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運河來歷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下面學習啦小編整理了京杭大運河來歷，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京杭大運河歷史背景
京杭大運河始建于春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開鑿運河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例如吳王夫差命人開鑿邗溝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運送軍隊北伐齊國，公元前360年魏惠王開鑿的鴻溝，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
隋王朝在天下統一后即做出了貫通南北運河的決定，其動機已超越了服務軍事行動的目的，因為此時天下已統一。隋開運河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中國古代很長時期內，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北方的經濟比南方進步。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400多年的混亂使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的沖擊，與此相比，南方經濟獲得迅猛發展，成為全國經濟重心。隋統一全國后，格外重視這個地區，但隋定都長安，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隨經濟重心的發展變化南移。因此，國家需要加強對南方的管理，長安需要與富庶經濟區聯系，需要南方糧食物資供應北方，不論是中央朝廷還是官僚貴族或是北方邊境。同時，長時期的分裂阻斷社會南北經濟的交流，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經濟的發展到這一時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經濟加強聯系。
隋開運河不僅僅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也有政治方面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世族大發展的時期，他們的力量相當強大。隋統一后，他們仍依恃其強大的勢力，企圖與中央政權抗衡。這一尖銳矛盾在江南地區一直存在，使隋政權面臨嚴重威脅，隋統治者要實施對南方的有效統治，貫通南北運河勢在必行。同時，北部邊境少數民族政權對隋亦是大患，隋王朝派出大量軍隊駐扎邊境，這些軍隊僅靠屯田是不夠的，必須依靠江淮和中原糧餉供應。路途遙遠，開鑿運河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隋以后的歷朝歷代，至清朝后期，無論是大一統時期政權，還是分裂時期的政權，都注重運河的疏鑿與完善，其動機無外乎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充分利用運河漕運。以運河為基礎，建立龐大而復雜的漕運體系，將各地的物資源源不斷的輸往都城所在地，成了中華大地統治者主要手段之一。運河的修復改道，其緣由亦是現實中運河常常的淤堵以及不同政權的都城位置變化。至元代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明、清兩代京杭大運河成為南北水運干線。
運河是由統治者主導開鑿整修而成，統治者們集合龐大的人力、物力開鑿運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漕運。運河是為了實實在在的漕運目的而生的，漕運是封建王朝的生命支持與動力供應系統，維持王朝的生命延續。由于海運的海盜、風浪等問題難以解決，在漕運史上運河水運是主要首選方案。開鑿運河是一件名符其實的功在當代、利在萬秋的偉舉，對修造者而言，其功效時隔不久就能顯現，給王朝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歷朝歷代有見識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運河的修造。
京杭大運河建設
京杭大運河從公元前486年始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而秦始皇在嘉興境內開鑿的一條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后的江南運河走向。據《越絕書》記載，秦始皇從嘉興“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運河及運河文化由此衍生。
