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樹錚收復外蒙事跡_徐樹錚收如何復外蒙

徐樹錚于1919年6月13日被任命為西北籌邊使，1920年7月4日免職，期間三次赴外蒙，第一次是1919年10月23日至1919年11月24日，其中在庫倫逗留22天，主要解決撤治問題，全盤推翻了庫倫辦事大員陳毅的《外蒙善后條例》63條，將有條件撤治變為無條件撤治，以雷厲風行的手段迫使外蒙僧俗統治集團向大總統徐世昌遞交請求撤治的呈文;第二次是1919年12月27日至1920年1月24日，主要辦理撤治諸項事宜，冊封哲布尊丹巴及女佛，并巡視外蒙邊務;第三次是從1920年5月10日離京，到6月15日被段祺瑞從庫倫召回，這次是真正著手經營外蒙。每次往返，都是在張家口更換汽車與火車，在外蒙古的時間一共還不到3個月。

外蒙古在清朝時對中央的向心力就不如內蒙古，經過“獨立”以后更加疏遠中國，所以徐樹錚認為治蒙的當務之急是加強外蒙古官民對中國的向心力。他說：“空言統攝，難期久遠，一切要政，不及時措施，終恐此地非我所有，有之亦不如其無。”1920年5月，他擬具了《治蒙要略》，向國務會議做了詳細匯報，并呈大總統徐世昌、邊防督辦段祺瑞審閱。徐樹錚的《治蒙要略》分為庶政、官制、軍事三個部分。庶政方面，他主張大養軍馬，加強中華文化教育，優待俄民尤其是布里亞特人，厲行電報收費，重征煙酒等奢侈品的捐稅，參照清律和民國法律，制定專門適用于蒙古地區的刑律，發展墾牧事業，興辦工商鹽務林礦等各項實業，鼓勵蒙古族牧民走向定居生活。官制方面，他建議外蒙全境設一總制，坐鎮要區，統轄軍民政商一切事宜;喀爾喀四盟及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六個地區各設都管一員管理政商屯墾各事 。軍事方面，他提議在外蒙的幾個戰略要地駐軍七旅，各旅必須增加騎兵，減少步兵。兵士除戰備訓練外，還可于宜墾地區實行屯田。 [30]

徐樹錚所付諸實行的措施，主要是創設邊業銀行、注銷外蒙官府欠中央政府的舊債、派出部分兵力加強恰克圖的邊防。徐樹錚還命令駐蒙士兵引種天津大白菜，結果十分成功，后來大白菜就成了當地的大眾菜。他還調查礦產、籌備鐵路，修建醫院，使外蒙古的現代化事業有序開展。徐樹錚治蒙，尤重教化，他認為“有清以來，蒙部內屬，迄今約三百年，率以愚蒙為策，實大背人情天理之正。此后欲蒙邊日見親洽，即非力整教化，勸諭興學，不易為功。” [31] 他創立“政教聯歡社”，試圖籠絡外蒙王公喇嘛的感情，又創立《朔方日報》、多次舉辦戲曲演出、與外蒙民眾聯歡，寓教化于娛樂之中。

然而，徐樹錚身在漠北，心在北京，隨著局勢的變化，他于1920年6月匆匆結束對外蒙的短暫經營，投入到對直系的斗爭中。徐樹錚被免職后，外蒙商民憂心忡忡，恰克圖商會于1920年7月8日致電大總統、總理、各部總長、參眾兩院，懇求收回徐樹錚免職之成命，電文中說： “國家設官，布政在民，進退之間，惟民是賴。中央更動徐籌邊使，民等逖聽之余，驚愕罔措，直若大難將臨，曷勝切膚之痛!……徐使一人之進退，關系于蒙疆之得失，及萬民之生死……徐使更動，在外蒙則若中流之失柱石……棄徐使，無異棄外蒙……棄再造之版圖，恐非國家之福也!” [32] 但不滿皖系的大總統徐世昌對此置若罔聞。徐樹錚走后，陳毅取而代之，這位文官沒能守護好外蒙，很快外蒙就先后被白俄軍官恩琴及蘇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黨奪走了。

對于徐樹錚治蒙的功過，歷來褒貶不一，徐樹錚在完成撤治后專門致電在上海的孫中山，孫中山回電祝賀，將他與漢代的陳湯、班超、傅介子相提并論。 [33] 與徐樹錚在政治上對立的交通系要人梁士詒也致函稱贊徐樹錚“冒雪北征，保國安邊，苦心遠識，令人傾倒。” [34] 但也有人指責徐樹錚逼迫外蒙取消自治是“失信”、“誤國”，如國民黨內部的凌鉞等人就稱徐樹錚“犯賣國大罪”，指責孫中山對其稱贊“失當”。 [35] 曾任外蒙古烏里雅蘇臺佐理專員秘書長的孟榘回憶說：“外蒙二次獨立，實因徐以兵力壓迫之所致，武人跋扈，不達蒙情，可勝嘆哉!” [36] 美國的蒙古學家拉鐵摩爾曾用漢語對唐德剛表示外蒙之失“錯在小徐!錯在小徐!” [37] 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向導》批評：“徐樹錚迫蒙古取消自治之后，在那邊的中國人，一時氣炎高沖云霄;官兵奸淫擄掠，商人威壓市塵，親眼看見的人都嘆為日本待朝鮮的橫暴當亦不過如是。” [38] 又說：“徐樹錚統率大隊邊防軍到蒙古去了，那還了得，肆行搶掠，任意殺戮，當然是不言而知的事實。” [39] 臺灣著名蒙古史專家李毓澍則評論說：“徐樹錚的介入，顯然欲攘撤治以為己功，為重振皖系聲名之計。當其抵庫伊始，尚欲另訂簡括條件，重開談判，繼以磋商條件，仍不免曠日廢時，北京各部院核議之條例行將到庫，乃出其武人跋扈之作風，徑以兵力脅迫，自愿撤治突變為強迫撤治，不僅摧殘蒙人向華之心，使外蒙撤治的意義亦全然消失。”“徐氏禍蒙誤國，實難辭其咎!” [40] 也有學者對此作出肯定評價，指出徐樹錚果斷撤治，粉碎了外蒙當局的分裂陰謀，“外蒙古回歸，有效地維護和實現了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與統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同時徐樹錚經營外蒙的舉措“適應了外蒙古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有利于外蒙古的政治穩定與經濟文化的發展”，因此這是“徐樹錚乃至北洋政府的政治活動中少有的亮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