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京杭大運河的意義是什么

時間：2017-12-04 18:03:20 世芳35由分享

　　中國不僅有豐富的天然河流,更有舉世聞名的人工河流:京杭大運河。修建這條運河有什么歷史意義呢?接下來就和學習啦小編一起來了解一下關于修建京杭大運河的意義，歡迎閱讀!

　　京杭大運河的經濟意義

　　元代會通河和通惠河開通后，京杭運河完成，明代進行了大規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運管理制度，600年間，運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運繁盛，運河兩岸興起數十座商業城鎮，對古代經濟的貢獻無法估量。

　　元代開通海運，但是每年幾百萬石的漕糧、東南的貢賦和官吏商民每年不下億萬件的消費品都要過長江渡淮河，經會通河北運，海外運來的商品過境之后也是經運河到燕京，會通河得名會通，就是因為“江淮之漕，浮汶泗經達臨清，而商旅貿遷，游宦往來往暨閩粵、交廣、邛、川蜀，航海諸番貢之入莫不由是而達”。

　　由明而清，每年400萬石(1石約今天27市斤，400萬石大約有5萬4千多噸)的漕糧由運河北上，此外，每年數十萬匹蘇杭織造絲織品運抵京城，江寧、蘇州、杭州三個織造局，專辦御用官用的綢、緞、紗、羅、布匹。湖廣川黔等地的竹木浮江而下，入運河北上，到北京修宮殿，建宗廟。

　　物產交流和經濟交流極大豐富起來，明代北方棉花種植很普遍，發達的紡織業在江南，結果自然是棉花南運，布匹北運，太湖流域號稱衣被天下，棉布和絲織品幾百年來一直是運河上的主要貨物。

　　杭州、蘇州、揚州、淮安、濟寧、臨清、天津，這些運河邊上的城市，因此成為商品集散地，商業盛衰與運河始終。乾隆年間，蘇州胥門、閭門外的運河碼頭“各省都會客貨聚集，無物不有，自古稱為天下第一碼頭”。邵伯鎮以棉、夏、葛、標、黃草等布及米、豆、竹、木為主要貨物，被稱作“御長十里，客貨云集，江北第一大鎮”。

　　《馬可波羅游記》中記載，他沿京杭大運河南行，輾轉于蘇杭，最終抵達刺桐港(福建泉州)。運河每一個城鎮都能從他的游記中找到贊美：將陵(德州)運河上南北運輸商品極多，最多的是絲、香料。濟寧商業手工業很發達，“船只多得令人難以相信”。徐州、邳州、清口、淮安商工農業都極發達，淮安的貨運可以通到40多個城市。寶應、高郵、揚州都是商業手工業為主的城市，很繁華。真州(儀征)是運河通江口岸之一。長江上每年有20萬艘船航行，每船載重約50萬-150萬斤。真州是鹽、木料、麻等商品集散地。瓜州以工商業為主，產絲織品和農產品。蘇州是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杭州最繁華，“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難以言語形容。”

　　明永樂之后，官運之外，運河上商運逐漸增加，運河上開始設關收船稅，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戶部從全國所收定額稅銀400萬兩，其中近1/3收自運河上往來的商船。

　　北京的什剎海、后海一帶，包括積水潭，正是當年行船漕運的終點，千帆競泊，熱鬧繁華。積水潭的碼頭應該不止一個，環繞積水潭兩岸都可停泊，《馬可波羅游記》中記載了元大都的繁華盛景。“比較大的碼頭、最熱鬧的景象應集中在離鼓樓最近的銀錠橋、煙袋斜街一帶，最盛時，積水潭舳艫蔽水，盛況空前。”

　　當時的文人雅士匯集在積水潭邊賞酒作文，食肆、勾欄等迅速發展起來。“元代最著名的大都雜劇主要活躍在積水潭周圍，一批著名雜劇家聚集于此。”歷史學家們說，當時元大都的社會經濟文化幾乎全集中在積水潭。

　　北運河和南運河在天津會合，進海河最后流入渤海，漕運鼎盛時，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上，來往的漕船每年有2萬多艘、官兵12萬人次，商船3萬艘，運河的開通使一個小小的直沽寨成了遠近聞名的天津衛。

　　明代漕運使運河通州碼頭盛極一時。明代運河漕船每年有12143只，共分十幫，由124處衛所12萬多軍士負責運輸，因路途遠近而規定各幫至通日期，有序不亂，大多漕船在通州空倉回航。各幫船于通州只許停留十天，最后一批船幫限定十月一日必須返歸。伴隨三月一日首幫漕船至通，亦有大批商船。開漕移師上將燃放“萬頭鞭”，數十檔花會競技，沿途商鋪施茶獻果，賈船擲銀捐物，繁鬧堪比京城各處廟會。清代沿襲此制，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最后一艘漕船離開通州碼頭，景象不再。

　　十九世紀海運興起，以后隨著津浦鐵路通車，京杭運河的作用逐漸減小。黃河遷徙后，山東境內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淺，南北斷航，淤成平地。水量較大、通航條件較好的江蘇省境內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

　　京杭大運河的社會意義

　　在社會領域，隨著制度的完善和規模的擴大，漕運逐漸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為主體的窠臼，發揮著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功能，成為維護王朝穩定和制衡社會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會中后期，統治者熟練而頻繁地利用漕運進行社會制衡與調控，消弭諸如重賦、災禍以及物價波動等造成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糴與糶，一是賑濟災荒。唐宋時期，和糴已發展成為一種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調節各地區由于豐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糧食市場價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糴完全是通過漕糧來實施的。明清兩代王朝，著力于漕糧在平糶方面的運用，成效突出。與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時期的平糶，主要是為了緩解糧食生產、災害等因素對市場造成的沖擊，完全是從調節市場、平抑物價出發。運用漕糧賑濟災荒，自秦漢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為朝廷的一項慣常舉措。

　　京杭大運河顯示了中國古代水利航運工程技術領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鎮，積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蘊，凝聚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多領域的龐大信息。大運河與長城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

　　京杭大運河的政治意義

　　在政治領域，漕運始終是維系歷代中央政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古代社會經濟重心南移后，出現了政治、軍事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狀況，漕運對于各王朝的政治、軍事意義更加突出。朝廷年復一年地進行著南糧北運，漕糧幾乎供應京城所有居住人員的日常食糧，并極大地支撐著整個中央政府機關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漕糧成為支撐王朝軍事體系的重要物質力量，歷代分布各地的龐大地方駐軍、漫長邊境線上的防御與進攻、四方征討的各種戰事，許多都是以漕運作為強大物質后盾的。宋人張方平曾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京師儲軍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商務印書館)其他朝代何嘗不是如此!

　　大運河的開掘加強南北交通和交流，鞏固中央政府對全國的統治，加強對江南地區的經濟建設，促進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并且方便南糧北運。漕運之便，澤被沿運河兩岸，不少城市因之而興，積淀了深厚獨特的歷史文化底蘊。有人將大運河譽為“大地史詩”，它與萬里長城交相輝映，在中華大地上烙了一個巨大的“人”字，同為匯聚了中華民族祖先智慧與創造力的偉大結構。

　　漕運在促進南北文化交流和區域社會開發等方面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漕運是專制集權政治的產物，具有這種體制中的諸多劣根性;更為重要的是，漕運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財富的手段之一，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當中國步入近代社會后，漕運便在社會的巨變中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