大運河開掘于春秋時期，完成于隋朝，繁榮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漫長的歲月里，經歷三次較大的興修過程。最后一次的興修完成才稱作“京杭大運河”。
春秋末期
胥溪、胥浦是大運河最早成形的一段，是運河的萌芽時期，相傳是以吳國大夫伍子胥之名命名。當時統治長江下游一帶的吳國君主夫差，在吳國早已攻克楚國、越國之后，擋在他面前的只有齊國，夫差為了北伐齊國，爭奪中原霸主地位，他調集民夫開挖自今揚州向東北，經射陽湖到淮安入淮河的運河(即今里運河)，因途經邗城，故得名“邗溝”，全長170公里，把長江水引入淮河，成為大運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運河就是為水上運輸而生的。至戰國時代又先后開鑿了大溝(從今河南省原陽縣北引黃河南下，注入今鄭州市以東的圃田澤)和鴻溝，從而把江、淮、河、濟四水溝通起來。
吳王此后在艾陵(今山東泰安)打敗齊國。前482年，在黃池(今河南封丘西南)率精銳大會諸侯，與晉爭霸，結果吳國被越國偷襲所滅。夫差雖然身死，但是他留下來的不僅有揚州的雛形，而且這些運河至今仍在使用。
隋唐時期
“隋唐大運河”，分為四段：永濟渠、通濟渠、邗溝、江南河。
在公元七世紀初隋煬帝統治后，遷都洛陽。為了控制江南廣大地區，使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豐富物資運往洛陽，隋煬帝于公元603年下令開鑿從洛陽經山東臨清至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長約1000公里的“永濟渠”;又于大業元年(公元605年)下令開鑿洛陽到江蘇清江(今淮安市)約1000公里長的“通濟渠”，直接溝通黃河與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溝和江南運河;三年又開鑿永濟渠，北通涿郡，連同公元584年開鑿的廣通渠，形成多枝形運河系統。再于公元610年開鑿江蘇鎮江至浙江杭州(當時的對外貿易港)長約400公里的“江南運河”;同時對邗溝進行了改造。這樣，洛陽與杭州之間全長1700多公里的河道，可以直通船舶。揚州是里運河的名邑，隋煬帝時在城內開鑿運河，從此揚州成為南北交通樞紐，藉漕運之利，富甲江南，為中國最繁榮的地區之一。
(1)廣通渠，從長安至潼關東通黃河。以渭水為主要水源。
(2)通濟渠，從洛陽溝通黃、淮兩大河流的水運。
(3)山陽瀆，北起淮水南岸的山陽(今江蘇淮安市淮安區)，徑直向南，到江都(今揚州市)西南接長江。
(4)永濟渠，在黃河以北。從洛陽對岸的沁河口向北，直通涿郡(今北京市境)。
元明清時期
在十三世紀末元朝定都北京后，為了使南北相連，不再繞道洛陽，必須開鑿運河把糧食從南方運到北方。為此先后開鑿了三段河道，把原來以洛陽為中心的隋代橫向運河，修筑成以大都為中心，南下直達杭州的縱向大運河，元朝花了10年時間，先后開挖了“洛州河”和“會通河”，把天津至江蘇清江之間的天然河道和湖泊連接起來，清江以南接邗溝和江南運河，直達杭州。而北京與天津之間，原有運河已廢，又新修“通惠河”。這樣，新的京杭大運河比繞道洛陽的隋唐大運河縮短了九百多公里。
元代開鑿的重點段一是山東境內泗水至衛河段，一是大都至通州段。至元(元世祖忽必烈年號)十八年(公元1281年)開濟州河，從任城(濟寧市)至須城(東平縣)安山，長75公里;至元二十六年(1289)開會通河，從安山西南開渠。由壽張西北至臨清，長125公里;至元二十九年(1292)開通惠河，引京西昌平諸水入大都城，東出至通州入白河，長25公里。至元三十年(1293)元代大運河全線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達大都，成為今京杭運河的前身。
京杭大運河按地理位置分為七段：北京到通州區稱通惠河，自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經甕山泊(今昆明湖)至積水潭、中南海，自文明門(今崇文門)外向東，在今天的朝陽區楊閘村向東南折，至通州高麗莊(今張家灣村)入潞河(今北運河故道)，長82公里;通州區到天津稱北運河，長186公里;天津到臨清稱南運河，長400公里;臨清到臺兒莊稱魯運河，長約500公里;臺兒莊到淮安稱中運河，長186公里;淮安到瓜洲稱里運河，長約180公里;鎮江到杭州稱江南運河，長約330公里。
明、清兩代維持元運河的基礎，明時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廢的山東境內河段，從明中葉到清前期，在山東微山湖的夏鎮(今微山縣)至清江浦(今淮安)間，進行了黃運分離的開泇口運河、通濟新河、中河等運河工程，并在江淮之間開挖月河，進行了湖漕分離的工程。京杭大運河作為南北的交通大動脈，歷史上曾起過巨大作用。運河的通航，促進了沿岸城市的迅速發展。
