在于，我們可不可以變得更加理性，而不是情緒化?我們可不可以在反抗的同時，也能自責和自律?我覺得，可能這是最關鍵的。 我們未來的十年，就是要看會不會形成一種妥協的平衡點。任何單方面的妥協都不可能實現。現在很多事件、沖突，都是因為非理性的公眾和非理性的權力撞上了。 但是，這兩者之間誰先誰后，是很重要的，我覺得公權力要先妥協。媒體更多的是要約束公權力，要通過對常識的捍衛和對理性的呼吁，慢慢地讓這個社會的理性建立起來。

　　現在，好像每一個人都很苦悶，不像20世紀90年代初，人們突然沉默，不理過去了，然后一門心思玩經濟掙錢。現在，中國人重新來到一個十字路口，開始迷茫：物質上差不多了，可是還不幸福。怎么辦?在這個迷茫的時候，我覺得恰恰需要理性——很簡單，逼迫雙方妥協，從自己做起。

　　白巖松最新演講：50歲的我，只想善待每一個今天

　　01

　　30歲要懂得做減法

　　30歲最大的人生感受是回頭看，我覺得是減法，從某種角度來說《痛并快樂著》也是一種減法，但是對于我來說，30歲，我覺得無論從自己還是對各位的提醒來說，做減法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經常提醒，在30歲之前要玩命的做加法，要去嘗試，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種可能，你也不知道命運將會給你怎樣的機緣，所以不試你怎么知道。

　　但是有的人就在20多歲的時候拼命的試，各種加法，但是忘了收，忘了到一定的時候要做減法，我覺得30歲左右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個，要在做了一系列加法和四處亂跑之后，要做一次減法的重要時機，否則就晚了。

　　為什么要做減法?你不是所有的都適合，也不是適合你的所有的事你都該去做，八條線拴著你你能跑多遠，它可能會互相牽制。

　　在29歲時候我已經被破格提拔，學術的話叫教授，記者的話叫高級記者，現在這樣的事情已經很少了。但是在那個時候又開始感到一種巨大的困惑。

　　到2000年的時候，做悉尼奧運會，掌聲也很多，我突然覺得一切都不太對勁了，我自己問自己，你究竟要做什么?哪些東西要拋掉?那一年我做了非常重要的一個減法，我停了自己的節目，停了一年，沒有任何出鏡。

　　當時有人勸我，說主持人這一行，你只要一個月不出鏡還湊合，半年不出鏡就沒人記住你了，我說那我這個臉太廉價了。那一年去研發新節目，這是在出了《痛并快樂著》之后，2001年，我整整停了一年，今天的一切其實都感慨于那個時候的做減法。

　　那個時候我可以做很多東西，我可以做體育，我可以做娛樂，我可以做其他好玩的東西，做制片人等等，但是我說不，我發現我只能做新聞，我也最該做新聞。

　　再然后，我當時是三個欄目的制片人，我在一夜之間都辭了，我單純了，也才成了我今天的我。

　　前幾天跟同事聊天還說，我說30來歲的時候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當時有很多提拔你做主任副主任的機會，我拒絕了，回到普通百姓的位置上，到現在我就是中央電視臺連股級干部都不是，就是絕對本科的同事。

　　我就想看看一個本科生能夠走多遠，一個本科生的學歷為什么不可以不斷的去學習，讓自己去帶研究生。我現在帶研究生，每年要帶十一個，這都是一個減法的結果。

　　另外，在年輕的時候特別容易在奔波之中，最后產生一種感受，一切我都應該得到，只要有哪件事有點欠缺，我就心里特別不舒服，在座的各位千萬別，也要學會做減法。

　　就是在那個時候，快到30歲的時候，28歲的時候，1996年，看奧運會我編出了一句話，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

