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關鍵時為何放棄蔣介石
蔣介石與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戰兩大對立陣營中的風云人物。下面學習啦小編整理了希特勒關鍵時為何放棄蔣介石，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希特勒關鍵時刻放棄蔣介石的原因
進入6月，長江流域的天氣已不再那么溫柔宜人了。時而驕陽似火，熱得人喘不過氣來，時而淫雨連綿，遍地泥濘不堪。天公似乎也被日軍“夸夸”作響的軍靴聲所震怒，施盡手段想把日本人那粗壯有力的短腿拖住，但一切都是枉然。
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大將麾下那曾令中國東南大地震顫不已的數十萬精兵，興頭十足，繼續揮動著有力的雙腿，跨過華東的丘陵平原、邁過中原的山川湖沼，向著群山環抱、江水長流的華中大步踢來。退踞武漢僅半年的國民政府和委員長蔣介石被這令人發怵的“夸夸”聲攪得寢食難安，剛剛平復的心又吊了起來。
日本人窮追猛打，絲毫不打算給蔣介石以喘息之機，委員長內外交困，陷入只有忍痛抗擊的境地。然而禍不單行。日本人軍事壓迫未止，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勢又壓得蔣介石喘不過氣來。
6月中，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接到柏林指示，所有顧問必須限期全部撤返德國。武漢大規模激戰就要爆發，數萬德國顧問突然撤出，且不說戰場指揮、協調上的損失，單就中國軍士氣也要遭受重大損害。希特勒背信棄義、釜底抽薪的這一拳，打得蔣介石眼冒金星，苦不堪言。
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對德國太過倚重了。自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與蘇聯斷交后，他便把眼光瞄向了在一次大戰廢墟上崛起的西歐軍事強國德國。十余年間，他不僅從德國進口了大批的槍炮彈藥、軍援物資，甚至還直接引進了德國的軍事人才和戰爭思想。到中日戰爭爆發時，德國在華軍事顧問已達數萬人之多，中央軍營一級作戰單位甚至都配備了德國顧問。這些德國人對蔣介石穩定江山作用巨大。
“圍剿”蘇區，蔣介石更是用盡了德國人出的主意。而且當時中國的國防設施，大都是德國人的杰作。
但中日戰爭的擴大，必然使德國要在遠東兩強中作出選擇。臥薪嘗膽的德國最初誰也不想得罪。武器照樣賣，軍事物資照樣送，只要給錢就行。但為緩解與日本人的矛盾，柏林決定顧問團高級人員由現役軍官改為退役軍官，既給了日本人面子，對中國的關系也仍能維持。
當這種狀況持續了一段時間，柏林正為自己的小聰明得逞而暗自慶幸時，德國人哪里會知道小聰明玩得更妙的日本人一直在暗中算計著柏林，算計著中德關系。1938年新年一過，近衛首相便發出“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隨即，近衛內閣指示外相廣田展開新一輪外交攻勢，重點放在英、法、美、德、意、捷克等國身上。
英、法政府為綏靖逆流吞沒，美國采取的是隔岸觀火的政策，無需廣田再下力氣，至于德、意兩國，廣田早已有所活動，因此更感到成竹在胸，恰在此時，德國通過駐柏林的大島大使向日方轉達。對此，日本天皇明確指示外務省，此事要慎重，要多研究后再定。
東京外務省官員心有靈犀，自然知道“慎重、研究”的涵義。盡管柏林方面心急火燎，可東京卻像是不知有這么檔事兒一樣，平平靜靜。
