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長城的軍事意義
長城(Great Wall)又稱萬里長城，是中國古代的軍事防御工程。長城修筑的歷史可上溯到西周時期，發生在首都鎬京(今西安)的著名的典故“烽火戲諸侯”就源于此。那么長城在漢朝的時候，對軍事有著怎樣的意義呢?下面就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漢朝長城的軍事意義，希望對你有用!
漢朝長城的軍事意義
漢朝晁錯有一篇關于修筑長城備匈奴的議論，認為：“胡人食肉飲酷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鈁走獸于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ZG有所以離南 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遠縣才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人。如此連年則ZG貧苦而民不安矣。……遣將吏發卒以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座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不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吧，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言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邙系虜之患。”為了拱衛長安，派蘇建率兵10萬依蒙恬舊規模置郡朔方[今內蒙古杭錦旗北]，列障戍于河南[今內蒙古河套一帶]，又開河西五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金城]，隔絕羌與匈奴的聯系，故而關中可以無患。漢朝依托長城防御，積累實力不斷反擊，以至匈奴連受重創，逐漸衰弱，其中長城所起的保護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漢朝長城的歷史意義
重要分界
中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點所構成的地理環境、氣候特點，決定了整個中國大陸古代經濟、文化大致分為東西兩大區和南北三帶的天然布局。東西兩大區即北起興安嶺，經燕山、陰山、賀蘭山、岷山至橫斷山脈一線，以東為農業經濟發展地區，其西是畜牧業(間有河谷或綠洲小塊農業)經濟發展地區。三帶即秦嶺、淮河以南為水田農業經濟發展帶;秦嶺、淮河以北至陰山、燕山以南和東北平原是旱作物農業經濟發展帶，陰山以北，賀蘭山以西為畜牧業經濟發展帶。兩區三帶的天然布局，構成中國大陸古代農、牧兩大經濟、文化類型。長城帶包含了整個旱作農業經濟發展帶和畜牧業經濟發展帶的大部，構成一個完整獨立的經濟體系。經濟上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畜牧業是農業的重要補充，兩種經濟相互依存，互相補充。文化上以農耕文化為主導，農、牧兩種文化相互滲透和吸收，不斷匯聚與輻射。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農業首先在黃河中下游發展起來，成為整個中國農業經濟、文化的腹心，并成為全國經濟、文化交流匯聚的中心。在整個畜牧業經濟區，自興安嶺以西、陰山以北的內蒙古大草原，憑借得天獨厚的條件，發展成為畜牧業經濟、文化的腹心。長城就坐落在這兩個經濟、文化腹心的自然交匯處，它是一定的經濟發展基礎的產物。長城既將兩種經濟、文化隔開，又將兩種經濟、文化聯結在一起。
如今長城已失去了它的軍事用途，更多的在體現我中華民族精神文明，激勵著中華兒女炎黃子孫保衛我中華民族。同時也在見證我中國人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團結一致拼搏進取，抒寫奇跡抒寫輝煌。
長城帶的民族關系
長城帶古代的經濟、文化結構與古代民族的構成格局，決定了中國古代農業經濟地區與畜牧業經濟地區的關系集中表現于長城一線，其農業經濟、文化與畜牧業經濟、文化的對立統一也沿長城一線展開。與此相適應的中國古代的民族問題也集中于長城一線，表現得異常突出，無論是民族間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聯合與交流，還是民族間軍事、政治上的斗爭，都沿長城一線展開，它對于主體民族的形成與發展，主體民族與長城帶各民族的關系，以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都曾起過重要作用。這是由于中國古代經濟體系一分為二、農業經濟與畜牧業經濟的對立統一所決定的。
長城帶的發展