　　在《曾國藩》這部長篇小說里頭，寫到很重要的一句話，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什么?曾國藩給自己的書房題名：花未全開月未圓——花沒有全開的時候是最好的，月亮還沒有全圓的時候是最好的。但是對于常人來說這是缺陷，還沒夠完美，不夠達到極致。

　　毀一個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他求完美和達到極致。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花沒有全開的時候才是最棒的，花一全開就離落花很近了，月亮一旦全圓，離慢慢變成殘月也很近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30歲給我的很重要的一個助推和啟示，接下來咱們看40歲。

　　02

　　人到40歲反而困惑了，要和自己對話

　　40歲沒那個時候好看了，但是我覺得放松了，自由一些了，為什么呢?不再是西裝革履了，不再是黑白模樣了，而是開論幸福了。

　　中國人有一句話叫四十不惑，但我40歲是困惑，不是不惑，我覺得現今這個時代40歲恐怕困惑是最多的，我的中年危機很早，到36、7歲就在困惑，我干一切有價值嗎有意義嗎，我到底要干什么，《幸福了嗎?》這本書就是在這個基礎上誕生出來的。

　　30歲的時候你發現有很多幸福目標都是跟物質掛鉤的，三十而立這個立是指你得有車有房，要不然丈母娘不把媳婦許配給你，很物質，但是四十不惑很難，我覺得古人平均壽命低，沒有現在長，所以要濃縮，四十就不惑，我覺得我四十就是困惑，物質沒有給我帶來我以為會帶給我的幸福。

　　當然，不僅僅是個體，還包括這個時代。巧了，我今年50整，中國的改革40歲，到底是不惑還是困惑?我覺得走過40年道路的中國，在物質方面已經寄予了大家足夠多的東西，但是焦慮和困惑增加了。

　　我們以為強大了，富裕了，就一切OK了，結果發現物質不過是打了一個底，原來在物質上脫貧是最容易的，但是在精神上富裕起來并且成為大國真的很難。

　　美國都開始打你高科技，咱們打農產品，這個世界上一直存在著一種叫老二不容易當。我們必然要經過一個漫長的歲月，把這個二不是變成一，是變成超越自己。

　　這個話題太大了，說到個體，我的書名是《幸福了嗎?》，是問號，是代表我內心的困惑、中年危機的誕生，40歲要回答自己整個的問號，40歲左右的時候多跟自己聊天，要去讀很多的東西，給自己一些答案。

　　我很慶幸在36、7歲走進了《道德經》的世界，我在《白說》里面已經談到。在40歲的時候還要思考，如果周邊的環境不發生改變，尤其是軟環境，您心情舒暢的走出家門，到處是亂闖紅綠燈的，你買一個東西都是假的，打個疫苗——我說這兩天中國都在跟臺風做斗爭，一個臺風是無形的，一個臺風是有形的，無形的臺風就是疫苗，它沖擊著我們內心安全的堤壩。

　　另一個臺風是中國很少有從上海登陸的臺風，這是題外話。接下來你要去思考的是，你獨善其身，你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你擁有了很多的答案，但周圍的環境不變化，你會幸福嗎?我有八個字說的比較重，我覺得我們現在是道德赤字，人性虧損，這才是現在最大的赤字和虧損。

　　前些天，我親眼見到了兩個車相撞，其實撞得沒有那么嚴重，該負責任的車，和被撞的車主說，咱停到路邊慢慢說，結果前面的車跑了，一車人也沒有攔著他。這會是一個負責任的父親嗎?這會是一個負責任的兒子嗎?更不要說他怎么會是一個負責任的公民，而他可能是你的同事，這就是道德赤字和人性虧損，也必然會影響到你。

　　你不管自己是多么大寫的一個人，除非你足不出戶，但是足不出戶也不妨礙你的孩子要打疫苗，你送外賣，外賣也有可能有問題。所以中國人如何學會由一個小老百姓變成一個公民，這是我在40歲既問給我自己這個人，也問給這個社會重要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