盡管日本方面對加入協定也是心急火燎，但東方人畢竟不同于西方人，他們玩得起深沉。再說加入這樣一個協定，必然要觸怒英、法、美等西方民主國家。而且德、意僅僅向中國停止軍事援助是不夠的，日本人要的，是阻止第三國向中國的一切援助，甚至外交使團也須脫離蔣政權。日本人要從物質到道義，統統卡死中國國民政府。
日本人的耐心終于逼迫柏林讓了步。廣田外相抓住機會出訪歐洲，滿世界散布“中國逐步接近共產黨”、“國民政權將陷入共產黨的謀略中”、“中國的抗日行為是由于蔣介石受了斯大林俄國的唆使，抗日戰線是建立在容共、聯共基礎上，是蘇聯的幫兇”等等。仿佛蔣介石與共產黨早已結派成對，共同欺侮日本。
但廣田出色的外交挑撥，竟在德國、意大利找到了市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廣田不斷重復的謠言面前，對中國的看法急劇改變。不但不再同情中國的抗戰，甚至慫恿、鼓勵日本人打中國。日本人和德、意的眉來眼去，蔣介石最初并未太看重。中德畢竟有不少軍事、經濟利益，而中意同是文明古國，歷來又能安然相處。絕不至于為日本人迷惑。但很快發生的兩件事驚得蔣介石坐不住了。
先是孔祥熙代表蔣介石去柏林活動，在孔祥熙求見希特勒時竟吃了閉門羹。消息傳來，蔣介石分明感受到一種不祥的信號，覺得情勢有變。果然，未及一月，希特勒電告中國，單方面中止向中國提供軍用物資的協定。德國要關閉對中國敞開的大門。這時蔣介石有些慌神。英、法綏靖之風甚囂塵上，美國又怕惹火燒身，都取中立。如果德、意再倒向日本，中國將陷入十分不利的國際形勢。
蔣介石真真切切地感到了東京的陰鷙、狠毒。但德、意兩國大門并未關死，他要盡最后的努力，爭取重新打開它。蔣介石終于在外交上開始下注了，他甚至親自參與了外交政策的制定，要求國民政府外交部重點解決兩方面：一是拉攏英、美等西方民主國家;二是分化德、意、日的結盟。在當時英、美國家政策短期內不會有重大變化的情況下，他把重點放在了后一方面。
在考慮出使歐洲的人選時，一個無可爭議的白面儒將躍入他的腦中：中國軍界元老，國防參議會議員蔣百里。蔣百里出任蔣介石特使，占據諸多優勢。此公可謂舊中國軍界的奇才。年輕時曾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在第三期日、中數百學生中，因總成績名列榜首，獨享了日本天皇親賜軍刀的獎賞，這在當時日軍中曾引起軒然大波。日校方從此將中日學生分別編組，以防不爭氣的日軍學員再丟人現眼。蔣百里從此在留日學生中被譽為“中國三杰”之首。
蔣百里日后又多次赴日本，并娶有日籍夫人左梅，因此算得上中國軍中的“日本通”。其實蔣百里原名蔣方震，作為一名軍人，他似乎更喜歡別人稱呼他的字：百里，有縱橫百里之意。日后多年，蔣百里似乎比蔣方震更為人們熟知。
但蔣百里淡泊功名，唯理論至上。論資歷，與他在日本同期就學的有蔡鍔，許崇智、李烈鈞等人，都是舊中國軍界的元老。1912年，當蔣介石尚無任何頭銜隱匿家鄉時，他已是保定軍校的校長了。他一生苦思中國強盛，鉆研國防理論，雖使他理論上傾倒各地軍閥，但功名上落了伍。
1906年，蔣百里赴德國陸軍大學深造。很快，一名聰慧識廣的東方青年引起了號稱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眾多將帥的矚目。作為弱國，德國瞧不起中國;作為德國的軍人，他們更瞧不起中國的軍人，但蔣百里，使德國軍界對中國軍人有了新的認識。
蔣百里首先使德軍最高統帥刮目相看。作為舉世聞名的元帥，興登堡從未單獨約見過一個年輕的外國留學生。但交談中，蔣百里風度翩翩，識高學博，所談話題精辟深刻，使最高統帥大感驚訝，對蔣百里深為器重。
消息傳出，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家、《戰略論》作者伯盧麥在德軍第7軍見到了實習連長蔣百里。一番交談后，伯氏拍著這位20多歲東方青年的肩頭說道：“從前拿破侖說過，若干年后，東方將出現一位偉大的軍事家，這也許就該在你身上吧!”
