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武帝蕭衍

　　蕭衍，字叔達，小名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他是梁王朝開國皇帝南北朝時期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史稱梁武帝。下面是有南朝梁武帝蕭衍，歡迎參閱。

　　南朝梁武帝蕭衍

　　蕭衍雖出身于南朝時王、謝、袁、蕭四姓望族之一的蕭氏，又相傳是漢相國蕭何后裔，但據史書記載，其祖先于魏晉時期官位不顯，或為地方守令，或為州郡僚佐。其祖父蕭道賜，官至劉宋南臺治書侍御史。到了其父蕭順之時，蕭氏方有起色。蕭順之是齊高帝蕭道成的族弟，兩人從小就十分要好，相隨左右。蕭道成發跡后，蕭順之亦出任其重要僚屬，出謀劃策，時人譽之文武兼資，有德有行。蕭道成代宋自立，蕭順之盡心竭力，立下汗馬功勞。蕭道成曾欲授其揚州刺史職以酬殊勛。不巧的是蕭道成不久后死去，而即位的齊武帝蕭賾又對蕭順之懷有猜忌，故蕭順之未居臺輔。但也仍以參預佐命功，封臨湘縣侯，歷位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丹陽尹。死后，贈鎮北，謚曰懿。

　　南朝梁武帝蕭衍軍功起家

　　蕭衍于劉宋大明八年(464年)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他自幼好學，文武之道兼而習之。長大后，博學多通，有文武才干，好出謀劃策，受到當時名流的贊許。

　　蕭齊時，他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參軍，后遷衛王儉東閤祭酒。王儉十分器重他，任為戶曹掾，又對人說：“蕭郎三十歲內將官至侍中，以后則貴不可言。”齊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招文學之士，蕭衍與名士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云、任昉、陸倕并游于西邸，吟詩賦文，是為著名的“八友”。“八友”之一王融出身瑯邪王氏，善于品評人物，識鑒過人。他很敬佩蕭衍，常對親友說：“統治天下者，必在此人。”蕭衍又轉隨王鎮西諮議參軍，上任后不久，因父親去世而去職服喪，居建康，他有感父親在官場上的不得志，遂決心干出番事業來，以出人頭地。

　　恰值此時，天賜良機。齊武帝死后，其子郁林王蕭昭業即位，他昏庸無能，政刑失措，輔政的尚書令蕭鸞(蕭道成兄子)欲謀廢立。蕭衍抓住這一機會，全力幫助蕭鸞，欲盡廢齊武帝后裔，以雪父恥。蕭鸞也深知蕭衍的用心，于是兩人常常在一起密謀廢立之計。時齊武帝子隨王蕭子隆任荊州刺史，齊武帝親信王敬則鎮守會稽，對京師建康形成鉗制威脅。蕭鸞問計于蕭衍。蕭衍說：“隨王雖有美名，不過是平庸之輩，手下又無智謀之士，其重要僚佐都唯利是圖，如果授以顯職，則將不為其所用，制服隨王，只需一紙詔書即可。王敬則貪圖富貴，聲色狗馬，茍安江東，宜選美女加以收買。”蕭鸞言聽計從，先任隨王親信為京官，然后召隨王至京，任命為中軍大，剝奪了其實權。

　　當時，豫州刺史崔慧景也是齊武帝的舊臣，蕭鸞為了穩妥起見，在蕭衍仍服喪時，仍起用他為寧朔，鎮壽陽，名為備魏，實防慧景，蕭衍率軍尚未至鎮，崔慧景知抵抗無濟于事，遂白服前來迎接，蕭衍安撫了慧景后，并未治罪。房伯玉、徐玄慶困惑不解地問：“崔慧景反心昭彰，實是逆賊，我等，如同獵鷹，您一聲令下，即可將其擒獲，為什么放了他呢?”蕭衍微微一笑說：“他不過是手中的嬰兒，殺了反而有損武夫聲譽。”于是對崔慧景好言相勸，曉之以利害，崔慧景遂安下心來，不再有舉兵反叛的打算。蕭衍亦因此而被任命為中書侍郎，又遷黃門侍郎，典掌機要，出納王命。

