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尚法的歷史事件
建元六年(前135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從此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尊儒尚法的歷史事件，希望你喜歡!
尊儒尚法的形成
首先，尊儒尚法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
經過60余年的休養生息，西漢在武帝在位期間(前140至前87年)達到了王朝的鼎盛時期。大一統的局面進一步得到鞏固，國家的經濟實力已相當充足富厚，《史記·平準書》說：“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西漢王朝走上鼎盛時期后，漢初“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已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了。道家學說在本質上是消極的，只可在大的動亂之后起暫時的協調緩解作用，不能作為長期的政治指導方針。被秦王朝歪曲了的法家學說，名聲很壞，統治者縱然骨子里仍然采用法家政治學說，而在自己的旗幟上卻不愿打上法家的印記。于是以溫、文、穩為特征而又強調人世的儒家學說便受到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推崇。漢武帝在前代諸帝的基礎上加以發展，形成了一套新的統治政策。
尊儒尚法的內容
所謂尊儒尚法，就是提倡仁義德治與實施法治相結合。“尊儒”與明教化相通，所謂明教化，即通過倡導、勸勉的手段，統一人們思想，形成忠于封建王朝、恪守封建綱紀倫常的社會風氣。武帝即位以后，連續多次大規模征召才能之士，建立了郡國歲舉賢良制度(下令郡國官員每年向政府推薦人才)，從中選拔和任用政府所需的人才，通過“舉賢良”來達到“明教化”的效果。武帝即位次年，采納丞相衛綰建議，對所舉賢良中治法家、縱橫家的，一律罷去;隨后又任命好儒術的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名儒魯申公的學生王臧為郎中令。這樣，尊儒的趨勢得到加強。建元六年(前135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從此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儒學處于獨尊地位，成為西漢王朝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
“尚法”即對違法者要嚴治。將法家駕馭臣下的權術和嚴施刑罰等用作手段，而儒術用來緣飾，所謂外儒內法正是武帝政治的特點。所以，當時所要“罷黜”的不過是那些新進對策的專治雜學的人，并非禁絕儒家以外的各家。董仲舒雖建議罷黜百家，但他的儒家思想也吸收了道、法、陰陽五行等學派的學說，他還特別強調法治，把儒法兩家揉合為一體，形成外儒內法的思想。從漢武帝執政時期的情況來看，他對“百端之學”還是寬容的。漢武帝本人并不完全依賴儒學，在宗教方面，他相當依賴方士;在政治方面，他相當依賴法家。他所重用的大臣，大都是既精通儒術又深知刑法的人。尊儒尚法、外儒內法或儒法表里的統治思想一直為歷代統治者所奉行，成為統治者的治國秘訣。
尊儒尚法的影響
法律與道德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互相聯系、互為補充。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貫徹統治階級的意志，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尊儒尚法體現了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的融合統一，在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和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總之，經過秦朝、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方面證明：在動蕩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現全國大一統，而法家思想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蕩結束之初，人口凋敝，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轉軌道之后，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互相融合的趨勢。而董仲舒的新儒學以儒家思想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礎格局，成為統治階級的根本指導思想，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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