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指的是誰

時間：2017-04-22 12:27:43 淑賢744由分享

　　戊戌六君子指的是誰呢?戊戌六君子是指清朝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農歷戊戌年)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人士發動戊戌變法時，被慈禧太后所逮捕并處死的六名變法派人士，分別為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與康廣仁。下面就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戊戌六君子簡介，希望對你有用!

　　戊戌六君子是誰

　　譚嗣同

　　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號壯飛，別署東海褰冥氏，湖南瀏陽人。他是改良主義運動中的激進派，

　　為了變法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譚嗣同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猛烈抨擊了君主專制制度和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并對封建綱常倫理進行了犀利的批判，其思想之激進和深刻，達到了同時代的最高水平，并成為后來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的先導。譚氏富有文學才華，詩文都寫得有氣勢，有詞采。詩作表現了豐富的時代內容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有些山水詩融入了個人的生命感受，抒發了他沖破網羅、追求個性解放的積極進取精神。詩風恢闊豪邁、剛健遒勁，所謂"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譚嗣同《報劉淞芙書》)，帶有濃郁的浪漫主義特色，入獄時有詩一首：“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有《譚嗣同全集》。

　　康廣仁

　　康廣仁(1867—1898)，名有溥，字廣仁，號幼博。廣東南海人。康有為胞弟。自少鄙棄八股科考，認為國家弱亡皆由八股錮塞人才所致。曾納貲為小吏，深感官場黑暗，掛冠而歸。從美國人嘉約翰學西醫，計劃在上海創設醫學堂，未成。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2月和徐勤等在澳門創辦《知新報》，宣傳維新變法。后到上海倡設女學堂。和梁啟超、譚嗣同等發起成立戒(不)纏足(腳)會。創設大同譯書局，刊刻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著作。1898年春挾金赴京，協助康有為開展維新運動。主張廢八股，開民智。與御史宋伯魯謀議上書，請變生童歲科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得旨允行。由于看到頑固守舊勢力強大，變法難以進行，屢勸康有為離京南歸，收徒講學，培養維新人才，待機變法。戊戌政變時被捕，在獄中說：“若死而中國能強，死亦何妨!”從容就義。

　　楊深秀

　　楊深秀(1849—1898)字漪邨，本名毓秀，號孴孴子。山西聞喜人。1889年(光緒十五年)中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1897年底授山東道監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為己任”。次年3月和御史宋伯魯發起關學會，講求變法。4月列名康有為組織的保國會。與康有為過從甚密，不少奏疏是和康有為商量后寫成，或為康有為代擬。6月1日上新政條陳5篇，請明定國是，宣布變法;請厘正科舉文體，廢棄八股，改試策論;請議游學日本章程，派遣近支王公游歷;請籌款譯書。又多次奏劾阻撓變法的守舊大臣。曾對文悌說：“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業其人，我則為駱丞矣!”(胡思敬：《戊戌履霜錄》卷四)被文悌告發。戊戌政變時被捕，遇害。遺著有《雪虛聲堂詩鈔》、《楊漪邨侍御奏稿》、《聞喜縣新志》。

　　林旭

　　林旭(1875—1898)字暾谷，號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舉人出身。好為歌詩。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針對簽訂《中日馬關條約》，上書請拒和議。同年捐貲為內閣中書。1897年進張元濟等創辦的西學館學習。1898年創立閩學會，與粵、蜀、浙、陜各學會相呼應，推動維新運動。4月參與發起保國會，任董事。因仰慕康有為，受業于康。曾為康有為的《春秋董氏學》作跋，推揚今文經說。百日維新中，受到光緒帝召見，賞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戊戌政變前夕，曾把光緒帝的密詔帶給康有為，共商授救光緒的辦法。戊戌政變時被捕，遇害。年僅24歲。遺著有《晚翠軒集》。

　　楊銳

　　楊銳(1857—1898)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人。舉人出身。1889年(光緒十五年)授內閣中書，后晉為侍讀。曾入張之洞幕府，在北京任職期間經常寫信向張之洞密報朝中動態。中日甲午戰爭時，主張集精兵猛將大舉北援，保衛津沽。1895年參與發起強學會。強學會被封禁后，又聯合會中志士抗爭。清廷在強學會舊址基礎上設立官書局，命其參與選書事宜。1898年春在京創立蜀學會，并辦蜀學堂，以張之洞的《勸學篇》為指南，兼習中學和西學。4月列名保國會，而每于集會時常當眾假寐。在百日維新中受到光緒帝召見，賞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與康有為相交，但變法主張多有不合，攻擊康“多謬妄”，聲稱要對新法“稍加裁抑”。戊戌政變時被捕，張之洞營救不及，被害。遺著編為《楊叔嶠文集》和《楊叔嶠詩集》。

　　劉光第

　　劉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順人。1883年(光緒九年)中進士，授刑部主事。為官清廉，不媚權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上書建議變法求強，刑部堂官閱后震恐，不敢代遞。1898年春列名保國會。百日維新中，受到光緒帝召見，賞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曾與譚嗣同一起批駁守舊派曾廉請殺康有為的奏疏，但又經常依違于維新與守舊之間，處理政事盡量“無新舊畛域”，使“維新守舊，咸得其宜”(劉光第：《與厚弟書》，《衷圣齋文集》)。戊戌政變時被捕，遇害。年僅39歲。遺著有《衷圣齋文集》、《介文堂詩集》。

