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甸戰役背后故事

　　曹甸戰役指1940年華中新四軍發動對國民黨頑軍韓德勤部的攻擊戰，它是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成立后指揮的首次戰役，也是新四軍武裝開辟寶應的第一仗。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曹甸戰役背后的相關資料，希望能幫到你。

　　曹甸戰役背后

　　曹甸戰役指1940年華中新四軍發動對國民黨頑軍韓德勤部的攻擊戰，它是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成立后指揮的首次戰役，也是新四軍武裝開辟寶應的第一仗。陳毅作為華中總指揮部代總指揮親自指揮了這一重要戰役。在曹甸之戰中，新四軍、八路軍以2000余人的傷亡，殲韓頑8000余人，雖然由于諸多原因未能達到占領曹甸的目的。但新四軍在戰略上獲得了重大勝利，占領了平橋、涇河，勾通了與皖東的聯系。

　　黃橋戰敗后，蔣介石、顧祝同對韓德勤極端不滿，而韓則稱病不起，“懇請鈞座嚴予處分，另派賢能主持蘇北軍政，以挽危局”[1] 。顧祝同向蔣建議派王懋功取代韓，王不愿去，繼之又擬令冷欣率1個師渡江增援，冷又以大部隊渡江困難等理由推諉。因此，要想救活韓德勤這塊孤棋，遠水解不了近渴，唯一的希望只有依靠在隴海路北的魯蘇戰區司令長官于學忠派部就近南下支援。

　　中共在華中也有一塊孤棋。新四軍軍部孤懸皖南彈丸之地，狹處于無周旋余地的涇縣山區，面敵背頑，處境十分險惡。中共高層一直關注著皖南新四軍的安危，想方設法要救出這條被圍困的大龍。[2]

　　蔣介石“原來想先從蘇北下手，后打皖南”，黃橋之戰結果大出蔣氏所料。周恩來指出，蔣介石“是要復仇的，在蘇北戰爭結束后，王懋功就到顧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變”[3]

　　。對蔣、顧在黃橋戰后要在皖南報復，延安早有預料。1940年9月，黃橋戰前，毛澤東、王稼祥就對項英明確指示：“韓德勤部是顧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擊后，顧有對皖南、江南我軍采取壓迫手段之可能，望項準備應付辦法。” “確悉軍令部已向顧祝同發出掃蕩江南北新四軍之命令，請葉、項、胡(即劉少奇，時化名胡服)準備自衛行動。皖南尤須防備”。 1940年夏天，顧祝同為了“預防并準備制裁”皖南新四軍，特意將上官云相的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部從江西前線調到皖南。9月21日，顧祝同“為統一黨政軍指揮，加強防制起見”，決定成立“對外不公開不行文”的“黨政軍聯合委員會”，由上官任主任委員，凡蘇南、皖南“該區域內黨政軍一切有關事項事務，即由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負責，以命令行之”，授其防制長江以南新四軍的尚方寶劍。黃橋戰后，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于10月12日提醒軍部： “整個南方有變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蔣是站在反日立場上，我不能在南方國民黨地區進行任何游擊戰爭，曾生部隊在東江失敗就是明證。因此，軍部應乘此時速速渡江，以皖東根據地，絕對不要再遲延。”[4]

　　中共中央擔心黃橋戰后會招來蔣、顧對皖南新四軍的報復，同樣，顧祝同也顧忌如在皖南動手會使蘇北韓德勤遭到更加嚴厲的打擊。韓德勤在新敗之余是否還能經得起再一次攻擊?何況八路軍黃克誠部已挺進到蘇北，顧祝同對此必然要作出慎重的權衡。10月28日，葉挺應邀去涇縣會晤上官云相時，上官極力想從葉挺口中探詢中共黃橋戰后的動向，“著重問及蘇北是否已停止行動，并能否保障今后不再進攻興化”。上官還向葉挺透露，蔣對顧在皖南的態度極為不滿，曾有電責顧，顧“還是想以和平方式求得解決皖南問題，緩和蘇北問題，但戰區中黃埔系少壯派則頗有主張即打者”。據葉挺匯報，“顧對進攻我遲疑不決。一因無完全把握消滅我軍，二則估計如皖南動手則我對蘇北必徹底消滅韓”。可見國共雙方在蘇北和皖南的利害關系密不可分。[2]

　　中共中央經過黨內高層的反復討論和慎重考慮，為爭取事態向有利于團結抗日的方面轉化，于11月9日以朱、彭、葉、項名義發出致何、白“佳電”，一方面據理駁斥并拒絕“皓電”限令新四軍、八路軍開赴黃河以北的要求，明確表示國民黨如進攻，中共必定自衛的立場;另一方面主動表示讓步，答應將皖南新四軍開赴長江以北。毛澤東在11月15日向黨內指出：“蔣介石怕我們皖南不動，擾其后方。故我對皖南部隊既要認真作北移準備，以為彼方緩和進攻時我們所給之交換條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證華中各軍停止活動，以為我方撤退皖南部隊時彼方給我之交換條件。”

　　中共“佳電”發表后，在各方面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可是，蔣介石卻視中共“佳電”態度為軟弱可欺。11月14日，軍令部將擬定的《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呈報給蔣介石，準備集中第三、第五戰區主力，第一步先“肅清”江南新四軍，第二步“肅清”所有黃河以南之八路軍、新四軍。到11月中旬便開始演變為華中局部規模的軍事沖突。桂軍第一三八師莫德宏部開進淮南津浦路西地區，向皖東新四軍張云逸部第四支隊挑釁，李品仙威脅中共“交還”整個皖東政權;魯蘇戰區東北軍第一一二師霍守義部越隴海路南進至蘇北淮陰以東蘇家嘴一帶，與八路軍黃克誠部對峙，企圖以“武裝調停摩擦”為由，打通魯蘇聯系，增援韓德勤部;韓德勤雖然黃橋戰敗，但仍擁兵數萬，與在蘇北的八路軍、新四軍相比，兵力仍占相對優勢，此時也按捺不住，揚言要“恢復黃橋決戰前的狀態”。[5]

