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考古新發現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作為2016年十大考古新發現之首，你們對他了解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最近考古新發現，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最近考古新發現之考古地位

　　石家河遺址出土文物

　　大約在距今4600-4000年的時候，在長江中游湖北天門的石家河地區，生活著一個龐大的聚落群體。這個聚落的居民，以勤勞勇敢的奮斗精神和變革圖強的聰明才智，創造了非常發達的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其豐富先進的內涵，成為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堪稱史前文化當中一座美輪美奐的大廈。

　　石家河遺址及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化發展的最高水平，在中華民族文明起源與發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56年11月，石家河遺址由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為第一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96年11月，石家河遺址由國務院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1年3月，天門市石家河遺址被國家評為“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重大發現”之一。

　　最近考古新發現之遺址發掘

　　發掘歷程

　　國家文物局 石家河 長江中游 史前文化 護城河

　　1954年冬，京山和天門縣修建石龍過江水庫干渠，考古工作者沿渠道進行調查，在京山屈家嶺和天門石家河發現了許多古遺址。

　　1955年2月-8月，石龍過江水庫指揮部文物工作隊在石家河配合工程，發掘了羅家柏嶺、楊家灣(貫平堰)、石板沖、三房灣四處遺址，其中羅家柏嶺的發掘面積近1400平方米。這是江漢地區相當重要的一次考古發掘，但由于種種原因，以上考古資料沒有及時發表，因而其學術價值也就長期未能被認識。

　　石家河文化遺址考古現場

　　一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石家河遺址群再未進行新的考古發掘。七十年代后期，石家河遺址群的考古工作重新起步。

　　1978年，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試掘了鄧家灣遺址。

　　1982年，湖北省博物館試掘了譚家嶺、土城遺址。

　　1987年春季，荊州博物館和北京大學考古系聯合發掘了鄧家灣遺址。這幾次發掘雖然規模都不大，但獲的資料和信息卻十分豐富。

　　1987年6月，為了進一步研究江漢平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特點，探討石家河遺址群的內涵及其在長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中的地位等問題，北京大學考古系、湖北省考古所、荊州博物館聯合成立石家河考古隊，嚴文明先生任隊長，并從當年秋季開始，對石家河遺址群進行有計劃的考古調查和發掘。發掘的主要地點有鄧家灣、譚家嶺、肖家屋脊和土城等，其中肖家屋脊、鄧家灣遺址的發掘面積最大，收獲也最豐。在組織發掘工作的同時，地面上的考古調查也在進行，并取得了重要突破。

　　1992年，田野考古工作暫時告一段落，轉入室內整理。經隊長會議研究，決定在五年田野工作的基礎上，編寫三本考古報告。第一本為肖家屋脊遺址報告，由張緒球負責，組織荊州博物館的有關專業人員編寫。第二本為鄧家灣遺址發掘報告，由楊權喜負責，組織湖北省考古所的有關人員編寫。第三本為石家河遺址群調查報告，由北京大學考古系教師趙輝和張馳負責，調查報告已完成，發表于《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輯。

　　肖家屋脊遺址的發掘帶有搶救的性質，發掘前石河鎮磚瓦廠已在此建廠取土，將遺址的南端破壞了相當面積。為了部分解決其生產用土的困難，同時達到考古研究的目的，石河考古隊從1987年至1991年，進行了八次發掘，累計開5×5米的探方257個，發掘總面積6500平方米(包括擴方面積)。

　　2015年11月底至12月，石家河遺址出土240余件距今4000多年的精美史前玉器，專家認為代表當時中國琢玉技藝最高水平，并且改寫對中國玉文化的認識。

　　2015年12月26日，湖北天門石家河印信臺遺址的數處人工黃土臺基、陶缸遺跡、土坑墓、甕棺葬等。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第一期考古研究工作于26日結束。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正式確認，石家河印信臺遺址為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長江中游規模最大的祭祀場所。