　　建武元年(494年)，蕭鸞在一切準備工作完成后，連廢蕭昭業、蕭昭文兩帝而自立，是為齊明帝。齊明帝蕭鸞一上臺，即大開殺戒，盡誅齊武帝諸子。蕭衍是否直接參與了這場骨肉相殘的屠殺，史闕無載。但他因父親受到壓抑而對齊武帝及其諸子懷有成見或仇恨，則是可以肯定的。早在齊武帝病重時，王融等人就欲廢昏立明，以齊武帝第二子竟陵王蕭子良即位稱帝。向蕭衍征詢意見時，衍竭力反對，以廢立“必待非常之人”，“憂國須是周公”一類冠冕堂皇的理由沮喪眾志，并且袖手旁觀，坐視王融被誅。而當德才皆無卻非齊武帝嫡統的蕭鸞欲謀廢立時，蕭衍則異常積極，并以“預蕭諶等定策勛，封建陽縣男，邑三百戶”。蕭諶在公元527年，蕭衍親自到了同泰寺，做了三天的住持和尚。還下令改年號為大通。信佛之后，他不近女色，不吃葷，不僅他這樣做，還要求全國效仿：以后祭祀宗廟，不準再用豬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神靈也吃素。老人皇帝做事總是和年輕時、壯年時不一樣。這個命令下達之后，大臣議論紛紛，都反對。最后，蕭衍允許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狀祭祀。 　　后來，蕭衍又幾次入寺做和尚，還精心研究佛教理論，這使得他沒有精力再理朝政，重用的人也出現了奸臣，造成朝政昏暗。老年的蕭衍也是剛愎自用，亂建佛寺，不聽勸諫，導致后期的政績下降。 　　公元520年，梁武帝改元普通，這一年被歷史學家視為南朝梁發展的分水嶺。在這年開始，梁武帝多次舍身出家，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改年號大通;大通三年(公元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舉行“四部無遮大會”，脫下帝袍，換上僧衣，舍身出家，九月十六日講解《涅盤經》，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錢一億，向“三寶”禱告，請求贖回“皇帝菩薩”，二十七日蕭衍還俗;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四月十日，蕭衍第三次出家，這次群臣用兩億錢將其贖回;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三月三日蕭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資一億錢贖回。為人兇險，廢立之日，禁止齊武諸王與外界聯系，并領兵先入后宮。蕭衍與之通謀，他在這場同室操戈的內爭中的作用似可推測而知。

　　建武二年(495年)，北魏軍隊在劉昶、王肅等人的指揮下進攻司州。蕭衍出為冠軍、軍主，隸屬左衛、江州刺史王廣之，為偏師，救援司州刺史蕭誕。行至離蕭誕固守的義陽(今河南信陽市)百里之處，眾軍見北魏軍容強盛，畏縮不前。蕭衍為了振奮軍心，對諸將說：“我們應屯軍于下梁城，在鑿峴天險設防，據守雉腳之路，占據賢首山，以便打開通往西關之路，兵臨敵人營盤，形成三方犄角之勢，擊敗敵人是不成問題的。”王廣之等未從此計。蕭衍則派部將徐玄慶占據賢首山。魏軍切斷了通往賢首山的糧道，眾將都不敢前往增援，只有蕭衍請求率兵解圍。王廣之撥給蕭衍精兵。他遂率眾連夜登上賢首山。魏軍攻城，他堅壁不出。當時魏將王肅指揮進攻，因攻城難下，遂一鼓而退兵，使劉昶產生懷疑。蕭衍乘機捎信給劉昶，挑撥兩個人之間的關系。魏軍頓兵城下，士氣受挫，主帥之間又不和，蕭衍抓住戰機，發起總攻。他下令軍中：“望麾而進，聽鼓而動。”他親自揚麾，鼓聲連天，威振山谷。敢死士兵，手持短兵直攻號稱有十 萬之眾的敵營;持長槍長戟的步兵，從兩翼包抄，配合敢死隊。一時群情振奮，銳不可當。義陽城內守軍見勢，開城門出擊。魏軍腹背受敵，軍心大亂，遂潰退。這場戰役，殺敵數千。破敵營后，從王肅、劉昶遺留下的巾箱中找到了北魏孝文帝的敕書。上面寫道：“聽說蕭衍善于用兵，勿輕易與其交鋒，待我至。若能俘獲此人，則江南將為我所有。”

