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事變意義是什么
華北事變是指1935年日軍侵略華北和南京國民政府在華北繼續妥協退讓、喪權辱國的一系列事件的統稱。華北事變的發生有著怎樣的意義?下面就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的華北事變意義，希望對你有用!
華北事變的背景
1933年長城抗戰《塘沽協定》簽訂之后，日本暫時將對中國“武力鯨吞”的侵略方式轉變為有序推進的“漸進蠶食”方式，即企圖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國。這樣，繼東北之后，華北順理成章地成為日本侵略的下一個目標。在日本的既定世界霸權方針下，中國民眾和中國共產黨、熟悉形勢的世界各國觀察家都非常清楚，日本絕不會滿足僅僅占據東北的現狀，華北必將成為東北之續。
日本侵占華北的具體謀略，使用了“華北分離”的政策。這一政策的實施方法，則和炮制偽“滿洲國”的手法如出一轍，即收買小部分漢奸，強奸民意，憑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脅下實現“自治”，進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獨立”。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誕鬧劇。但日本認為通過這種方式就可以掩人耳目，緩和國際干涉。然而，面臨如此緊迫的態勢，南京政府當局竟繼續對日妥協退讓，喪權辱國，步步撤退，導致日軍得寸進尺，越發貪得無厭，華北和中華民族產生了空前嚴重的危機。
華北事變意義
第一，華北事變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導地位。華北事變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要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作為其獨霸亞洲，征服世界的戰略基地的野心。華北事變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一個重要步驟。事變后，日本準備把戰爭擴展到更大的范圍。1936年8月，廣田內閣確定了“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向海洋發展”的侵略方針。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第二，華北事變使中國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高漲，成為國共兩黨由對峙到聯合的重要契機。華北事變后，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全國各階層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一二九”運動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新覺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在此影響下發生的西安事變，反映國民黨內部分化加劇，說明抗日救國符合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事變和平解決，標志著十年內戰局面基本結束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第三，華北事變改變了國共兩黨的關系，為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實現提供了可能。事變發生后，中共發表的“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瓦窯堡會議上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并于1936年9月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正式將“反蔣抗日”的總方針改為“逼蔣抗日”，斗爭矛頭指向帝國主義。
第四，華北事變促使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急劇分化，在對日政策上發生分歧，形成以蔣介石為首的親美英派和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
第五，華北事變加深了美英與日本的矛盾。華北事變后，日本從政治上和軍事上控制了華北。他們扶植漢奸、買辦拼湊了許多經濟機構，使華北經濟日益殖民地化。日本在華北經濟勢力的擴張，損害了美英帝國主義在華北的經濟利益。于是英美就支持國民黨統治集團中的親美英派來抵制日本。
華北事變包含哪些事件
河北事件
1935年5月初，在天津日租界發生了親日分子《國權報》社長胡某和《振報》社長白某被暗殺的“河北事件”。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等密謀挑起事端，聲稱此案“系中國排外之舉動，若中國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則日方將采取自衛行動”。向國民政府提出無理要求，并調兵遣將，駐津日軍連日在河北省政府(當時天津是河北省會)門前武裝示威，并舉行巷戰演習。1935年5月29日，日本關東軍天津駐屯軍借口中國當局破壞《塘沽協定》，向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提出對華北的統治權，并從東北調集大批日軍入關，以武力相要挾。6月，國民黨軍委會華北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談判，達成了所謂的《何梅協定》。按《何梅協定》的簽訂，日本帝國主義實際取得了對華北的控制權。
張北事件
“河北事件”一波未平，又發生了“張北事件”。5月30日，4名沒有護照的日本特務機關人員潛入察哈爾省境內繪制地圖，行至張北縣，被當地駐軍扣留，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釋放。由于日方借口提出了蠻橫要求，6月27日，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秦德純和日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達成《秦土協定》。其主要內容為：(一)向日軍道歉，撤換與該事件有關的軍官，擔保日人今后在察哈爾省可以自由行動;(二)取消在察哈爾省的國民黨機構，成立冀東非武裝區，第二十九軍從該地區全部撤退;(三)中國方面停止向察哈爾省移民，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撤職。至此，中國在冀、察二省主權大部喪失。
華北五省自治運動
日本帝國主義在迫使國民黨中央的勢力退出華北后，隨即積極策動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的所謂的自治運動，企圖使華北五省成為“第二個東北”。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動河北東部香河、昌平、武清等縣的“饑民”暴動，攻占香河縣城，并由少數漢奸組織臨時維持會。11月25日，日寇又收買一批漢奸，流氓向國民黨天津當局“請愿”，要求自治。與此同時，日本帝國主義還策動閻錫山、韓復榘搞華北五省自治。國民黨政府既不能允許華北脫離南京中央政策管轄而宣布“自治”，又懾于日本的威脅，12月決定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雖隸屬南京國民政府，但它實際上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勢力對它有很大影響和控制力，實際上成為變相的“自治”。
冀東事變
10月，日軍在河北省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縣收買漢奸舉行暴動，占領香河縣，成立漢奸政權。11月，又策劃了“冀東事變”，由國民黨政府特派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使冀東20余縣脫離了中國政府的管轄。在日軍的壓力下，南京政府于1935年11月26日，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以宋哲元為委員長，由日方推薦的王揖唐、王克敏等為委員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使冀察兩省實際上置于中國行政區域之外。華北事變表明，中華民族的危機已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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