蔣百里在當時世界上軍事上最先進、強大的兩個國家里，都以超人的才識為中國人贏得了尊重。在中國，軍中大員對他只是敬而遠之，棄之不用，但在國外，他的確是遠近聞。蔣介石派他出使歐洲，也許正是考慮到這一點。而且他同時對德國、日本了如指掌，更是無人可比。
在軍委會駐地，蔣介石言辭懇切地對這位軍界泰斗說：“中國如今面臨外交困境，先生此行責任重大。你可利用一切關系、一切手段，破壞德、意、日三國可能出現的聯盟。至少要說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要支持日本打我們，不阻止和妨礙我國政府的自主抗戰。”
蔣百里背著蔣介石特使的空銜和一個毫無希望完成的使命，踏上了去歐洲的旅途。蔣百里盡了力。在意大利，他用盡計謀，足等了一個月，才使起初拒不接見中國特使的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在威尼西亞宮露面晤談。
由于廣田外相挑撥在先，獨裁者成見已定。靈活善變的蔣百里避實就虛，以毒攻毒，妥協蘇聯侵略中國是真，說得墨索里尼大為吃驚。蔣百里趁熱打鐵，從國聯糾紛講到中意友好，終于使墨索里尼說出“決無傷害中國之意”的話，并原則同意接受中意兩國以物換物的請求。
羅馬使命大功告成，蔣百里又馬不停蹄地轉赴柏林。柏林的使命更是艱難。希特勒的野心又不像墨索里尼，僅局限于巴爾干半島。對付蘇聯，德國離不開日本。當蔣百里故伎重演，德國外長、納粹第二號人物戈林就不相信了。
一招不靈，蔣百里再生一計，這時，他對日本社會全面深入的了解派上了用場。他繞著圈子說：“日本是東方的工業國，其財富十分之七握于大企業家之手，而軍民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以社會主義的條件而言，日本早已具備。20年前，《資本論》就在日本銷行100萬冊以上。”
蔣百里對德國也不陌生。他了解納粹打倒大資產階級，扶持中產階級，消滅無產階級的路線，因而專揀些德國人反感的東西說。同時暗示，日本隨時有出現共產的可能。
蔣百里的話終于起了作用。戈林驚奇地搓了搓手，睜大眼想插話，蔣百里卻不給機會地又轉入正題：“日本外相廣田實際上就是個走親蘇路線的外交家。他曾口出大言，有我廣田在位，日蘇戰爭絕不至于發生。日蘇兩國關于中東路懸案，就是在他手里解決的。日本簽訂防共協定時，他向蘇聯駐日大使悄悄聲明，此約乃對英而非對蘇。蘇聯把這句不能公開的私人談話公諸報端，弄得廣田大受其窘，這件事已成了國際上一個半公開的秘密了。”
戈林聞言，大為驚訝，閃著狐疑卻有些動搖的眼光說道：“你的話倒很新鮮。”中國特使另辟蹊徑，竟打動了這位希特勒法定的接班人。起初的冷意已經從戈林胖乎乎的臉上消失了，他同情地對中國使者說道：“中國軍民的犧牲精神，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了，不過你們的力量到底還是不夠呀!……”
蔣百里這才不失時機地露出底：“我們的物質條件比較落后，對貴國的經濟互助和科學指導不能不寄以厚望。”蔣百里已無愧于這次歐洲之行。他緩和了德、意對中國的冷落，揭露了日本狡猾的利用心理。這以后很長一段時間，德國元首希特勒對日本天皇都是忽冷忽熱，爭執不斷。直至日后日本加入軸心國一事，裕仁與希特勒也多次爭吵，互相指責。
蔣百里起碼成功地破壞了三國之間的和諧。但中國軍在戰場上的一敗再敗，日本關東軍、朝鮮駐屯軍重兵云集蘇聯邊境的事實，還是使希特勒在德、日爭執中無法反駁。在東京的一再要挾下，希特勒終于決定拋棄中國這個又大又窮的朋友。畢竟從中國身上，希特勒得不到什么實際利益，還要貼錢貼物。冷酷、惟利的盜世奸雄終于在中日戰爭的天平上，站到了日本一方。
揭開二戰秘聞：希特勒關鍵時為何放棄蔣介石
5月，希特勒下令：派駐中國的德國軍事顧問于6月底前全部返回。希特勒背信棄義、落井下石的行為，在德國顧問團中引起強烈不滿。這些德國顧問不少人長期在華工作，同中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很多人，包括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不愿離開中國，尤其在中國最需要他們的時候。于是，以法肯豪森為首的一批德國顧問聯名通電柏林，表示愿以個人名義留下，繼續為中國抗戰服務。
顧問團這一舉措，曾使柏林深感驚訝。希特勒為早拉日本入伙，非常強硬地警告說：如不按期回國，他們在國內的家眷，將面臨嚴重后果。6月里，當一批批顧問向蔣介石辭行，向蔣介石保證絕不出賣中國利益、絕不泄露中國軍事秘密時，蔣介石既感慨又悲傷。他強打笑臉，對這些即將離去的日耳曼軍人祝福道：“一路順風!一路順風!等我們打敗日本人，歡迎你們再來。”
