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為什么發動二次革命
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雖然如曇花一現般很快就失敗了，孫中山為什么要發動二次革命呢，二次革命又帶來哪些危害呢?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孫中山為什么發動二次革命，希望你喜歡。
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的原因
1913年3月20日夜晚，上海滬寧火車站。接到袁世凱邀請，準備啟程北上參加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的宋教仁，在黃興、廖仲愷、于右任等人陪同下，走到檢票處。這時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檢票處傳出三聲清脆的槍響，宋教仁應聲倒在血泊中。
頓時車站上亂成一團。兇手趁亂擠進人群，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中……
在被人急送往附近的鐵路醫院搶救后，宋教仁于兩天后含恨去世，年僅31歲。這就是著名的“宋教仁被刺案”。
宋教仁是什么人?宋教仁是民主革命先行者，民國初期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他主張“政黨政治”、“議會政治”、“責任內閣”，打算通過國會選舉來組織責任內閣，箝制袁世凱的權力，把他置于雖有總統尊榮而無實際權力的地位。為了實現這一套主張，宋教仁于1912年8月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改組后的國民黨，吸引了大批官僚政客加入，如愿以償地成為國會中第一大黨。并在1913年的國會大選獲得勝利。宋教仁此次到北京，就是打算參照歐洲“內閣制”，以黨魁身份組閣。可惜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宋教仁之死，成為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的導火線。
和平夢破
有朋友也許要問，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是孫中山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為什么現在變成了袁世凱?這幾年孫中山又去了哪里?
原來，武昌起義之后，清廷授權袁世凱政務，并統兵鎮壓革命。袁世凱一面進行軍事壓迫，一面與革命黨接觸，要求以逼迫清朝皇帝退位為條件，換取共和國總統職位。
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為了降低革命成本，達到“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目的，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同意了。在袁世凱通電全國，聲明贊成共和之后，1912年2月14日，孫中山到臨時參議院辭去了臨時大總統一職，讓位于袁世凱。
之后，孫中山一直在全國各地考察，到處宣傳“民生主義”、“社會主義”、“平均地權”。他想以在野之身，從事實業建設。1913年2月，他又以“全國鐵路督辦”的身份赴日本訪問考察。在日本，他受到了“國賓”規格的隆重歡迎和接待。他在日本考察學校、工廠、鐵路，與日本政治家和企業家懇談，希望借鑒日本的先進經驗用于中國發展。
2月23日，當孫中山正準備啟程回國的時候，聽到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3聲槍響，不但讓孫中山悲憤不已，更讓他打破了和平建設的夢想。原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曇花一現的二次革命
孫中山迅速返回中國，在上海與陳其美、居正、戴季陶等會集黃興寓所，討論宋教仁案件的解決方法。但國民黨內意見不一，部分領導人如黃興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壞臨時約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爭。他認為“南方武力不足恃，茍或發難，必致大局糜爛”，主張暗殺袁世凱。
孫中山既不贊成暗殺，對法律解決也不以為然。他主張以武力討伐袁世凱，說，“袁氏手握大權，發號施令，遣兵調將，行動極稱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
由于分歧太大，此事暫時擱置。
這一年的4月26日，解決政府的國庫空虛問題，袁世凱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后借款合約。國民黨人認為此舉未經現任國會批準屬非法。屬于國民黨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貸款。6月，袁世凱宣布免除這三人的都督職務，并派北洋軍第六師李純部進入江西。
7月12日，李烈鈞在孫中山指示下，在江西湖口召集舊部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獨立，并發表電告討袁。在李烈鈞的帶動下，江蘇黃興、安徽柏文蔚、上海陳其美、湖南譚延闿、福建許崇智和孫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獨立。“二次革命”就此爆發。
但“二次革命”不但在軍事上根本就無法與袁世凱抗衡，在政治上也沒有得到更多人的擁護。很多地方的官員和商會都反對“二次革命”，甚至不少人指責“二次革命”是國民黨與袁世凱爭權奪利。就連后來反對袁世凱復辟稱帝最力的云南都督蔡鍔，當時也保持了中立。這注定了“二次革命”夭折的命運。
7月起事，9月1日，袁世凱的北洋軍就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獨立。二次革命宣告失敗。袁世凱隨即把黃興、陳其美等五人列為一等戰犯，下令通緝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人。孫中山等人不得不再一次開始了他們的流亡之路。
二次革命開啟政治廝殺的惡性互動
唐德剛認為，“在民國史上，第二次革命實際上是第一次內戰。壞事怕開頭，打了第一次內戰，以后就有第二次了。如果說第一次是個偶然，第二次就是必然了。”
其實，與后來頻繁發生的內戰一樣，民國“第一次內戰”的爆發亦非偶然。袁世凱的專制集權及民初政治的亂像固有以成之，但國民黨人也責任悠關：在“畢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未能立奏膚功的情形下，在“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主張備受批判的思想政治語境中，國民黨以“革命”手段來解決與袁世凱為代表的政治勢力的矛盾，是符合其自身政治思想邏輯的。而這種思想和行為傾向，又不可避免會激起本來就有“反革命”沖動的敵對一方先發制人的考慮。
所以，當孫中山等人謀劃發動“二次革命”時，袁世凱很快找到了發兵鎮壓的理由：“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嘗不愿，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
于是，民初政治形成這樣的惡性互動：“革命”一方以極端的思想行為向“反革命”一方不斷提供以同樣極端的手段加以對付的“合理性”證明，而“反革命”一方的“倒行逆施”又反過來不斷證明著“革命”的“合理性”。雙方互激互勵，民初政象也就益形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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