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因素對資源型企業遷移決策影響的實證研究論文

政策因素對資源型企業遷移決策影響的實證研究論文

　　董事會是現代企業制度中企業的最高決策機構，它的運行效率決定并購交易的效率。今天學習啦小編將與大家分享：政策因素對資源型企業遷移決策影響的實證研究相關論文。具體內容如下：

政策因素對資源型企業遷移決策影響的實證研究

　　企業遷移是企業區位調整的一種特殊的形式，也是產業轉移的微觀基礎[1]。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轉型升級以及產業轉移步伐加快，企業遷移現象變得異常活躍。尤其是依賴自然資源為開采、加工對象的資源型企業的企業，在東部發達省份環境管制日益嚴格、所在地資源耗竭日益加劇的背景下，為了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在迫于競爭激烈、成本上漲、環境質量、產業結構布局等多重壓力之下，資源型企業正在通過生存空間的轉移來完成其戰略性升級的目標。而中西部地區由于發展相對落后，對資源型企業的遷入采取更加寬容的政策，甚至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資源型企業的遷入。這些政策對資源型企業的遷移決策無疑具有重要的影響。本文以江蘇、湖北、湖南、貴州四省的資源型企業為研究對象，在對資源型企業大樣本調查與訪談的基礎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對資源型企業遷移決策影響以及具體政策措施對企業遷移影響的差異性，對于各地區根據發展需要制定有針對性政策措施，引導資源型企業的遷移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文獻綜述

　　企業遷移理論最早始于20世紀40年代末，當時學者關注的是當時美國制造業從東北部向東南部的遷移現象。隨后，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和比利時等國也對企業遷移現象進行研究。國外關于企業遷移的研究多是實證和案例研究，其主要內容是研究企業遷移的動因[3-6]、影響因素[7-10]、決策過程[11-15]以及政策對企業遷移的影響等方面。

　　國內學者對企業遷移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始于本世紀初，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企業遷移的影響因素、動機、模式等方面。而對資源型企業的研究，也主要是從產業轉移的宏觀視角進行研究。

　　從企業遷移視角對資源型企業的研究，近幾年才開始出現，但成果還比較少。徐敏燕、黃祖輝從資源型產業集群的無標度網絡性出發，研究了資源型產業集群企業遷移的效應，認為企業外遷有利于突破內部的強聯系，加強外向關聯，化解風險[29]。李存芳等運用組織行為學和系統工程學的理論，從決策偏好，法制環境，資源稟賦，區位成本，經濟區位，政策引力，民眾素質7個因素研究了可耗竭資源型企業區位選擇行為影響因素，認為只有區位成本最終表現為負的影響，其他因素都為正的影響[30]。劉穎、周沂、賀燦飛基于32 家浙江省上虞市污染企業及相關部門的訪談，研究了污染企業遷移意愿的影響因素，認為企業規模是一個重要的影響污染企業遷移意愿的內部因素。

　　對資源型企業而言，無論是原區位的管制政策還是目標區位的優惠政策，對企業的遷移決策都有著重要的影響。但是目前對資源型企業遷移的研究還不多見，更鮮見政府政策對企業遷移影響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對資源型企業大樣本調查與訪談的基礎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對資源型企業遷移決策影響以及不同政策措施對企業遷移影響的差異性。

　　2資源型企業遷移決策影響因素的指標體系構建

　　企業的遷移既受地方或中央政府各種政策的影響，也受到生產要素的可得性和成本、競爭力的獲取和保持、情感寄托和個人偏好等方面的影響。本文借鑒Eenennaam和Brouthers以及Burmester等學者的研究，將影響企業遷移意愿與決策的因素分為四大類：政策因素、經濟因素、戰略因素和情感因素，同時加入企業年齡和企業規模兩個控制變量(見表1)。

　　表1中的政策因素下共有七個二級指標，包括環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優惠、稅收優惠、政府配套設施、信貸支持和公平競爭環境。

　　(1)環境管制：政府通過制定有害物質的排放標準來控制、最優收費水平來提高環境污染者的生產成本。而治理污染的高成本是一般的企業無法承擔的，苛刻的環境管制政策阻礙一些企業的進入，迫使一些污染嚴重的企業遷往郊區或欠發達的地區。

　　(2)行政效率：指公共組織和行政工作人員從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種資源與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間的比例關系。本文中主要指政府機關為以最少的成本、快速低為企業辦理合理的事項。對于遷出地來說，政府的辦事效率越高，企業外遷的可能性小些;而對于遷入地來說，政府的辦事效率越高，越吸引企業的遷入。

　　(3)土地優惠：為了鼓勵優勢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方向的企業的遷入，政府給予減征或分期繳納土地使用費，鼓勵和引導客商以租賃等形式使用區內企業閑置的廠區、廠房等 。土地優惠政策越多，越吸引企業的遷入。

　　(4)稅收優惠：免征或減免企業所得稅，同時給予技術和研發費用的支持。稅收優惠的政策越多，越吸引企業的遷入。

　　(5)政府配套設施：政府配套設施包括市政公用工程設施和公共生活服務設施等。政府在配套設施方面的投入的傾斜，更容易形成產業集聚，帶動一批相關或配套企業跟隨遷入。

　　(6)信貸支持：由于沉沒成本的存在和新建廠房所需的資金，企業搬遷過程中要支付高額的運輸費、損失遷走期間的銷售額，并且伴隨大批員工的流失，政府加大對企業搬遷的補償，和企業、銀行三方建立保證金制度，放松信貸條件但并不降低風險，為企業遷移解決資金銜接的困難。