通州古詩云：一支塔影認通州。燃燈塔矗立在大運河的北端，是京門通州的標志性建筑。天津北運河和南運河在天津會師，又在這里被海河一齊送入渤海。據記載，漕運發達時期，從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上每年要承載2萬艘運糧的漕船，官兵12萬人次，連同商船共3萬艘。水道的開通使小小的直沽寨很快發展成了遠近聞名的“天津衛”。鎮江、揚州長江和京杭大運河的交匯處。聊城湖、河水面積占城區的三分之一，被稱為“中國北方威尼斯”，在北方城市里非常少見，這其中就有京杭大運河的功勞。蘇州“蘇湖熟，天下足”。運河的開通，使蘇州水多糧豐。現有京杭大運河蘇杭段客運航線往返。淮安大運河的入淮口，運河東岸古鎮碼頭下便是《西游記》的作者吳承恩的故居。
近現代
1842年，英軍在鴉片戰爭中決勝的一戰，就是奪取京杭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鎮江，封鎖漕運，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決定，不久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
1853年后，太平天國占據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帶十多年，運河漕運被迫中斷。戰爭極其慘烈，期間沿線主要城市都遭受重創，部分甚至全部焚毀。
1855年黃河改道后，運河山東段逐漸淤廢。從此漕運主要改經海路。
1872年，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輪船承運漕糧。
1904年，漕運總督也被撤廢。
1911年，津浦鐵路全線通車。從此京杭大運河以及沿線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解放后對運河進行了大規模整修，使其重新發揮航運、灌溉、防洪和排澇的多種作用，部分河段已進行拓寬加深，裁彎取直，新建了許多現代化碼頭和船閘，航運條件有所改善。季節性的通航里程已達1100多千米。江蘇邳縣以南的660多千米航道，500噸的船隊可以暢通無阻。
1988年底建成的京杭運河和錢塘江溝通工程已將江、河、海銜接起來。
2002年，原本只負責通航的京杭大運河被納入了“南水北調”三線工程之一，成為中國南水北調東線工程的重要環節和通道，通過它長江下游的水得以送到北部缺水的山東和河北等地。
京杭大運河運用
京杭大運河貫通之后以其特有的溝通功能將全國的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連接在一起，將不同江河流域的生產區域聯系在一起。封建王朝當權者以它為基礎建立了將各地物資輸往都城的歷時千年的漕運體系，維持著王朝的生命。
漕運之中圍繞運河的水運，相關的漕糧調配、收繳、發送、押運、下卸、進倉儲備等方面，在實際的過程中從實際出發不斷因地制宜更新發展，使得漕運體系發展起來，幾經變化。每一變化都是總結實踐中的經驗教訓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發展而來。如唐朝宰相裴耀卿改“直達運輸法”為“分段運輸法”，即水通則漕運，水淺則儲倉，設糧倉于運河沿岸。這樣，漕船既不停滯，漕糧也無損耗，極大提高漕運量。唐后期在“分段運輸法”的基礎上創“轉搬法”分段接運，改民運為官運，改散運為標準麻袋盛裝，船只編組等等，集裝化系統化運輸。建立漕運獎勵制度，以鹽利為漕傭，解決漕運經費問題。這些創新切實促進漕運的發展。宋、元、明、清在漕運方面根據運河的實際狀況也不斷革新方法，以便更好地發揮運河的作用。
統治者對運河的使用到明清時期也發生著務實的變化。明清時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市場行為日益增多，南北物資交流的需求大增，漕運一方面帶動刺激了運河沿岸商業活動的發展，另一方面，漕運本身越來越商業化。先是漕運中私帶貨物，由少到多。朝廷見禁不住，轉而主動明確允許漕船北上時可以附帶一定的貨物，漕船南返時允許載客運輸。這種漕運政策的變化是政府務實的做法。一方面，漕船走私已是既存事實，沒法遏止，另一方面可以補貼漕工的生計，同時，官紳大賈們也有這種需求。漕船所帶貨物數額日益增長，漕船貿易日趨活躍，運河沿岸興起了很多商業城鎮。如通州、直沽(即天津)、滄州、德州、臨清、徐州、淮安等。南方的絲綢、茶葉、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斷運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貨、煤炭、雜品等也不斷由運河南下。大運河雖為漕運所開，但當時代對之有商運需求時，統治者也與時俱進使之成為商運之河、民運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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