　　戊戌六君子”為何被殺

　　所謂“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殺害的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等六人。此六人均與當年之維新運動有關，其中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四人乃光緒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軍機章京;楊深秀乃山東道監察御史;康廣仁乃康有為之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達殺害“六君子”之上諭，稱：“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次日，內閣所奉硃諭將“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體化。硃諭稱：

　　“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發指。……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啟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并嚴拿懲辦。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系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于召見時，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儻語多牽涉，恐致株連，是以未俟復奏，于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

　　通觀這份諭旨，“六君子”之罪行，總結起來不外乎三條：1、康黨謀圍頤和園誅殺慈禧;2、“六君子”與康有為結黨;3、楊銳等人任職軍機處期間“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謂“匪人”，其實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一干人等。換言之，“六君子”乃因其康黨身份而被殺。

　　“六君子”當日被當作“康黨”而被殺;后世亦長期將其歸入“康黨”，說他們圍繞著康有為，為了戊戌年的維新變法事業而不懼犧牲。但事實絕非如此，“六君子”中，楊銳、劉光第二人對康黨甚為厭惡;康廣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與康黨的關系;楊深秀情形如何，筆者尚未見可靠資料，唯譚嗣同自命與滿清為敵，故而口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之語，從容赴死。

　　“六君子”被捕前，康有為因全盤參與籌劃戊戌年圍園殺后等內幕，并對其成敗有所預判，已提前遁走天津。“六君子”被殺后，康黨為維護其“維新派”面目，以爭取國際、國內之同情與支持，又不惜種種作偽，掩蓋“六君子”被殺之真相。

　　1、篡改楊銳、劉光第等與康有為的關系

　　如前所述，楊銳、劉光第二人對康有為及“康黨”的基本態度是厭惡和不滿。但二人被殺后，康黨刊布了許多回憶、紀念文章，將二人打扮成了康有為的忠實擁躉。如康有為之《六哀詩》談楊銳，說楊氏“與我志意同，過從議論熟”;梁啟超之《楊銳傳》聲稱：楊銳“久有裁抑呂(后)、武(則天)之志”，于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實際上，楊銳根本不知道康黨的“圍園殺后”計劃，其對光緒所言，乃是要調和帝后關系，絕無什么“裁抑呂、武之志”。

　　再如，康有為在《六哀詩》里說劉光第：“我不識裴村，裴村能救我”，說的是康有為被人彈劾“保中國不保大清”，劉光第與譚嗣同聯名擔保康有為忠心不二之事;梁啟超之《劉光第傳》則記載，劉光第稱此舉是奉君命而為，同時又慷慨表示：“即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仆不讓君(譚嗣同)獨為君子也。”但實際情形，據胡思敬披露，劉光第之所以署名，乃是被一同值班的譚嗣同百般纏擾的結果，“譚嗣同與同班值宿，邀與聯名，以百口保之，不能力拒，故及于難。”譚氏對康黨“保中國不保大清”一事知之甚詳，其力邀劉光第聯名，乃是故意拉劉下水。類似此類篡改者甚多，此不贅述。

　　2、篡改譚嗣同絕命詩，掩蓋其革命黨之真相

　　康黨對“六君子”之死真相，最重大的掩蓋，是篡改了譚嗣同的絕命詩。譚之原詩《題壁獄中》，有兩種流傳版本。其一是：“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后人論。”其二是：“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前者系非康黨人物所記;后者則是康黨所著力宣傳之版本。

　　這兩個版本的主要區別，在于后兩句。“歐刀”乃刑人之刀;“公罪”，如前所述，譚氏《仁學》中有謂：“謀反，公罪也”。如《仁學》中所述，譚氏認為滿清皇室殘害“中華”數百年，乃罪大惡極者，故在譚氏看來，“圍園殺后”乃是代表千萬“華人”對滿清最高領導層實施正義的刑罰，故有“歐刀”之說;所謂“手擲歐刀仰天笑”，乃系指“圍園殺后”計劃失敗，未能如愿刑罰滿清皇室。譚氏認為：“謀反，公罪也。……公罪則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得任國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謀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為之君者，尤當自反”，也就是說，“留將公罪后人論”一句，乃是譚氏自承謀反，且不認為謀反有什么不對。康黨戊戌年之后，傳播譚氏絕命詩甚力，但這兩句，絕不見于其宣傳讀物，而被置換為“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這與康黨在戊戌年后竭力否認自己曾有“圍園殺后”計劃及“保中國不保大清”等謀反行為，是相一致的。

　　至于“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是否康黨杜撰，目前還存疑。一種很大的可能是：這兩句其實也出自譚氏之手，只不過被康黨移花接木嫁接到了絕命詩中。證據就是：譚氏應詔赴京時，唐才常為之餞行，譚氏曾口占一絕：“三戶亡秦緣敵愾，勛成犁掃兩昆侖”——所謂“三戶亡秦”，乃明言此行目的，是陰謀推翻滿清之暴政，“昆侖”非獨指高山，亦有“華夏”之意。

　　除篡改絕命詩之外，康黨還捏造了一份譚氏的絕命血書。內有“傷心君父，……告我中國臣民，同興義憤，剪除國賊，保全我圣上”、“受衣帶詔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千鈞一發，惟先生(指康有為)一人而已，天若未絕中國，先生必不死。嗚呼!……嗣同為其易，先生為其難……”等語。渾不顧譚氏畢生仇恨滿清皇族之政治立場，必欲將其打扮成光緒之忠臣烈士;更無視譚氏心知肚明康氏早已離京之事實，反杜撰出“天若未絕中國，先生必不死”等肉麻語。與康黨一同逃亡的王照后來披露，這份血書，是梁啟超、唐才常、畢永年三人密謀捏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