6月底，德國顧問撤走了。但有5位舍棄一切留了下來。在他們眼里，正義、情感重于一切，他們要親自參與，親自看著中國打敗日本的那一天。德國人走了，斯大林卻向蔣介石伸出了熱乎乎的大手。
斯大林何等精明?!德國對付蘇聯需要日本，而他要對付希特勒，就必須在東方找一個能對付日本的巨人。而亞洲，能與日本人抗衡的非中國莫屬。深遠的戰略眼光，使他拋棄了對蔣介石多年來一直的成見。蔣介石抗擊日本人，畢竟也為他扛了半邊天。
被逼上絕路的蔣介石對斯大林雖無好感，但他手里畢竟擁有飛機、大炮、槍械物資。這些東西雖然要分文不少地付美元，但畢竟是餓漢的碗中餐，中國沒它不行。“有奶就是娘”，蔣介石也是干脆：收!只要是戰爭急需的東西，一概收。至于英、美諸國，管他呢?誰讓他們不管不顧?德國人一腳把蔣介石踹向了斯大林。蔣介石有了槍炮，有了外援，氣又粗了。一時又喊出“抗戰到底”的強硬調子。
蔣介石與希特勒恩怨情仇
1945年4月30日，德國首都柏林籠罩在一片硝煙火海之中。府花園地下室暗堡內，隨著一聲沉悶的槍響，希特勒自殺身亡。
一個星期以后，中國戰時陪都重慶，國民黨政府大禮堂內張燈結彩，蔣介石高舉酒杯，向駐華美英蘇軍將領及大使們祝賀歐戰勝利結束。
蔣介石與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戰兩大對立陣營中的風云人物，在20世紀30年代卻曾有過近十年之久的友好關系，他們不僅函電往來，互致傾慕之情，更是互贈照片、戰刀，以表親善之意，中德關系由此經歷了一段蜜月時期。但后來兩國關系卻逐漸緊張直至斷交、宣戰，蔣介石甚至還參與到德國內部推翻希特勒的事件之中，這一段曲折歷史值得我們去探究。
蔣介石的德國情結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后，與蘇俄的關系隨之斷絕。因急于尋找新的國際力量來填補蘇聯顧問撤退所留下的空缺，蔣介石把目光轉向了德國。
蔣介石十分贊同學習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認真、勤儉、遵紀、執著”的民族精神，認為這是針對舊中國貧窮、散漫、落后的國情，醫治社會痼疾的良方。在留學日本期間，蔣介石便致力于學習德語，1912和1918年曾兩次準備赴德留學。他也曾在《軍聲》雜志上發表文章，贊揚德國的軍事教育與軍事訓練制度，主張中國向德國學習。他從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實踐兩方面的秘訣，力主將“鐵血政策”作為中國的“指導原則”，促成中國社會的“軍事化”。精神上的崇拜與現實的需要，使蔣介石堅定了他的聯德決心。
1933年，希特勒上臺，蔣介石開始直接與納粹政府展開交往，中德關系進入蜜月期。
蔣介石一直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曾經宣稱“我們需要中國的希特勒”。蔣介石認為以中國傳統文化加上法西斯主義理論，就是今日中國由亂變治的法寶。為此，蔣介石效法德意志法西斯，建立了特務組織“復興社”(由于復興社干部均穿藍衣黃褲，故又稱“藍衣社”)，以恐怖手段來維護統治。此外，陳立夫和陳果夫的“CC系”以及“政學系”、汪精衛的“改組派”等，都不同程度地頌揚德意志法西斯的治國成績。
登上寶座后，希特勒為了侵略擴張，大力發展軍備工業，并將對華政策由魏瑪時期的“占領中國市場”修正為“要確保從中國獲得穩定的戰略資料來源”，迫不急待地希望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合作。
相互的需要使兩位終生都未謀面的領導人開始了超越時空的交往。1936年5月，《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簽訂，為此希特勒致電蔣介石，稱“中德兩國之間的貨物互換，給予兩國經濟的發展以莫大的幫助??兩國的密切合作也是兩國人民的利益所在”。希特勒還向蔣介石贈送了德國國防軍榮譽軍刀、自己的照片，以表示其“敬仰鈞座及貴國之微意”。蔣介石也趁希特勒生日之際，致電贊揚希特勒“對于德華兩國間經濟合作熱心主持，使國交益敦親睦??特致謝忱”。德國國防部長布隆堡還向蔣介石贈送三輛汽車，其中一輛與希特勒檢閱軍隊時所乘相同，蔣介石也向德國國防部長、經濟部長、航空部長等政要授勛，中德關系漸入佳境。
軍事顧問來華訓練軍隊
中德關系友好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大批德國軍事顧問來華。1928年11月，第一位來華的鮑爾率領德國顧問團抵達中國。