　　面對霍守義師南下和莫德宏師東進，劉少奇于11月10日致電延安分析說：“如不迅速解決韓德勤，鞏固蘇北陣地，消滅一二個主力師，則華中形勢愈難應付”，決心以八路軍第五縱隊一部監視霍守義部，“主力即進攻寶應、射陽鎮以北之曹甸、車橋、平橋一帶韓部據點，控制淮安、寶應段之運河，得手后相機南攻興化、沙溝，徹底解決韓部”。這是一個解決韓德勤的一攬子計劃。第二天，劉少奇再次致電延安，建議“首先消滅韓德勤，鞏固蘇北，確保津浦路以東地區，集中全力在皖東決戰后再相機向西大發展”。與劉少奇徹底解決蘇北問題的急躁情緒相比，延安的態度較為冷靜和明智。11月11日，毛、朱、王復電陳毅、劉少奇、黃克誠等人，指出“目前即刻動手打韓德勤、霍守義、何柱國，在政治上極端不利，尚須忍耐”，并明令“第一次攻擊令須由延安下，你們不得命令、不得動手!”[6]

　　針對日益惡化的華中形勢，毛澤東于11月15日就如何發動反內戰運動致電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并新四軍、八路軍高層領導，指出：“根據中央11月7日對時局指示及朱、彭、葉、項佳日聯名復何、白電所取政治立場，決定對皖南取讓步政策(即北移)，對華中取自衛政策，而在全國則發動大規模反投降、反內戰運動，用以爭取中間勢力，打擊何應欽親日派的陰謀挑釁，拖延抗日與國共合作時間，爭取我在全國之有理有利地位。”電報在分析蔣介石進攻華中已具決心，但還存在幾種困難時指出：“蔣介石、顧祝同均怕我消滅韓德勤。故我應在各地放出如下之空氣，略謂蘇北事件我已遵令和解，不咎既往，但如湯、李、霍、莫不停止進攻，則我不得不打韓德勤，此空氣尤應直接從韓本人及顧祝同方面著手，表示我可繼續保全韓德勤，但必須停止湯、李、霍、莫進攻作交換條件。”[2]

　　11月18日，霍守義部于奉命南下途中向八路軍黃克誠部駐地逼近。黃命駐童營、蘇家嘴、風谷村、青溝等地所部退出，讓其駐防。韓德勤部第三十三師獲悉后由車橋向北到達風谷村、益林附近接應霍師。11月19日延安指示華中總指揮部積極整軍，沉著觀變，同時要黃克誠待命進擊霍師。黃克誠在復電中分析了雙方兵力等情勢，認為東北軍武器好，戰斗力強，建議以小部鉗制霍師，以華指主力消滅韓德勤，徹底解決蘇北問題。[7]

　　黃克誠的這個建議，符合劉少奇的既定方針。在先打韓德勤的問題上，劉少奇、陳毅、黃克誠的觀點逐漸趨向一致，但他們都低估了韓部的實力。11月21日，華指向所部發出“殲滅省韓主力”的部署，并決定總部“于23日移鹽城指揮，各部務于26日之前進入各自攻擊準備位置，秘密集結完畢，待命攻擊”。22日，劉、陳將此部署電報延安。同日毛、朱、王致電葉、項、劉等人說，估計國民黨各路大軍全部開至新黃河、淮南路一帶進攻出發地，約在下月中旬左右向彭雪楓、張云逸部發起進攻，“那時我除令彭雪楓、張云逸以游擊戰爭暫時支持皖東與淮北兩地外，我蘇北主力即須動手解決韓德勤”。延安此時仍然堅持采取自衛原則，務要等待12月中旬國民黨各路大軍發起大規模華中摩擦，釁自彼開，才準許蘇北動手打韓，其目的是考慮政治上的主動和給皖南軍部留出足夠的北移時間。然華指仍然堅持先機殲韓。分析其原因，應是認為韓德勤黃橋戰敗后已潰不成軍，而新四軍、八路軍會師后實力大增，一旦霍守義部南下與韓軍會師，將錯失殲韓良機，加上皖北彭雪楓、皖東張云逸處形勢險惡，時久恐難以支撐， “皖東、皖北陣地有喪失可能”， “皖東將更破壞不堪” (劉少奇語)。于是，華指決定在保留韓德勤、不攻擊興化的前提下，發起一個局部戰斗即曹甸戰役。

　　在劉少奇的決策下，華指于11月26日向各攻擊兵團發出部署，命令:“各兵團應于27日進至攻擊準備位置，均于29日拂曉開始攻擊。”同一天，劉少奇以其個人名義電報中央，表明其看法：“不管胡宗南是否向陜北進攻，因桂軍向皖東進攻很急，我們可以增援皖東理由向沙溝、射陽、安豐、平橋推進，并占領該地區。”為了爭取中央的首肯，他沒有再提“徹底消滅韓德勤”的問題。至此，延安方面終于放棄了之前關于攻韓的前提條件，于27日同意了劉少奇的計劃。接中央命令后，華中總指揮部立即令八路軍五縱隊及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作攻占射陽、安豐、曹甸、平橋之戰斗部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