　　蕭衍因功任司州刺史，在任期間，威望日高。曾有人贈送馬匹，蕭衍不肯接受，贈馬人遂偷偷地將馬栓在衍房前的柱子上。蕭衍出門看到了馬，寫了一封措辭誠懇的信栓在馬頭上，叫人將馬趕出城外，希望其主人認領。不料不久后，馬又被人送到府下。但是，蕭衍卻因其威望而受到齊明帝的猜忌，將他召回京師任太子中庶子，又出鎮石頭城。蕭衍為了解除齊明帝的疑慮，將自己的部曲遣散回家，又常乘折角小牛車以示清心寡欲。齊明帝因此十分高興，常常稱贊蕭衍為人清儉，希望朝臣都仿效他。

　　南朝梁武帝蕭衍鞏固統治

　　蕭衍既然建立梁朝，遂貶齊和帝蕭寶融為巴陵王，又打算以南?？榘土陣?，徙王居之。尚書仆射沈約進言，稱：“魏武帝曾說過‘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蕭衍深以為然，派親信鄭伯禽殺了蕭寶融。又以自幼殘疾、口不能言的齊謝沐縣公蕭寶義為巴陵王。盡管如此，梁武帝對齊宗室仍很寬容，未像前朝一樣盡誅之。他曾對齊宗室蕭子恪和蕭子范說：“憑借武力并不能得天下，如果沒有期運，雖有項羽之力終將敗亡。宋孝武帝生性猜忌，濫殺無辜，然而未被猜疑的人終于成為后患。齊武帝認為湘東王蕭鸞庸愚而不疑，其子孫最終卻死于蕭鸞之手。所以有天命的人將不能為人所害。我攻下建康時，人們都勸我殺了你們以除后患，當時如果這樣做了，誰敢說個不字!之所以未殺你們，是因為有鑒于東晉以來禪代之際，必然相互屠殺，有傷和氣，使國祚不能長久。另外，梁代齊雖是革命，但畢竟與前事有所不同。我與你們雖非五服之宗，但仍是宗屬，加上我的父親又于齊初參預佐命，同甘共苦，情同一家，怎么可以在現在視你們如同路人?!你們兄弟二人若有天命，非我所能誅殺;若無無命，又何必殺之!只能表明我沒度量而已。況且齊明帝蕭鸞誅殺高帝、武帝子孫，我起義兵，不僅僅是為了自雪門恥，而且還是為了你們報仇。你們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怎能不釋戈擁戴呢?我是從齊明帝家取得天下，并非奪天下于卿家。你們仍是梁朝宗室，我將坦誠相待，你們也不要懷有見外之心。”蕭衍雖然竭力掩飾他協助齊明帝上臺的行為，但畢竟還是履行了他不濫殺的許諾。蕭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仕梁，其中子恪、子范、子質子顯、子云、子暉并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梁武帝蕭衍統治初期，尚能留心政務，對宋齊以來的種種弊端有所糾正。他上臺伊始，除了將宮女二千賜與將士外，又下詔將凡屬后宮、樂府、西解等處的婦女全部放遣。又廢止東昏侯設立的淫刑亂役，禁絕除習禮樂、繕甲兵以外的一切浮費，提倡節儉。他身體力行，經常只穿布衣，食菜蔬。又虛己待下，采納眾議。他詔令公東府置木、石函各一，規定如果對在位者所未注意的政事欲加議論，可投謗木函;如果以功勞、才能、冤枉未為人所知，投石函。他曾以東昏侯的余妃為后宮，頗妨政事。范云勸諫而蕭衍仍無改變。范云又與王茂共同進諫。范云說：“過去劉邦入關中，不沉湎女色，范增因此而對其遠大志向感到畏懼?，F在明公剛剛平定建康，天下都在拭目以待，為什么要因襲敗亡之跡，因女色而失人心呢?”王茂起拜說：“范云言之有理。望明公以天下為己任，不要再因女色而妨政務。”蕭衍默然無語。范云乘機請蕭衍將余氏賞賜給王茂。蕭衍雖然有些舍不得，但也同意了。第二天，他又賜范云、王茂錢各百萬。

