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考古新發現

　　成都市中心考古新發現：隋唐名寺福感寺遺址現身實業街。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成都考古新發現，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成都考古新發現：鬧市挖出佛教經版 千年古寺坐標確認

　　隋唐時期成都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佛教盛行，有“揚一益二”的美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歷經數月發掘，在市中心實業街發現福感寺遺址，讓此前僅見于文獻資料的這座益州(成都)名寺終于重現于世。福感寺的現身，也再次印證了“揚一益二”所言非虛。該區域正是隋唐時期成都宗教活動的主要區域。

　　據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易立介紹，從去年4月至今，現場主題工作已經基本完成，發掘面積達到1.1萬平方米。目前的發掘現場只是福感寺的一部分，但已發現了塔基、房址、水井、道路、溝渠等遺跡，出土了1000多塊刻有《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等佛教經典的經版，多達五六百塊佛、菩薩、羅漢、天王、伎樂等石刻造像殘件及蟠龍碑首、模印密檐塔磚、有銘文的琉璃瓦等建筑構件，伴隨出土大量杯、碟、碗、盞等日用陶瓷器。出土的一塊經版上刻有“傳今福感寺”“章仇來臨”的字樣。“結合這塊經版上的寺名和蟠龍碑首上‘大唐益州福’等文字，我們基本確定了此處就是福感寺遺址。”

　　昨日，記者來到考古發掘現場，看到了出土的部分文物。面目慈祥的菩薩、吹奏排簫的樂人、腳踩夜叉的天王等，從南北朝到唐宋的各式石刻造像精致美麗、風格多樣。經版上面留存的金粉依然清晰可見，經文字體以楷書、行楷為主，秀麗飄逸。出土的部分文物已經勾勒出福感寺當年香火鼎盛的樣貌。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雪芬說，“像這尊佛像雕塑，雖然只有腳部，但看大小，應該是座等身相。目前我們看到的只是殘塊，不過根據推算，這些佛像的整體最高可以達到四五米。”

　　成都考古新發現：隋唐時期香火鼎盛 劉禹錫曾為它寫文

　　福感寺始建于東晉，從南北朝到隋唐時期的福感寺一直是益州名寺，這里香火鼎盛、善男信女來往不絕，并常有高僧駐留。唐末宋初，受幾次大的戰亂波及，福感寺逐漸衰落。“古代關于福感寺的記載比較多，但是相對零散，絕大多數是在佛教經典當中。福感寺最早是當地民眾祈雨之地，因為十分靈驗，就取名為‘福感寺’。”張雪芬介紹，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載：“(益州)旱澇年，官人祈雨必于此塔，祈而有應，特有感征，故又名福感。”而經版上的“章仇來臨”則牽出一則“腦洞大開”的傳說：唐玄宗時期，章仇兼瓊出任益州長史時，剛剛走出劍門關，不想遇到福感寺的守塔神拿著一只雞來迎接他。守塔神求他幫助把寺廟的塔移位。于是，他將塔向東北方向，移了42步。從此，福感寺的香火更加旺盛。

　　福感寺的盛名也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到此。唐代詩人劉禹錫曾為福感寺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記》，形容其“繡于碧霄，望之如昆閬間物”。唐末著名詩僧貫休也曾寫下《蜀王登福感寺塔三首》。

　　除與福感寺有關的遺跡外，此次還發現了80多座商周至春秋戰國的墓葬，東漢六朝的道路、房址、水井、水溝，大量日用器具和建筑構件，以及兩宋和明朝的部分遺跡。易立說，在附近區域，比如寬巷子、西安路、同仁路，發現過不少寺院，而且歷年來，也都有大量佛教遺存陸續出土。“可以看出，這塊區域是成都當年重要宗教文化區域。這片區域的興盛得益于益州當時經濟文化的發達。”

　　“這個遺址的年代從商周一直延續到明代，加上之前在市中心發現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訶池遺跡、鎮水石犀、‘魏魏大漢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遺跡等，表明今成都市區一帶是罕見的歷數千年文明疊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易立表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認為，福感寺大量遺存和珍貴文物的發現，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這片區域上的文化遺存年代跨度大、內容極為豐富，相信未來必將會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新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