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電影小說里的女孩
還原電影小說里的女孩
“消失的愛人”其實應該是“消失的女孩”(GoneGirl)。無論是在大衛•芬奇的電影還是在原著小說里，《神奇的艾米》(AmazingAmy)都是女主人公艾米的父母多年經營的系列童書。也正是拜這套童書所賜，艾米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被固定成了一個天真單純的小女孩。所以在小說/電影標題中，“消失”指的不僅是貫穿情節的失蹤事件，而且是那個特定的“女孩兒”形象在男主人公以及讀者/觀眾眼前逐漸幻滅的過程。無論從什么角度看，中譯者用更為籠統、純粹中性的“愛人”代換，都是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的事兒。
《消失的女孩》可以算是近年來改編融合度最高的電影之一。以文本對照影像，你很難覺察到兩者的轉換有什么糾結或者不和諧的地方。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小說作者吉莉安•弗琳正屬于那類深受電影影響的新一代作家，其履歷中的重要一筆是在《娛樂周刊》當影視記者，長期穿梭在世界各地的片場，自稱“電影極客”。《消失的女孩》里的人物對電影的熟悉程度遠比對文學高，《教父II》《蒂凡尼的早餐》之類的片名時時閃現在字里行間，男主人公尼克俘獲小三安迪的主要手段就是向她推薦黑色電影，比如《夜長夢多》和《雙重賠償》。更深層的特征是：無論是整體框架，還是細節鋪排，這部小說都好像是在同時熟練地使用“雙語”寫作——文學語言和影視語言，后者的比重與貼切程度甚至超過前者。隨手翻翻，你就可以看到作者對于潛在的影視改編者的暗示(那些似乎應該定格的畫面，哪怕只有一個短句，作者都會單獨拎出來占一段)，看到無數類似于分鏡頭劇本的表述：“我順著自己上樓梯的節奏說開了：‘當時我為一本雜志寫作(上了一級臺階)，為一本男性雜志(上了一級臺階)寫一些關于流行文化的文章(這時又上了一級臺階)。’到了最上面一層臺階，我轉身看見吉爾平正掉頭回望著客廳。”
從文字到影像的“改編史”發展到今天，天平兩端開始出現了新的傾斜。大衛•芬奇面對的是一部比當年的《搏擊俱樂部》更“現成”的小說，簡直就像是為他量身定做的——你甚至可以懷疑，弗琳在設計小說里那些環環相扣的尋寶游戲時，腦海中自動放映過多少部電影，其中也許就包括了芬奇早年那部著名的《心理游戲》。如何在這部“本來就已經是電影”的小說上烙下導演獨特的印記，這是芬奇面對《消失的女孩》時，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芬奇只需要微調細節。這里調一點，那里調一點，聚攏起來就有了實質性的變化。尼克還是那個尼克，但小說里尼克的形象更猥瑣也更不負責任。一個被寵壞的獨生子、潛意識里想攀附紐約富家“酷妞”的鳳凰男躍然紙上。電影對這樣的指控雖然也有含蓄表達，但在強度和密度上都要小一個數量級，電影中的尼克更像是個內心怯懦、被虛榮心帶上不歸路的小男人。舉個例子，小說中的尼克剛發現出軌的事實可能會給自己帶來麻煩，便毫不猶豫地在律師的授意下甩掉安迪，還在爭執時被安迪狠狠地咬了一口。電影里跳過了這段插曲，安迪毫無預兆地上電視向公眾懺悔，這樣的安排自然使得觀眾更容易對尼克報以同情。而在尼克的對面，小說中的艾米有充足的篇幅展示她的委屈。她不僅傾盡所有資助不成器的尼克，還看護尼克罹患絕癥的母親莫琳，甚至被莫琳逼著去捐了一次血。莫琳當時振振有詞：“我不能再捐啦，但我想你可以頂上我的位置，這差事能幫你賺上幾塊零花錢，畢竟女孩子家總該有點私房錢嘛。”
一陣急怒涌上艾米心頭，她在心里字字泣血：“我曾經有過許多私房錢，但我把錢給了你的兒子。”這樣的婆媳故事要是放到我國的天涯論壇，大概沒過幾天就能砌出幾千層樓來，但顯然離芬奇的風格太遠，所以被堅決刪去。一同被刪去的還有很多讓艾米有可能獲得同情分的細節，比如她曾經飽受學校里另一名女生的暴力威脅，后者將她等同于小說中的角色，認為只要殺了她，自己就能取而代之。芬奇需要一個更強悍的女主角，冷血、蛇蝎、胸有成竹、神秘莫測，與所有黑色影片的經典形象(無論是《雙重賠償》還是《本能》)一脈相承。只有確立了這個人物，這部電影才算真正走上芬奇的軌道。
與之相應的是，從小說到電影，兩個人物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微妙卻至為關鍵的變化。小說里顯然更接近于均勢，兩個人都不是省油的燈，某些段落甚至爆發出類似于《史密斯夫婦》的喜劇色彩。他們倆都是作家，艾米偽造的日記刻意丑化尼克，而尼克也寫過詆毀艾米的小說提綱。后來，尼克真的寫成了一部揭露“艾米是殺人犯”的小說，卻在艾米用他的精子人工授精之后，刪掉了手稿。這種雙向虛構的情節本來也算是不錯的橋段，但為了確立艾米的狠毒形象和在故事中的壓倒性地位，芬奇只保留了她偽造的日記。
決定性的改變發生在殺人現場。被影迷津津樂道、重拍三十六次才過的“一鏡割喉”，比當年莎朗•斯通的冰錐殺人還要驚悚，殺人者與被害者都處在高度清醒的狀態，性與血在同一時刻升至頂點，火花四濺。芬奇此前所做的一切增刪變化(包括增加了一些流暢而陰郁的床戲)，就是為了這一刻的爆發。相比之下，小說里的描述要軟得多，倒霉蛋德西在前面的鋪墊中顯示出頗為強烈的控制欲，于是艾米為了回家“被迫”想出了對策，在一杯馬提尼里摻了安眠藥，待他鼾聲如雷時，艾米才對自己說：“我可以動手了。”
然后呢?然后，在弗琳設想的電影語言里，鏡頭一轉，血淋淋的場面被輕松回避，艾米全身而退，回到尼克身邊。創作者的性別差異在結局體現得淋漓盡致：男導演恪守黑色片的本分，引領男觀眾代入受害者角色，在美麗的蛇蝎女人面前戰栗不已;女作家則借著尼克的口，對愛情和婚姻的實質仍然流露出某種天真的溫情：“……那個女人知我入骨，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比她更了解我。我本以為我們倆成了陌路人，結果卻發現我們彼此從心底深知對方。”
當這“洪水滅頂般的浪漫”在大銀幕上被芬奇一系列冷冰冰的、不給觀眾留下任何希望的鏡頭瓦解時，小說《消失的女孩》和電影《消失的女孩》終于在天平兩端獲得了各自獨立的價值。塵歸塵土歸土，芬奇的歸芬奇，弗琳的歸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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