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歷史事件講解_土地改革歷史事件介紹
在土地改革的革命大潮中,位于太行山東麓、晉冀豫三省交界的涉縣,由于其是全國面積最大、最鞏固的晉冀魯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的首府縣,今天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找來了土地改革歷史事件，供大家參考和閱讀。
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徹底鏟除封建剝削制度的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提出了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領導了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新中國成立前，占全國面積約三分之一的東北、華北等老解放區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
新中國建立初期，為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 并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創造條件， 在華東、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區( 即“新區”， 所涉農業人口數和土地面積都占全國總數的2 /3 以上。) 繼續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1946年5月4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簡稱《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亦稱《 五四指示》)，把抗日戰爭時期削弱封建的 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消滅封建實行“ 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因而獲得了廣大農民的擁護，他們踴躍參軍參戰，支援前線，鞏固 解放區，積極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
舊中國的土地制度極不合理，占農村人口總數不到10%的地主、 富農約占有農村70～80%的耕地，他們以此殘酷地剝削農民。而占農村人口總數90%以上的 貧農、 雇農和 中農，則只占有20～30%的耕地，他們終年辛勤勞動，卻不得溫飽。這是舊中國貧窮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
地主階級不僅憑借占有的大量土地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而且與官僚、特務勾結在一起，任意欺辱和魚肉百姓。雙塔村地主 王漢章叫佃戶馬義山出差，因事晚了點，王漢章即用皮鞭將其眼珠打淌。喂馬的長工鞏榮石無辜被王漢章活活打死。此外，不少大地主還養著“ 團防”，作為鎮壓勞動人民的工具。因此，解決土地問題、沒收地主的土地給勞動人民，已成了 抗日戰爭勝利后廣大勞動人民的迫切要求。
土地改革解放戰爭時期
到1946年冬，河北各解放區凡是環境許可的地方，土改運動都開展起來了。1947年2月，晉察冀中央局召開土改工作匯報會議，對“五四”指示以來的土改運動進行了認真總結，在肯定成績的同進找出了不足之處，提出了進行復查的任務。會后，冀中、冀晉、冀東、察哈爾等地開始了土改復查。
1947年7月至9月，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 平山縣 西柏坡村召開全國土地會議，這次會議由毛澤東主持，總結了“五四”以來土地改革的經驗，制定和通過了徹底實行土地改革的《 中國土地法大綱》，并于10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準正式公布。其中規定："廢除封建 半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鄉村農會接收地主的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它財產，并征收 富農上述財產的多馀部分“;“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此
土地改革運動外，對若干特殊土地財產及分配中若干特殊問題的處理辦法、土地改革執行機關及保護工商業等，也作了具體規定。在這個大綱的指引下，土地改革運動在 解放區廣大農村迅速掀起。 [3]
明確了土地改革的方向和辦法。各大解放區還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分別制定了實行《土地法大綱》的補充條例，傳達、貫徹了全國土地會議和《中國土地法大綱》的精神，檢查、總結了執行“五四指示”中的成績、經驗和缺點，并根據本區的具體情況規定了土改的步驟、方法以及各項具體政策。接著在各解放區迅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 群眾運動的高潮。1947年12月， 毛澤東發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8年1月， 任弼時發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糾正 土改運動中的“左”的偏向。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講話，提出土地改革的總路線是：依靠 貧農，團結 中農，有步驟地、有分
土地改革運動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這樣，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政策就更加完備、土地改革運動就更加健康地發展。土地改革運動滿足了農民的土地要求，激發了群眾的革命熱情，使解放戰爭獲得了政治、經濟和 軍事力量的源泉，有力地保證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 [4]
到1948年夏，冀中區和北岳區除邊沿村外，在能進行土改的150，066個行政村，1，068萬人口的區域中，已有90%以上的地區達到了土地大體平分;原熱河有80%的地區農民共分得土地240萬畝;冀南、冀東、渤海地區，經過土地改革運動，貧雇農均獲得了大量土地財產。土地改革運動使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大大解放了生產力，使廣大農村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新局面。
