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詩人王安石個人介紹

時間：2018-03-05 18:05:26 偉文36由分享

　　相信大家都讀過不少由宋代詩人王安石所創作的詩作吧!如果你想深入的了解這位詩人，可千萬別錯過了這篇文章，趕緊和小編我一起來了解吧!希望這些資料對你有所幫助!

　　基本信息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追贈太傅。紹圣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在哲學上，他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文學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其詞寫物詠懷吊古，意境空闊蒼茫，形象淡遠純樸，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歷史評價

　　【《宋史》評價】

　　《宋史·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的評價】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后，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后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為官經歷

　　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江蘇省揚州市)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事、舒州(今安徽省安慶市)通判，旋又外調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江西、安徽一帶]，江寧知府(江蘇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經歷，王安石認為宋朝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于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學善文見稱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悅為謀士，以曾布、鄧潤甫、章惇、章衡、蔡確、呂惠卿等為變法派的中堅力量。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王安石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后，王安石繼續堅持他的這一見解，“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并、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收成好壞就決定于人而不決定于天。要達到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應的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三經新義》，也稱“荊公新學”，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經歷，王安石認識宋朝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于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