　　歷次發掘

　　石家河文化遺址出土玉器

　　第一次發掘是在1987年秋冬，發掘目的是為了對遺址的文化內涵作一初步的摸底，以確定今后是否有必要再進行發掘。參加發掘的人員主要是北京大學考古系85級進行教學實習的本科學生。輔導人員有北京大學考古系教師張江凱、趙朝洪、荊州博物館張緒球、王宏。發掘方法是以土公路為界，將遺址分為東西A、B兩區。發掘部位在A區的南端，緊挨取土地點。共開探方12個(編號AT1-12)，揭露面積300平方米。因此次發掘是試掘，故未對探方的編號作統一規劃。發掘的主要收獲是初步掌握了遺址的地層堆積情況，并發現墓葬15座、甕棺葬1座和灰坑39個，其中M7隨葬品甚多，是石家河文化中已發現的最大一座墓葬。

　　第二次發掘是在1988年春季。通過前次試掘，獲知該遺址文化內涵尚屬比較豐富，且前后跨越的時間較長，有利于建立整個遺址群的文化發展譜系，故決定繼續配合取土進行發掘。參加這次發掘工作的人員有：荊州博物館張緒球、劉德銀、王福英，北京大學考古系88屆畢業生4人，天門市博物館范學斌。發掘部位主要是在第一次發掘區的北面。探方的編號采用象限法，由四位數組成。前兩位數表示探方由南向北的座標順序，后兩位數表示探方由西向東的座標順序。如AT0207(簡寫AT207)，即表示探方的位置是在A區由南向北的第二排和由西向東的第7號，以后各次發掘均按這個體系編號。

　　本次集中開探方14個(AT204-408)，此外又在上次發掘區的南側殘存部分開了3個探方(AT13-15)，發掘總面積425平方米。主要收獲是清理了墓葬12座(M16-27)，其中9座屬新石器時代，3座屬東周時期，同時發現灰坑12個(H40-51)。

　　第三次發掘是在1988年秋季。參加人員有荊州博物館張緒球、劉德銀、陳官濤、鄭中華、王福英、肖玉軍，湖北省考古所李文森、祝恒富，天門博物館范學斌，湘潭大學考古專業碩士研究生3人，這次發掘共開探方64個(AT602-1017、1104-1117、1205-1217)，面積1600平方米(圖版)。主要收獲是在A區的東端又發現土坑豎穴墓地一處，清理土坑墓20座(M28-47)，并在同一地點發現甕棺葬12座(W2-13)。發現一處大水塘，其東西長跨越7個探方，北端還不清楚。水塘的西南側有少量甕棺葬，東側有較多的甕棺葬，其中W6出大量精美的玉器。此外還發現灰坑39個(H52-91)、房基1座(F1)、土井一個(J1)。

　　第四次發掘是在1989年春季。參加的人員有荊州博物館張緒球、劉德銀、陳官濤、肖玉軍，湖北省考古所李文森、孟華平，北京大學考古系85級學生7人，天門市博物館周文。共開探方17個，發掘面積425平方米(AT1118-1120、1218-1221、1316-1321、1416-1417、1515-1516)。主要目的是在水塘東側搞清甕棺葬的范圍，結果又發現甕棺葬16座(W14-29)。從地層關系觀察，有些甕棺葬可能已被水塘破壞。此外還發現灰坑12個(H92-103)。

　　石家河文化遺址出土玉器

　　第五次發掘是在1989年秋冬。這次發掘主要配合北京大學考古系87級學生的基礎實習。參加發掘的人員有：北京大學考古系教師張江凱、趙輝、張馳、馮先仁，研究生2人，本科生17人，日本留學生內田純子、小澤正人，湖北省考古所李天元、李文森、馮小波，荊州博物館張緒球、劉德銀、陳官濤、王福英、賈漢清、肖玉軍，還有湖南省參加北京大學文博班的學員6人，共開探方37個(AT1202、1302、1313-1314、1401-1415、1418-1423、1503、1505-1509、1518-1522、1616)總面積約955平方米。此次發掘的主要收獲是清理灰坑203個(H104-306)、房基4座(F2、3、5、6)、土坑豎穴墓3座(M48-50)、甕棺葬46座(W30-73、75、77)、窯2個。進一步探明了水塘的范圍和沿用時間。發現早期水塘被H230、H254打破，而水塘又打破了甕棺葬。水塘一直沿用到南北朝時期。

