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愛國運動爆發(fā)
五四愛國運動是在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不斷加深,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下爆發(fā)的。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則是它的導火線今天學習啦小編給大家精心挑選了五四愛國運動爆發(fā)，希望文章對大家有所啟發(fā)。
五四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是1919年5月4日發(fā)生在北京的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共同參與的，通過示威游行、請愿、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種形式進行的愛國運動，是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又稱“五四風雷”。從1918年11月的“公理戰(zhàn)勝強權”慶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會議，短短兩個月時間，當時的中國充分詮釋了“自古弱國無外交”[1] 的定律，所謂的“公理戰(zhàn)勝強權”不過是一個美麗的童話。面對這樣屈辱的局面，從5月1日開始，北京的學生紛紛罷課，組織演講、宣傳，隨后天津、上海、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工人也給予支持。[2] 五四運動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fā)展，中國共產黨一般將其定義為“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注意這里的“封建”一詞是泛化的封建觀)，并以此運動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
五四愛國運動歷史原因
新思想與社團革新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戰(zhàn)爭之后大量傳入
新青年中國并影響年輕一族，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著陳獨秀所創(chuàng)辦的《青年》雜志(后改名為《新青年》)等刊物的發(fā)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自由、反抗傳統(tǒng)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從思想、文化領域激發(fā)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的出現(xiàn)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智力來源。社團組織在中華民國的發(fā)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工讀互助團等等，為五四運動在全國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3] 高等教育發(fā)展中國的科舉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變，于190
北京高等師范學校5年被廢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現(xiàn)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獲得進一步的發(fā)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被聘請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時注重培養(yǎng)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4] 國恥情緒191
五四運動時的徐世昌政府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zhàn)，經70多日激戰(zhàn)，于1914年11月7日占領全部的德國租借地膠州灣。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shù)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xié)定，為新聞界所得知，并發(fā)布該協(xié)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日本以及“賣國”的政府強烈不滿，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fā)展，并發(fā)揮了作用。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國宣戰(zhàn)，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參戰(zhàn)國”,即加入了協(xié)約國。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并協(xié)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zhàn)軍，其貸款還被用于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
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于青島。
關于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京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后被北京學生痛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中國對德宣戰(zhàn)，與日本同為戰(zhàn)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僅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占山東的借口。[5]
五四愛國運動事件起因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所謂的“和平會議”，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協(xié)約國之一，參加了會議。中國代表在和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巴黎和會舊照軍隊和取消“二十一條”等正義要求，但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zhàn)勝國之一，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此消息傳到中國后，北京學生群情激憤，學生、工商業(yè)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紛紛通電，斥責日本的無理行徑，并且要求中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在這種情況下，和會代表提交了關于山東問題的說帖，要求歸還中國在山東的德租界和膠濟鐵路主權，以及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等不合法條約。但結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居然準備在《協(xié)約國和參戰(zhàn)各國對德和約》上簽字。最終，英、美、法、日、意等國不顧中國民眾呼聲，在1919年6月28日還是簽訂了《協(xié)約國和參戰(zhàn)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在巴黎和會中，中國政府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fā)了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fā)了五四運動，在這樣強大的壓力下，中國代表最終沒有出席巴黎和會的簽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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