解放戰爭時期，全國已有一億四千五百萬農業人口的地區實行了土地改革，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做到了 耕者有其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又在擁有三億一千萬人口的新區進行土地改革。到1952年9月為止，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及臺灣省外，全國普遍實行了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意義
實質
土地所有制的改變(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土地私有制)
判斷要素
對于土地改革政策的是非在事后進行判斷，不能不考慮當時存在的三個方面的因素：
首先，以馬列主義為理論基礎的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沒有階級私利的黨，這決定了它對人民革命事業的高度責任感以及追求真理的一貫性和徹底性。但馬列主義必須和本國情況相結合，才能有生命力和戰斗力，實現這一點要經過反復實踐的過程。與此相聯系，黨的成長也要經歷一個由幼稚到成熟的過程。黨在其誕生初期，立即投入中國大革命高潮，由忽視農民問題到領導農民舉行武裝起義，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誠然是一大進步，但是對如通過土地革命發動農民是缺乏經驗的。由于中國封建土地制度的特點，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導地位的同時，存在大量的農民小土地所有制，這就造成中國的土地改革不同于歐洲簡單地反對封建領主、解放農奴，從而增加了制定分配土地政策的復雜性。這就是說，照搬外國的經驗是不行的。但對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在開始時并沒有也不可能認識清楚，在一個短時期內在某些問題上有過照搬俄國經驗的傾向，幾經反復，才摸清情況，積累起自己的經驗，終于形成一套正確的政策體系。
另一方面，在整個土地改革過程中，隨客觀社會環境的不斷變化，農村各階級的政治態度也在變，也需要相應地進行政策調整。地主階級是土地改革的打擊目標，但在不同時期，對待地主的具體政策是不同的。在抗日戰爭時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地主政治態度發生變化，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目標下，必須擴大團結范圍，減少阻力，因此，放棄沒收土地而實施減租政策，即為一例。又如分配土地方法，由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到又一度平分一切土地，最后確定為在使無地少地農民獲得土地的同時，不損害擁有土地的農民的利益，包括不動富農雇工經營的土地。可以說，整個土改發展的過程，力求符合革命斗爭的需求，符合客觀實際情況，政策由不完善到完善，是同黨的隊伍的發展狀況相聯系的。全國范圍的土地改革剛完成不久，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新的問題又來到面前，又出現一個不斷學習、增長知識、積累經驗的新的過程。
其次，新中國建立前的土地改革長期處于戰爭環境之中。戰爭的勝負關系革命事業的成敗。環境迫使我們不能不經常把“一切為了前線”作為制定政策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這就形成在戰爭中要充分考慮到貧雇農的要求。因為貧雇農占農民的大多數，是革命性最堅定的一個階層。為取得革命戰爭的勝利，有必要盡可能照顧他們的切身利益，前邊提及一度產生“徹底平分”的口號，頗大程度上出于這一原因。在對待富農問題上的策略變更，也與在戰爭緊張關頭更多地考慮照顧貧雇農的土地要求和對發展生產重視不夠有關，隨著環境變化和經驗的豐富，才最終回到保存富農經濟的正確立場上。這樣一種局面往往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才能夠理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地了解：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不僅僅要依靠可以依靠的人，而且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還要中立可以中立的人，不然自己就會被孤立。雖然我們在戰爭環境下有某些策略變動，其中有失誤之處，但從總的方面看，中國共產黨能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內擺脫了斯大林與第三國際推行的“加緊反富農”，打擊中間勢力的錯誤做法，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大認識飛族。在這方面，毛澤東首先經過實地調查，提出分析農村階級的標準，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貢獻。
第三，群眾作為一支階級隊伍，也有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由自在到自為的變化過程。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是通過群眾路線實施的。然而，那種所謂“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群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觀點，是不符合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的。不說別的，僅就清除群眾中廣泛存在的封建意識、宗族觀念，樹立正確的階級觀念、政策觀念，就需經過反復教育和斗爭實踐鍛煉。在土地改革中，共產黨既要放手發動群眾，又須用政策武裝群眾。這對于干部是個難題。因為干部本身也要在實踐中成長。時過境遷，未親臨其境的人們常發問：為什么中國土改運動中，在此地發生過執行政策中的混亂現象，又在別的地方重犯?原因就在于參加土改的干部和群眾都需要在實踐中學習，其中包括向錯誤學習。這個過程是不可逾越的。學費可以少花，但不能一點不花。此外，階級斗爭是個互動關系，被斗爭對象的反攻倒算也刺激群眾犯過激錯誤;反過來，群眾的過激行動，也會助長斗爭對象的反動傾向。因此在過去的長期斗爭中，有這樣一個規律：國共合作時期容易右，破裂時期容易“左”。破裂時，常常是階級敵人殘殺群眾最厲害的時期，農民的反抗就容易走上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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