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成立的地理因素有什么

時間：2017-04-20 12:28:37 邱惠844由分享

　　夏朝共傳14代，延續約471年，最后為商朝所滅。后人常以“華夏”自稱，使之成為中國的代名詞。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夏朝成立的地理因素，希望你喜歡。

　　夏朝成立的地理因素介紹

　　一 “地理環境決定論”否定之否定

　　自古以來，人類活動的歷史舞臺，是離不開一定的地理環境的。愈是在遙遠的古代，人類愈是依賴于周圍的環境，仰仗大自然的賜予來維，持生存。因而，人類對地理環境也有一個不斷認識的過程。

　　最早提出“地理環境決定論”的當推古希臘著名學者亞里士多德。他認為自然環境是物質世界發展的第一動力。16世紀，法國著名政治家和歷史學家博丹，也曾提出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的看法。后來，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接受并發展了這一觀點，是“地理環境決定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人類社會發展是由多種因素引起的，而自然地理條件對于一個民族的道德、風尚、法律性質和政體的建立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說，由地理環境決定人們的性格、生理狀態和心理特征，然后由不同性格、不同生理狀態和不同心理特征的人來決定國家的體制和社會發展的速度。很顯然，這種論點是站不住腳的，它違背了客觀歷史事實，當然也是與馬克思主義關于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系的學說背道而馳的。

　　關于地理環境的作用問題，早在1938年斯大林在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時就曾指出：“地理環境無疑是社會發展的經常的和必要的條件之一，它當然影響到社會的發展——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進程”，“地理環境不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從普遍意義上來講，這個論·斷無疑是正確的，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并非普遍地起決定作用，更何況它又是首先通過生產力對社會產生影響和作用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同地理環境決定論者的根本分歧。

　　然而，馬克思主義在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的同時，并沒有忽視地理環境因素。而且認為，地理環境作為生產力發展的必不可少的自然條件，在不同的時期和特定的地區，往往會對經濟的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馬克思曾將自然富源分作兩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和勞動手段的自然富源，并指出：“在文化初期，前一類自然富源有決定作用，在較高的發展階段，則后一類自然富源有決定作用。”由于地理環境的不同，其生產力和經濟狀況便產生了明顯的差異，勢必會影響到社會歷史特別是人類文化初期階段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不僅如此，由于地理環境的差別，從而使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狀況產生差異，那么也必然會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社會制度。

　　二夏的地域及古地理環境

　　夏部族的活動地域在豫西、晉南一帶。尤其是在以嵩山為中心的潁水、伊水、洛水等流域和黃河北岸的濟水流域，有著不少關于夏王朝的都邑所在地點和夏人重要活動區域的文獻記載與傳說。如《國語·周語》：“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史記·封禪書》“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間，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夏本紀?正義引文尚書》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此即太康居之，為近洛也”。《逸周書·度邑解》也說：“自雒油延于伊油，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又《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廣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由此可見，伊洛河濟之間，是夏人主要的活動地域。

　　夏后氏不常厥邑，多次遷徙，亦不出此范圍。早在鯀時，夏部族就居住在嵩山附近，所以《國語·周語》中稱鯀為“崇伯鯀”，并說“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禹居陽城，其地望在今登封告成;啟居夏邑、夏、鈞臺，少康居夏邑、櫟，其地均在今河南禹州市境內;太康：中康、桀居斟尋，羿亦居之，地望在今鞏義市稍柴一帶;胤甲、孔甲居西河，地望在洛陽至華陰一帶;少康、寧(杼)居原，是在今濟源市附近;相居帝丘、斟灌，地在今河南濮陽;寧一度又遷老丘，其地在今開封附近的陳留。夏代都邑多有變遷，但諸王遷都所在均應在夏王朝比較牢固的統治地區之內，則是確信無疑的。

　　禹劃九州，即春秋時期晉國大夫司馬侯所說的“九州之險”的九州。《左傳》昭公四年：司馬侯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這里四岳、三涂、陽城、太室、荊山、中南六山就構成了古代九州的大致范圍，集中于今河南西部伊、洛、潁、汝地區。這不僅與夏部族的重點活動范圍相吻合，而且與夏后氏的多次遷都相一致。

　　那么，以嵩洛地區為活動中心的夏人，在當時處在怎樣的地理環境之下呢?