　　蕭衍還注重整肅吏治，每當選擇長吏，都盡量做到廉平;凡被擢舉者，亦親自召見，訓以政道。他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鬷為晉安太守，二人皆以廉潔著稱。又著令：“小縣縣令有才能者升遷大縣縣令，大縣縣令有才能者升遷二千石。”并付諸實施，以山陰令丘仲孚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為宣城太守，對于吏治清明起到了促進作用。

　　蕭衍即位后，為了使各州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采取了更換異己，任用親信，兼以討伐的方針。他以弟憺代蕭穎胄為荊州刺史。又以鄧元起代劉季連為益州刺史，以王茂代陳伯之為江州刺史。劉季連、陳伯之并不受命，舉兵反抗，皆被討平。梁武帝為了表示自己的寬宏大量，不僅曲赦江、益二州，而且對叛亂頭目亦加寬恕。劉季連被俘送往京城，入東掖門，數步一跪拜，來到梁武帝面前。梁武帝笑著說：“你想要仿效劉備割據益州，又沒有公孫述不肯降漢的骨氣，是不是因沒有像孔明那樣的謀臣才失敗啊!”于是赦劉季連為庶人。陳伯之兵敗后降魏，武帝不記前嫌，數年后招降，任命他為通直散騎常侍。

　　東晉時期，門閥世族專政，雖立國百年而皇權衰落;宋齊以來，皇權雖有加強，但由于諸王、門閥世族、武將寒人等幾種政治勢力之間的錯綜復雜的矛盾，政局動蕩，國運短暫。為了調和這一矛盾，使封建皇權在各種政治勢力的平衡狀態下得以長期穩定地行使最高權力，梁武帝絞盡腦汁，盡可能地在不危及皇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滿足各種政治勢力的政治經濟要求。

　　對宗室諸王，他盡量予以實權，或出任方面，或位居臺輔。他取消了宋齊以來為防范諸王的典簽制，使出鎮方面的諸王成為地方政權的實際分掌者。諸王中雖有勤于政務者，如梁武帝的弟弟蕭憺在任荊州刺史時，厲精圖治，廣屯田，省力役，撫恤陣亡將士家屬，供給貧困民屯，使荊州長期維持穩定局面，但也不乏奢侈縱欲，貪贓枉法者。對這些人，只要他們無反叛之心，梁武帝都予以縱容，充其量訓以家教，以避免骨肉相殘的局面出現。他的六弟臨川王蕭宏是個巧取豪奪的老手，住宅內有庫房百余間。有人揭發他打算謀反。梁武帝親臨蕭宏住宅，逐屋查看。庫房內藏鉞三億，布絹絲棉不計其數。蕭宏以為大禍臨頭，惶恐不安。不料梁武帝因未發現兵器，十分高興，對蕭宏說：“阿六，你很富有呵!”從此對蕭宏更加信任。

　　對門閥世族，梁武帝改變了宋齊二朝對其壓抑的作法，盡可能地恢復他們尊崇的地位。下詔命令“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特意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共計州望二十三人，郡宗三百五十人，鄉豪數千人(當時有縣一千二十二，鄉數不詳)，安置士人，并讓他們負責推薦東晉以來湮滅不顯的舊族，使他們有參加政權的機會。在當時，東晉初的百家士族重新得到重視。梁武帝以熟悉《百家譜》的東海徐勉為吏部尚書。徐勉在寫給朝臣的文告中，都要避其家諱，以示對百家士族的尊重。蕭衍對于宋齊以來“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為雅士”的現象深惡痛絕，他命令吏部依據東晉之制，設立選簿，使選舉“應在貫魚，自有銓次”，避免“譜牒訛誤，詐偽多緒”之弊，以維護門閥世族的政治利益。盡管如此，蕭衍也并不是無條件地賦予百家士族以政治實權。一般說，凡是蕭衍的親故或有功勞的百家士族均可獲得禮遇優厚的高官，但他們能否有實權，則決定于其才能和操行。如對尚書官的人選即是如此。大族名士謝胐與蕭衍關系密切，但生性不堪繁瑣，不省職事，蕭衍遂以其為侍中、司徒、尚書令，徒有尚書官之名，而實權則在同是大族名士卻效忠蕭衍、熟悉政務的尚書右仆射、侍中范云，以及尚書左丞徐勉手中。范云死后，眾人都認為尚書左仆射、大族名士沈約當接替范云，典掌樞要。沈約與蕭衍曾同為“八友”，蕭衍禪代之際又立有功勞，但蕭衍認為沈約為人輕浮，不如尚書左丞徐勉那樣穩重忠厚，于是舍沈約不用而以徐勉典掌樞要，與右衛大族名士周舍同參國政，使其掌管國史、詔誥、儀禮、法律、軍旅大權。徐勉和周舍事君謹慎，決無疏漏。二人曾與別人不住嘴地聊了一整天，但機要之事竟一無所露，眾人都非常欽佩。

