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是一個怎樣的人
康有為先行看到了國家的危機，并進行了大膽嘗試，為孫文領導的辛亥革命做了實踐上的指導。雖然失敗了，可是卻對后世大有影響，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搜集整理的康有為是一個怎樣的人，希望對你有幫助。
康有為是一個怎樣的人
康有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長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別署天游化人，廣東南海人，人稱“康南海”，清光緒年間進士，官授工部主事。
康有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贊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自幼學習儒家思想，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南歸時途經上海，購買了大量西方書籍，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1891年后，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贊許。7月，他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次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衙門章京，準其專折奏事，籌備變法事宜，史稱戊戌變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預，維新運動失敗，其具體細節目前尚有較大爭議。
變法失敗后，光緒皇帝被軟禁，康有為之弟康廣仁被殺，康有為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為獲得國際支持，他曾游歷列國，會見歐洲各國君主。
辛亥革命后，康有為于1913年回國，主編“不忍”雜志，宣揚尊孔復辟。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清廢帝溥儀復位。1917年，康有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勛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
康有為晚年始終宣稱忠于清朝，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親往天津，到溥儀居住的靜園覲見探望。1927年，康有為病死于青島。
康有為的故居在哪里
康有為故居又名“延香古屋”，建于1858年，康有為誕生于古屋。故居為一間一廳兩房兩廊的青磚鑊耳屋，是珠江三角洲典型的清代民宅。延香古屋采用青磚墻櫞木結構，古色古香。古屋大廳用黑色木板搭建了閣樓，兩廊中間留有天井，古屋采光足通風好，冬暖夏涼，環境非常舒適。延香古屋是保留完好的一處清代建筑，具有很好的觀賞和研究價值。在這座故居中，康有為飽讀中西書籍，初步形成了維新思想體系，并在此處撰寫了至今仍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論著《大同書》初稿。
康有為故居坐落在佛山市南海區丹灶鎮銀河蘇村的康有為故居，是變法的前沿，是維新的搖籃，這里孕育了我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愛國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學藝術家，戊戌變法運動領袖康有為。康有為故居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聞名全國、揚名海外的一處景區。
康有為故居由康有為紀念館、康有為故居、康氏宗祠、澹如樓、松軒、荷塘等主要建筑和景區組成，占地面積2萬多平方米。康有為紀念館共由兩層展廳組成，展出了康子從少年時代刻苦求學，青年時代立志報國，中年時代布衣上書，請求變法維新挽救民族危機，變法失敗流亡海外以及辦強學會、著書立說等波瀾壯闊的人生，從中可以了解到一代偉人康有為為尋求真理的奮斗軌跡，具有深厚的文化歷史底蘊。
1983年南海縣政府撥款對康有為故居按原貌進行修復，同年10月對外開放接待國內外游客。1983年南海縣政府撥款對康有為故居按原貌進行修復，同年10月對外開放接待國內外游客。1984年6月康有為故居被列為佛山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康有為的書法怎么樣
在我國近代書法史上，康有為首先是以其宏富而鮮明的書學理論奪得一席之地的。他的書學論著《廣藝舟雙楫》在清代包世臣《藝舟雙楫》之上加以擴充闡發，主旨是提倡、推廣碑學，攻擊、抑制帖學。這一立場在當時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其原因在于：帖學發展至近代已走向一味求媚、不避靡弱的邊緣，康有為雖身處其中，卻由于見聞甚廣，故而心游萬仞，從帖學中掙脫出來，振臂一呼，便很快贏得了諸多有識之士的共鳴;加之金石考據之學大興，于是碑學盛極一時。依康氏分析，當時“尊碑”的原因是：“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于臨摹，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
康有為在書學理論上雖持見多有偏激，但其對碑學的闡幽發微、探賾索隱是他人無可比附的，故其貢獻也是值得后人肯定的。然他的創作實踐并未能像他的思想—樣光芒四射。他認為“古今之中，惟南碑與魏為可宗”，并列出其“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有論者以此為坐標比照康氏本人的創作，謂其心有余而力稍遜，仍未能擺脫早年的帖學窠臼。康有為書法早年學王羲之、歐陽詢、趙孟頫，后從學朱九江，宗法歐陽通、虞世南、柳公權、顏真卿，又力學張芝、索靖、皇象章萆，后又轉學蘇軾、米芾、鐘繇等，自謂執筆用朱九江法，臨碑用包世臣法，用墨浸淫于南北朝。由此可知，碑學的養分他只吸收了—部分，其他均是雜糅諸家而成。
康有為行草學蘇、米，但觀其書作，氣息、規模均自南北朝碑版出，蘇、米嗣音甚微。他在《廣藝舟雙楫》中論及行草時說：“吾謂行萆之美，亦在‘殺字甚安’、‘筆力驚絕’二語耳。”故此他推大令行萆為第一、米芾第二、王覺斯第三。在強調筆力的同時，他還特別看重求變，推崇昂藏郁拔而神閑意秾的審美境界。以康氏此作證之，可知他的這一理想已化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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