農業和畜牧業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產方式，農業需要人員定居穩定生產，而畜牧業人員卻在流動中放牧，兩種生產方式各有其不同特點，因而農、牧兩大類型的經濟、文化，自古就有矛盾的一面。畜牧業生產的單一性和不穩定性，使之對農業有很強的依賴，又常常造成兩種經濟、文化的失衡，出現嚴重的對抗。而古代牧區保留的部落亦兵亦民的集群社會組織，很容易形成軍事優勢，有時進入農業區掠奪，給農業區造成極大破壞。長城的修筑與存在，便起到了把農、牧兩個民族隔離開來，借以增強對畜牧業民族掠擾的抗御能力，使之不能輕易得逞，從而有利于保護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和先進的生產方式，有益于社會生產力和封建文明的發展與積累。
更重要的是農、牧兩大經濟、文化類型之間存在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相互促進的關系。農業經濟既需要畜牧業為自己提供農耕、運輸用的畜力和戰馬、牲畜、皮毛、珍貴藥材等畜力和物力，也需要不斷向畜牧經濟區出賣農副業及手工業產品等，使畜牧業經濟地區成為農業經濟地區的重要商品市場;而畜牧業經濟不僅需要農業經濟地區提供糧食、布疋和鐵、金、銀、陶器等各種手工業品，而且也需要出賣自己的皮毛、藥材等產品，這樣便促使了兩種經濟的貿易交換沿長城一線不斷展開。自秦漢至明清，長城沿線的許多關口，在歷史上成為農、牧兩大經濟、文化系統民族交易的場所或中心，加之特殊情況下的民族之間的搶掠，使農、牧業產品沿長城一線集散，長城一線也就成了國內最大的貿易市場和物資供求、集散基地。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許多關口逐漸發展成為長城沿線的重要城鎮。可見，長城既保證了農業經濟、文化與畜牧業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又為二者的交流和相互補充提供了場所和方便;又起著調解兩種經濟，使農、牧業經濟朝著主輔相互配合的方向發展的重要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長城又是農、牧經濟的匯聚線。因此，長城不單純是曾起過將兩種經濟、文化分割開來的作用，還曾擔負著將兩種經濟、文化緊緊系在一起的重任。
軍事意義
長城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偉大的軍事防御工程，它并非簡單孤立的一線城墻，而是由點到線、由線到面，把長城沿線的隘口、軍堡、關城和軍事重鎮連接成一張嚴密的網，形成一個完整的防御體系。軍堡、關城和軍事重鎮這個體系具有戰斗、指揮、觀察、通訊、隱蔽等多種功能，并配置有長駐軍隊的點線結合防御工程整體。
在冷兵器時代，長城防御體系的軍事作用是卓有成效的。秦時，“北筑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新書·過秦》)漢武帝時，“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后邊境得用少安。”(《漢書·匈奴傳》)“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的趙武靈王正是以“變俗胡服，習騎射”而著稱于世的政治家(《史記·匈奴列傳》)。事實上，秦皇漢武，包括明初，無不是在主動出擊、軍事上取得壓倒優勢時修建長城的。這說明，修筑長城既是一種積極防御，又是積蓄力量、繼續進取的謀略。
修筑長城，是針對西北邊地實情所采取的積極措施，是化被動為主動，因為對于北方的游牧部落，"大興師征之，則遁逃伏慝，不可得而誅也;師還則寇鈔又起;留卒戍守，則勞費不資，故惟有筑長城以防之。""然則長城之筑，所以省戍役，防寇鈔，休兵而息民者也。"
而且要強調的是，長城的防御作用不是一般人以為的“不被攻陷”;其真正的用處在于——入侵者或許能集中力量偶爾攻破一兩個關口、闖入內地，但只要整段長城還駐守有強勁的軍隊，入侵者就始終面臨被阻擊、伏擊而無法回家的危險;尤其是，長城扼住了燕山和太行山北支各個交通要道，游牧民族的騎兵縱然破關而入，但只能對內地實施騷擾，而他們的后勤根本無法通過關口輸送進來，故而無法在內地立足、從而動搖中華帝國的根基。癬疥之疾再重，也侵入不到膏肓，這是長城存在的根本意義。
漢朝長城的歷史評價
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約公元前220年，一統天下的秦始皇，將修建于早些時候的一些斷續的防御工事連接成一個完整的防御系統，用以抵抗來自北方的侵略。在明代(公元1368～1644年)，又繼續加以修筑，使長城成為世界上最長的軍事設施。在文化藝術上的價值，足以與其在歷史和戰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而現在北京市延慶縣的八達嶺長城是明長城中保護的最好的部分，也是最陡峭的部分，還是客流量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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