鮑爾來華后直接從事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為國民黨高級將領授課。授課的內容包括軍事工業、新式武器與化學戰等。聽鮑爾課的，除了蔣介石，還有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李濟深等人，以及一些部隊的高級軍官。由于鮑爾的作用，德國顧問團已經介入了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訓練、警察、國防工業和其他重要部門。
1930年5月，原德軍參謀本部作戰處處長佛采爾來華擔任顧問團團長。佛采爾十分輕視國民黨軍隊的許多高級將領，特別是舊式軍人或留日出身的，認為他們“只知侈談理論”，因而同他們關系并不融洽。而對于恃才傲物、同蔣介石不無齟齬的宋子文，佛采爾卻一見如故，經常陪同宋子文參觀軍事設施與新建立的教導隊，關系非常密切。這使蔣介石感到不滿。另外，佛采爾個性倔強、脾氣生硬，同其他顧問之間的關系也比較緊張。這樣，佛采爾總顧問一職易人，已是勢在必行。
1933年6月，“德國國防軍之父”塞克特來華，并于次年被正式聘為總顧問。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塞克特向蔣指出，中國的軍隊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只是缺少訓練有素的部隊。中國當前應重點訓練和裝備10個師，置于南京政府直接管轄下。他還建議仿效德國軍隊中的軍官團，在中國軍隊中建立起“教導旅”。
蔣介石對塞克特的建議十分賞識，他讓塞克特享有優厚的待遇，每月薪金相當于2000美元，這是此前佛采爾月薪的3倍。蔣介石給予塞克特的地位之高、權勢之大，是其他任何外國軍事顧問所無法企及的。塞克特來華就職后，國民政府特設了總顧問辦公廳。蔣介石曾命令參謀本部、軍政部等中央軍事部門都必須向塞克特全面報告有關情況。塞克特常以蔣的名義召集高級軍事會議，有的時候，塞克特還代表蔣介石視察、檢閱部隊。
塞克特建議先整編6個師(10萬人)作為和平時期的基礎兵力，然后再發展成18個師。第五次“圍剿”之后，陳誠提出立即整編30個師，塞克特堅決反對，向蔣介石力陳己見，甚至以提前回國相威脅。蔣介石只好同意塞克特的主張。
1935年塞克特辭職離華前夕，曾向蔣介石竭力推薦法肯豪森繼任總顧問。此后，法肯豪森便成為在華德國軍事顧問中地位最高的人。法肯豪森先后擔任過德軍軍事教育和訓練總監、陸軍團長、步兵學校校長。
法肯豪森向蔣介石指出，一旦日本發動軍事進攻，華北地區即首當其沖，同時長江流域也會遭到來自海上的日軍進犯。為此，中國應將作戰部隊集中于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區間。最初抵抗區務必向北推進，以滄縣、保定之線為絕對防御，以黃河為最后抵抗線。長江封鎖對于中部防御最關重要，江防須封鎖江陰，陸防須推進至上海附近。南京為全國首都，必應固守。在華中，次以南昌、武昌作主支撐點，宜用全力固守。四川則為最后防地，應規劃兵工業和發展運輸。這些建議有不少經以后戰爭實際證明是可行的。
這一時期除了來華的眾多軍事顧問外，還有一位德國人的名字被歷史銘記——約翰·拉貝。中日戰爭爆發后，拉貝作為德國西門子公司代表被派駐南京。在日本占領南京期間，拉貝擔負起了“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工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勇敢地保護了近20萬南京難民免遭殺戮，拉貝也因此被譽為“南京的辛德勒”。
中國戰略物資交換德國軍火
大批德國軍事顧問來華的同時，中德之間戰略物資和軍火貿易也迅猛發展起來。1934年8月，中德簽訂《中德易貨協定》，規定中國政府以砂礦和農產品換回德國的“工業產品”，德國則向中國提供重工業企業設備。1936年5月，中德簽訂《德華信用借款合同》，德國將向中國提供1億馬克的商業信貸，中國可用此購買德國工業品和其他產品，之后兩國之間的經濟往來有了很大的發展。1934-1938年5年中，德國從中國進口的鎢砂(制造槍炮等必不可少的戰略原料)分別為2510噸、4784噸、5091噸、8037噸和8962噸，從中國鎢砂占德國進口鎢砂的比例來看，1934年占57.2%，至1937年已達70.6%。除了鎢砂以外，德國還從中國進口了大量的銻、錫等重金屬原料。在德國重整軍備的過程中，從中國獲得的戰略原料起了很大作用。