　　第六次發掘是在1990年春季。參加發掘的人員有荊州博物館張緒球、劉德銀、何努、賈漢清、王福英，北京大學考古系應屆畢業生4人。北京大學考古系教師趙輝、張馳在進行石家河遺址群考古調查中，也抽時間參加了發掘工作。這次發掘共開探方22個(AT1601-1608、1704-1708、1804-1808、1905-1909、)總面積570平方米。主要收獲是清理甕棺葬3座(74、76、78)、灰坑86個(H307-392)。

　　第七次發掘是在1990年秋季，參加人員有湖北省考古所林邦存、李文森、孟華平、李小華，荊州博物館張緒球、劉德銀、賈漢清、王福英，荊門市博物館湯學鋒，宜昌市文管會許發喜，湖南岳陽市文物隊歐繼凡。本次共開探方51個(AT1716-1724、1814-1822、1914-2218)，總面積1275平方米(圖版)。主要收獲是發現灰坑134個(H393-526)、房基5座(F10-14)、土坑豎穴墓2座(M52-53)、甕棺葬10座(W79-88)。

　　最后一次發掘是在1991年秋季，參加發掘的人員有荊州博物館張緒球、鄭中華、王福英、丁家元、肖華，仙桃市博物館余立，省考古所技工金木清，荊門市博物館龍永芳。此次共開探方40個(AT2305-2309、2405-2409、2612-2613、2805-2810、3006-3406)，總面積1000平方米。主要收獲是在北側新發現墓地一處，清理土坑豎穴墓19座(M54-72)、甕棺葬1座(W89)、灰坑31個(H527-557)。

　　最近考古新發現之考古價值

　　石家河遺址出土文物

　　歷史文化價值

　　石家河古城

　　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是構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而石家河遺址是其核心部位的典型遺址，是研究中國史前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社會性質、社會結構、人口分布、聚落的發展演變，民族形成與文明起源、邦國興起的實物資料寶庫，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文化研究價值。對于廓清中國上古史中的迷霧，探討多元一體民族國家的形成有著重要意義。

　　遺址內涵豐富，廢墟形態保存較好，除社會歷史文化研究外，還可以為海內外自然史、科技史及生態環境等多學科領域的學人進行專業考察提供研究園地。眾多的原始藝術品，堪稱當時的藝術杰作，具有傳承借鑒價值和審美價值。

　　社會價值

　　從社會價值來看，石家河遺址比較集中地保存了古代人類在特定環境和階段進行開拓性社會實踐活動所創造的大量優秀歷史文化遺存。該聚落由形成、發展、繁榮到衰落的過程，為人們鑒古知今留下了生動、直觀的實物教材，具有歷史教育、科學教育功能。對于增強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樹立“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進取精神，實現科教興國都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價值

　　就其經濟價值而言，石家河遺址是國土資源中的重要人文資源，對提高地方知名度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品牌價值。其出土文物的造型、圖案，不僅可供設計制作富有地方特色的工藝美術品，直接產生經濟價值;而且可以作為地方工農業產品的商標，具有較高的無形資產價值。

　　尤其作為珍貴的文物古跡，它是重要的旅游資源和環境資源，對其進行有效保護，合理運用，可促進長江中游旅游業持續發展，為發展第三產業營造新的經濟增長點。該遺址地處華中，緊鄰天門市中心城區，毗鄰公路國道與鐵路線，交通便利，可進入性強。對外可溝通鄰近各地的歷史文化與自然景區，形成旅游網絡，有良好的發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