　　可是，門閥世族在政治上的腐朽卻使得在他們中間像徐勉一類的人如同鳳毛麟角。梁武帝為了自身統治的需要，注意在實際政務中發揮寒人的作用。他提出“設官分職，惟才是務”的原則，認為對才華超眾的人不以其“居皂隸而見抑”，對生性兇險的人則應“雖處鼎族而宜甄。”天監四年(505年)，蕭衍下詔設立招收寒門子弟的五館，每館有生員數百人，由國家供給食宿。只要生員能通一經，策實后即可敘錄，“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后門，并隨才試吏，勿有遺隔”。此外，蕭衍對“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門以過立試吏”的選官年令限制也給予一定程度的放寬，下詔規定對寒門中有卓越才能者，選官勿限年次。這些措施為寒門階層進一步打開了通往中下層官吏的仕途，適應了寒門勢力日益崛起的形勢。

　　蕭衍是軍人出身，靠武力取得天下，所以他對那些擁戴自己的武將功臣優寵備至。武將多是寒門出身。蕭衍通過委以高官，封賜顯爵的方式，使他們成為新的權貴，時“草澤底下，悉化為貴人”(《粱書·陳伯之傳》)。如呂僧珍，起自寒賤，于禪代之際立有殊勛，遂封侯，官至領軍、散騎常侍，蕭衍任其為心膂，“恩遇隆密，莫與為比”。其余如張弘策、曹景宗、陳慶之等人，亦因蕭衍稱帝而驟富暴貴，或享受甲族權益，或任總方面，或權傾朝野。梁武帝蕭衍也盡可能地滿足這些人的政治、經濟要求，使之成為自己可靠的支柱。

　　為安排舊族、新貴、寒士，梁武帝定百官九品為十八班，其外又有流外七班;武將內外之班達五十六，有名號二百四十八個。除此之外，梁武帝還不斷增置州郡縣，以滿足門閥世族和寒門素士對官位的需求。

　　梁武帝優容皇族子弟和權貴后裔以及官吏，他們犯法，全然不受法律的制裁。梁武帝侄子蕭正德和大臣子弟夏侯洪等人糾集惡少年公開殺人，劫人財物，梁武帝并不加以處分。御史中丞任昉彈奏曹景宗犯法，梁武帝以其是功臣，按下不治。他優容權貴，卻刻于百姓，如果罪該從坐，不論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人都要被罰作苦役。天監十年(511年)，梁武帝到南郊祭天，途中一老人攔住他的車，說道：“你使用法律，對民眾太嚴，對權貴太寬，不是長久之計呵!若能改變，對天下是一大幸事!”梁武帝聽后，對百姓用法稍有寬緩。

　　為了有利于封建統治，梁武帝即位后就大興儒學，制禮作樂。天監元年(502年)，素善鍾律的蕭衍，自制四種弦樂器，名‘通’，又制十二笛，輔以鍾器，厘正雅樂。天監四年(505年)，設五館講授儒學，并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立學。他經常親臨國學，講授經籍，策試生員。天監十一年(512年)，又制成五禮，共一千余卷，八千一十九條，頒布施行。蕭衍自己就是個無所不通的名士，他文思欽明，自幼篤學，博通儒玄。當了皇帝后，雖日理萬機，仍學而不止，常常在燭光旁卷不釋手，直至深夜。他著有《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等，凡二百余卷，或闡述儒學大義，或以玄學來補充儒學的不足。朝臣對其論點不同意者，都可以奉表質疑，他也一一為其解釋斷疑。