中德斷交、宣戰后，國民政府完全停止了向德國出口鎢砂等戰略原料。至1943年11月，德國政府經濟部長施佩爾向希特勒報告說，由于鎢砂進口中斷，國內儲量僅夠10個月的使用。德國當局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有人提議用黃金同中國交換鎢砂，但以往的德國對華貿易公司早已被迫中斷了同中國的業務往來。希特勒德國不得不喝下納粹當局自己釀下的苦酒。
根據《中德易貨協定》，中國方面還需向德國出口大宗農產品。這也是中方抵付進口德國軍火及工業貸款的重要手段。自借款合同簽署后，中國向德國提供了大批的農產品，包括蛋品644噸、芝麻6500噸、豆油850噸、棉籽油2095噸、桐油100噸、花生仁1000噸、花生油1000噸、蠶繭150噸。
南京當局還加快了從德國進口武器的步伐。1936年德國對華出口軍火為640.5萬馬克，占德國出口軍火總額的28.8%，中國成為德國軍火的最大買主。根據德國外交部的一份文件，至1936年10月，德國已向中方交付價值1000萬馬克的軍火，其中包括2300萬發炮彈、6000萬發反坦克炮彈、1800萬發高射炮彈，以及探照燈、鋼盔等;另外，已訂貨且將于1937年交付的軍火中，有150毫米海岸防衛炮4門、88毫米海岸防衛炮4門、240門水雷、1艘布雷艇、60門野戰榴彈炮，以及高射炮牽引車;1938年交付的有榴彈炮、炮艇、魚雷快艇、高射炮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國民黨當局已有一支8萬多人全部德式裝備的部隊，在淞滬戰場上曾作為主力使用。
1935年在德國顧問參與下，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的翁文灝主持制訂了重工業發展的三年計劃，該計劃確定了中德合作進行的10大工業項目，有鎢鐵廠、鋼鐵廠、煉銅廠、煉油廠、中央機器廠(包括電機廠、工具機廠)、中央電工廠(包括電線廠、電話廠、電子管廠)等，德國方面除供應設備外，還負責工廠的設計、主要廠房的建筑和設備安裝。
陶德曼調停無果，中德斷交宣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德國雖和日本結盟，但又不愿日本取代德國在華利益，也不愿日本在中日戰爭中受損，從而失去或削弱在遠東對蘇聯的牽制作用，因此不希望日本擴大侵華戰爭。10月下旬，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電告駐華大使陶德曼和駐日大使狄克遜，德國愿意調停中日戰爭，由此揭開了陶德曼調停的序幕。
在陶德曼調停期間，日本先后三次提出所謂的和平條件如內蒙自治、華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國際共管等，對此，德國政府不僅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反而力勸中國接受。在南京的勝利又促使日本更進一步提出令中國無法接受的條件，如中國放棄溶共和反抗日滿的政策，對日滿兩國的防共政策予以協助，中國向日本作必要的賠償等。
但沒等陶德曼和蔣介石的進一步商談得出任何實質性的結果，日本方面便于1938年1月16日發表了一份官方聲明，稱談判已經結束。東京方面對德國“提供的斡旋”表示感謝，并且撤銷對國民政府的承認。對于日本的挑釁，18日國民政府發表聲明：“中國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維持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同時，中日兩國互相召回駐對方大使。陶德曼調停中日戰爭的努力實際上已告失敗。
陶德曼調停期間，德國的政策已經明顯倒向了日本，隨著局勢的發展，日本在德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也愈顯重要。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演說，宣布：“德國將承認‘滿洲國’，以拋棄過去不可解之幻想政策，而尊重現實。”這一演說，成為中德關系倒退的轉折點。24日，中國政府照會德國外交部，表明了“對德國此種不友誼行為之不滿”。德國方面則通過其外交部向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表示：“德方對中日戰事仍保持過去中立態度，希望中國政府亦繼續以前對德友誼。”