　　嵩洛地區的土壤，屬于棕壤的褐土(俗稱黃土)，黃土層一般厚達十米以上。而且這一帶黃土層屬粘黃土，即細黃土，細砂含量少于15%，粘土含量超過25%，這些都有利于原始農業的產生與發展。尤其是經過多年耕種形成為壤土(河邊)及黑壚土(塬上)，母質肥沃，垂直節理發育，有利于毛細現象生成，可把下層的肥力及水分帶到地表，具有“自然肥效”，肥力高，并且土質疏松，利于用石鏟、木耒等原始農業生產工具進行開墾與試種直播，也利于開挖水井及水渠等進行農田灌溉。

　　從古生物地理來看，在當時這里是森林與森林草原的過渡帶，處于亞熱帶的森林邊沿，因此出現了喜暖濕的植物和耐寒耐旱的植物并存的現象。這里有·十分豐富的亞熱帶植物和動物種類。林學家依據史念海先生考證并繪制的《西周春秋戰國時代黃河中游森林分布圖》進行量算，結果表明殷墟靠近的黃土高原、黃河中游、鄰近的沁陽盆地和洛河中下游等地，森林覆蓋率為53%。然這個時代上距夏代尚有千余年，相信當時的森林覆蓋率會更高。動物群中，既有麂、野豬等出沒于森林，又有鹿類、野兔等追逐于草原之上，并可放牧黃牛山羊等;湖沼之內可供麋、獐、貉、鶴、龜、鱉、鱷、魚、蚌、螺等水生和喜濕動物活動與生存。”同時，這里也是亞熱帶動物象類的生養休息的場所。正因為古代中原地區產象，所以河南省自古以來稱為“豫”。

　　綜合以上地貌、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等地理特征，嵩洛地區率先進入文明，建立國家，是與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分不開的。

　　夏朝叫夏朝的原因

　　據史書記載，在夏后氏建立之前，曾出現過夏族與周圍其他部族之間爭奪聯盟首領的頻繁戰爭。夏部族大約是在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顓頊以后逐漸興起的。有不少古代文獻均把夏族追溯到顓頊。

　　夏朝歷史上慣稱為“夏”，關于“夏朝”這一稱謂的來源有十種說法，其中較為可信的觀點是“夏”為夏族圖騰的象形字。司馬遷記載“夏”是姒姓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灌氏十二個氏族組成的部落的名號，以“夏后”為首，因此建立夏朝后就以部落名為國號。

　　夏朝是在原始社會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唐朝張守節則認為“夏”是大禹受封在陽翟為“夏伯”后而得名。“夏”是從“有夏之居”、“大夏”地名演變為部落名，遂成為國名。中國中原地區從此出現“國家”的概念這便是不少歷史學家所認為中國的第一個世襲王朝夏朝的起始。據《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夏”意為“中國之人。

　　從這以后，我們就知道了夏朝的來歷，也知道了自己為什么是華夏子孫。中國文化每一個細節之處也是有獨特的內涵的，只要細心研究，就會有新的發現。

　　夏啟繼位始末

　　夏啟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頗有名氣，一是因為他是因治理大水而有名的大禹的兒子，二是因為他是中國夏朝的第二個君主，三是因為他用武力奪取了王位，是中國歷史上由“禪讓制”變為“世襲制”的第一人。“父傳子，家天下”由他開始在中國沿襲了四千多年。

　　據歷史學家考證，夏啟在位起訖公元前2061—前2052年;生卒年公元前2130—前2052年;出生地涂山(今浙江紹興西北);遷都黃臺岡(今河南新密境內);年號帝啟元年(辛丑，公元前2060年)。

　　那么，在四千多年前君主禪讓制度流行的年代，是什么細節促成夏啟得到王位?夏啟為什么又要用武力鞏固王位呢?

　　《史記》和《尚書》都敘述了堯、舜、禹“禪讓”王位的史事。唐堯死后，虞舜繼位，用同樣的推舉方式，經過治水考驗，以姒禹為繼承人。姒禹晚期，又舉皋陶為繼承人，皋陶早死，姒禹又舉伯益為繼承人。可以說，禪讓制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是一種非常理想的人才選拔制度，是選舉“賢能”的體現，是人民意愿的體現，天下之大人人平等。

　　中國上古時期的禪讓制度，最早記載于《尚書》。后來中國的王朝更替，也有以禪讓之名行奪權之實的。這些“禪讓”包括：公元8年，西漢的孺子嬰禪讓給新朝的王莽;公元220年，東漢獻帝劉協禪讓給曹魏文帝曹丕;公元265年，曹魏元帝曹奐禪讓給西晉武帝司馬炎;公元420年，東晉恭帝司馬德文禪讓給南朝宋武帝劉裕;公元479年，南朝宋順帝劉準禪讓給南朝齊高帝蕭道成;公元502年，南朝齊和帝蕭寶融禪讓給南朝梁武帝蕭衍;公元557年，南朝梁敬帝蕭方智禪讓給南朝陳武帝陳霸先;公元581年，北周靜帝宇文衍禪讓給隋朝文帝楊堅……