　　蕭衍博通文史。他欽令編《通史》六百卷，親自撰寫贊序。他才思敏捷，文筆華麗，往往落筆成章。所作的千賦百詩，多是一氣呵成，而且尚可文質彬彬，其中也不乏名作，例如“洛陽女兒名莫愁”的詩句到后世還在傳誦。他多才多藝，“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在他的倡導和鼓勵下，梁朝五禮俱備，雅樂和諧，儒學大興，文史并茂，東晉以來二百余年，“文物之盛，獨美于茲”。北方士族中不少人南望羨慕，認為江南是正朔所在，文化淵藪，想來投奔。梁武帝因此亦十分得意。

　　蕭衍當了皇帝后，勤于政務，孜孜不倦。冬天四更天時就點起蠟燭批閱文件，手坼裂了也毫不在乎。他多自己起草贊、序、詔誥、銘、誄、說、箴、頌、戕、奏諸文，合成在一起，共一百二十卷。他常常因政務繁忙而顧不上飲食。這在封建皇帝里還是比較少見的。但是，盡管他親理萬機，但往往卻因用人不當和自身無能而不收實效，甚至會導致相反的結果。

　　蕭衍即位之初，北魏政治已呈現日趨腐朽的狀態。梁與北魏在天監初年經常發生小規模戰爭，互有勝負，邊境十分不安定。梁武帝蕭衍遂在天監四年(505年)大舉伐魏。他任命六弟、懦性無能的臨川王蕭宏為主帥。當時梁軍“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有”(《梁書太祖五王傳》)。軍次洛口(今安徽省洛河鎮)，蕭宏畏敵不進。一天夜里，突降暴風雨，軍營出現騷亂，以為魏軍前來襲營。蕭宏慌忙率數騎棄軍逃跑。全軍將士既無主帥，紛紛離散，棄甲投戈，填滿水陸，置老幼病殘于不顧。結果梁軍損失近五萬人。魏軍乘勢大舉進攻淮南地區，幸賴守軍死戰，名將韋睿等率大軍及時援救，才扭轉了岌岌可危的敗局。此后，梁魏僵持于兩淮地區。梁武帝為阻止敵軍南下，于天監十三年(514年)，發二十萬人筑浮山堰(安徽鳳陽縣境)，企圖壅遏淮水以灌淹北魏的壽陽城?；春又猩惩凛p浮，難以成堰，武帝不聽勸諫，靡費千萬，役人死傷無數，花費了二年時間，堰勉強建成。初成見效，淮河流域數百里地，并成澤國，北魏軍不得不撤退。但不久后淮水暴漲，浮山堰倒塌，沿淮河所有城戍和居民近十余萬口，都被洪水吞沒。

　　不久后，北魏發生六鎮起義，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急劇激化。蕭衍見有機可乘，欲取亂侮亡，統一北方。大通二年(528年)，他以來降的魏宗室元顥為魏王，命令大將陳慶之率眾七千，配合元顥北伐。元顥和陳慶之進展順利，先攻下北魏首都洛陽，又連下三十二城。但元顥入洛后，與陳慶之發生矛盾，欲脫離梁朝自立。梁武帝也沒有再派大軍去支援陳慶之。結果爾朱榮反攻洛陽，殺元顥，陳慶之全軍覆沒，只身一人化裝成僧侶逃回江南。梁武帝自天監四年所開始的北伐事業也告結束。

　　梁武帝在即位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內外政策，雖在一段時間內維持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穩定，造就了相對的繁榮局面，但也埋下了內憂外難的隱患。連年勞民傷財、無果而終的對魏戰爭，嚴重削弱了梁朝的國力，加重了統治危機。對宗室、權貴、門閥世族的優容放縱，使得構成梁朝統治支柱的政治勢力日益腐朽透頂。顏之推曾說：“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各級官吏無不專事盤剝，不恤百姓，所以各種矛盾逐漸激化，梁朝統治也開始由盛向衰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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