然而，德國說一套，做一套。6月24日，外長里賓特洛甫下令召回駐華大使陶德曼，與此同時，德國國防部則嚴令禁止軍火輸華。7月5日，全體德國顧問離華返國。中德合作至此結束，兩國關系基本破裂。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正式簽訂，條約“承認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中之領導地位”。次年7月，德國更進一步宣布承認汪精衛偽政權。這無疑是對中華民族及遠東地區各國人民利益的粗暴干涉。南京國民政府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正式宣告與德國斷絕外交關系。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9日，中國政府宣布同時對德國、日本、意大利宣戰，雙方處于戰爭狀態，與德國間的“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一律廢止”。中德關系至此完全破裂。
希特勒拉攏蔣介石合攻印度
中德絕交后，德國仍然企圖拉攏中國。1942年，德國有關方面引誘中國締結《中德軍事密約》，企圖將中國綁到軸心國的戰車上。但得知希特勒想要中國“突攻印度，與德合作”的計劃后，蔣介石警醒了。他在6月18日日記寫道：“對德國路線，勿再探索為宜??不如嚴令拒絕之。”蔣介石這時關心的是加強反法西斯陣營的力量，爭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當年2月，蔣介石與宋美齡曾訪印，力勸英國與印度化解矛盾，共同投入反法西斯戰爭，現在德國卻要中國“背盟”，“突攻印度”，自然要被蔣介石拒絕。
關于合攻印度的會師計劃，據德國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回憶，希特勒曾向他提出，分兵越過伊朗，進駐波斯灣，與日本“在印度洋會師”。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在《昭和的動亂》一書中也說：希特勒“認為大軍南侵，從烏克蘭進攻高加索，將石油控制在手，可斷絕英、美從波斯灣方面對蘇的援助，使德國的勢力伸展到中亞細亞，再與印度方面的日軍遙遙相對，取得聯系”。
為實現會師計劃，1942年3月23日，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和日本駐德大使大島會談，商討軸心國的戰略，要求日本占領錫蘭和馬達加斯加等地，以配合德軍向中東和高加索的進軍。日本在偷襲珍珠港得手，取得局部海上優勢后，也曾制訂了一個用5個師攻打澳大利亞、奪取錫蘭，與希特勒在印度洋上會師的計劃。
美國總統羅斯福充分認識到了這一計劃的危險性。1943年，他在開羅會議期間對他的小兒子直言不諱地說：
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歐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并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日本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割吞埃及，斬斷通過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
羅斯福的這段話從中國堅持抗戰、拖住日軍主力這個角度，認為如果中國軍隊被打垮，德日會師印度，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來說，其結果將是災難性的。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分析：蔣介石接受德國拉攏，與德合作，命令當時在緬甸與日軍作戰的中國遠征軍進攻印度，從而促成兩個法西斯會師，其結果不也同樣是災難性的嗎?幸虧，蔣介石沒有這樣做。
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在其巨著《國家間政治》開篇說道：“像所有的政策一樣，國家間的政策是為了利益而爭，無論國際政策的最終目的是什么，利益總是最直接的目標。”中國的戰略原料雖然對納粹德國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中國在遠東的戰略價值當時無法同日本相比擬。國際形勢迫使希特勒在中日之間做出選擇，這也是中德關系由高潮到破裂的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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