　　非常明顯，禪讓制確有弊端。一是在上古時期各種監督機制不完善和管理透明度不高的情況下，禪讓也只是一種外在形式而已，所謂人才的賢能是口口相傳的，是可以人為神話的;二是禪讓制的實施往往還要披上一層假惺惺的禮讓外衣——被選舉的首領要躲在山間森林或者隱蔽之處，推讓再三，然后由族人或者部下擁戴他出來——這種假惺惺的禮讓是本文敘述的細節關鍵。

　　虞舜百歲時到南方巡游，突然患病，死在了蒼梧山(今湖南寧遠縣南)。接任的姒禹聽到此訊，親自率領眾臣以隆重的禮儀為舜建造了陵墓，并在蒼梧山修廟祭祖，這就是至今猶存的零陵和舜廟 (今湖南寧遠)。守孝期滿之后，姒禹讓出了帝位給虞舜的兒子，自己躲避起來。但是，百姓對姒禹十分擁護，因為姒禹治水對百姓的貢獻太大，因此，姒禹最終繼承了帝王之位。

　　姒禹晚年，想效仿堯、舜，找一個賢能的人來接替自己，曾征詢各部落首領的意見，挑選在帝舜時就掌管刑法的皋陶作他的繼承人，讓皋陶管理政事。可惜，皋陶品德雖好，年齡太大，沒等接任，皋陶就先禹王而死去。姒禹又立伯益為接班人，卻把軍政大權交給了兒子夏啟，而且外出的時候，常常帶著兒子夏啟。結果，夏啟在百姓當中的形象遠勝過伯益。這個細節是姒禹無意間為禪讓制的覆滅埋下的禍根。

　　公元前2061年秋，帝禹出巡時在會稽死了，雖然，帝禹臨終前有意把天下“禪讓”給伯益;但是，伯益輔佐帝禹執政的時間太短，百姓尚未蒙受他的德澤，所以各氏族首領都不去朝拜伯益而去朝拜夏啟，并且說：“吾君之子也(啟是我君帝禹的兒子啊)”(《孟子》)。伯益并非無德無才，而是兢兢業業為國家出力。伯益曾經是大禹治水的一名主要助手，發明過一種鑿井的新方法。伯益擅長畜牧和狩獵，曾教會人們用火燒的辦法來驅趕林中的野獸。

　　然而，伯益的想法過于天真。伯益以為天下從此就是自己的了，便在帝都陽城(今河南登封市告城鎮)即位稱王，坐上了天子之位。但是，伯益也看到了百姓對夏啟的擁戴，看到了自己所處位置的不穩定。帝禹三年喪服完畢以后，伯益就將天下讓給帝禹的兒子夏啟，自己避居到箕山的南面去了。當年，唐堯禪讓帝位給虞舜，虞舜躲避起來，客套了一番，禮讓給了唐堯的兒子丹朱，最后，還是虞舜做了帝王;虞舜禪讓帝位給姒禹，姒禹也躲避起來，客套一番，禮讓給了虞舜的兒子商均，最后，還是姒禹坐了帝位;現在，姒禹禪讓帝位給了伯益，伯益當然也要學著先輩的樣子，躲避起來客套一番了。急什么，帝位早晚是自己的。

　　這是中國帝王禪讓史上的一個關鍵細節，也是中國上古歷史的一個關鍵細節——伯益假惺惺地“避居箕山之陽”，期望夏啟假惺惺地號召百姓呼喚伯益出山，可是，伯益的愿望沒有實現。夏啟沒有對他客套，百姓也沒有擁戴他出山，伯益的愿望成為了泡影。假如伯益沒有假惺惺地“避居箕山之陽”，按照夏禹的禪讓堅決繼位，禪讓制一定還會繼續延續若干年，中國歷史還不至于早早進入“家天下”王位繼承時代。但是，伯益偏偏假惺惺地“避居箕山之陽”，讓中國古代歷史就此轉換了一個新的時代。

　　司馬遷《史記·夏本紀》記載：帝禹的兒子啟有賢德，天下的百姓，都希望他能繼承共主的位置，“于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最后，人們擁立夏啟做了帝位。后人神化夏啟為仙——《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儛九代，乘兩龍，云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在大運山北。”明代畫家蔣應鎬繪制的《山海經釋義》插圖中就有《夏啟御飛龍》。

　　綜合歷史記載，禪讓雖是一種制度，但是，關鍵還在于繼承者是否具有威望，關鍵還在于繼承者能否收攬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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