　　(7)公平競爭環境：政府制定標準使企業的產品更容易獲得認證，競爭力更強，銷售業績更好，消除地方保護主義，讓企業在區域間占據一席之地，分享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企業在當地穩定發展，遷移傾向越小。

　　3數據收集與模型分析

　　3.1數據收集和數據預處理

　　本次研究對象為江蘇徐州、湖北武漢、湖南新晃、貴州銅仁等地的資源型企業，樣本點跨越了東中西三個區域，數據真實且代表性較強。源型企業的有效問卷數為124份，其中食品加工業企業43家，紡織業和羽毛絨制品業企業15家，造紙及紙制品企業3家，金屬礦產品加工企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包括水泥制造、砼制品、陶瓷制品及石灰建筑材料、重晶石)15家，黑色金屬礦采加工業31家，有色金屬開采加工企業17家。

　　調查問卷以選擇題為主，同時用李克特5級打分法將定性指標量化，調查內容包括企業基本情況、企業遷移決策的影響因素調查、企業遷移意愿調查以及企業遷移效果，涉及政策、經濟、情感、戰略因素，區位、內部以及外部因素。

　　對情感因素、政策因素、戰略因素和經濟因素使用加權方法，得出綜合性衡量指標，權重為二級因素的列總和占全部總和的比例，分別用情感、政策、經濟、戰略表示四個綜合性指標。

　　當各政策因素對企業具有影響時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對于企業遷移決策指標，當企業做出遷移決策時，賦值為1;當企業不作出遷移決策時，賦值為0。企業規模的指標采用國家分類標準，按照行業門類、大類、中類和組合類別，依據從業人員、營業收入、資產總額等指標或替代指標，將我國的企業劃分為分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共四級，本文在此基礎上將企業規模分為小型和中大型，小型包括國家分類標準中的微型和小型，中大型包括國家分類標準中的中型和大型，分別用0和1表示。企業年齡分為兩級，10年以下和10年以上的，分別用0和1表示。

　　本文首先用經濟、情感、政策、戰略和企業年齡、企業規模共六個指標對企業遷移決策指標做logit回歸，觀察這六個指標對企業遷移決策概率的影響情況，再引入政府政策的各個二級因素，以考察在控制其它三個一級指標和兩個企業屬性指標的情況下，各個政策二級因素對企業遷移的影響。

　　3.2描述性統計分析

　　四大因素分析的總樣本容量為124個。表2給出了這四大因素和企業年齡的描述性統計量，包括極小值、極大值、均值和標準差。

　　資源型企業遷移樣本中，未發生遷移行為和發生遷移行為的企業數量占比分別約為66.1%和33.9%。企業年齡中，10年以下的企業占比71.8%，10年以上的占比28.2%。小型企業和中大型企業占比分別約為29.8%和70.2%。研究對象認為環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優惠、稅收優惠、政府配套設施、信貸支持和公平競爭環境對其企業本身的遷移行為產生影響的占比分別約為31.5%、79.0%、37.9%、21.8%、40.3%、45.2%和61.3%(見表3)。

　　3.3參數估計

　　對各變量對企業遷移行為的影響，我們通過建立模型進行分析。被解釋變量為企業遷移行為，第一個模型中將企業規模和企業年齡作為控制變量，將戰略、情感、政策和經濟因素對企業遷移行為做Logit回歸，第二個模型將戰略、情感、經濟、企業規模和年齡作為控制變量，政策因素的各個二級指標對企業遷移行為做Logit回歸，分別記為

　　①對模型做初步回歸時，發現模型存在異方差，且方差來源為土地優惠、政府配套設施和公平競爭環境三個變量，故將三個變量的交叉變量引入模型。另外，cook距離和殘差顯示出樣本存在六個異常觀測值，刪除異常值后實際使用樣本容量為118個。

　　模型1的結果表明在控制企業規模和企業年齡的情況下，模型1中情感、政策和經濟因素均通過了統計量的顯著性檢驗(P<005)。這說明作為綜合性指標的政策、經濟和情感因素確實對企業遷移行為發生了影響。其中，政策和情感因素都對企業遷移行為具有促進作用，經濟因素則為一個阻礙因素。政策因素的作用力度大于情感因素，分別約會導致企業遷移行為發生概率增加8倍和6倍。經濟因素之所以成為企業遷移的阻礙因素，說明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有著強大的市場力量和消費群體，市場輻射力強大，企業愿意留在原地，保持市場份額，有利于未來發展。而企業遷移的目標區位雖然在原材料、土地與勞動力成本上可能具有優勢，但是信息與技術、交通物流成本、基礎設施、經濟發展水平等相對落后于企業原所在地，因而成為阻礙企業遷移的障礙性因素。

　　模型2的結果表明在控制其它變量的情況下，5%的顯著性水平下，對企業遷移行為具有顯著影響的因素有環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優惠、政府配套設施和公平競爭環境。促進因素有環境管制、土地優惠、政府配套設施和公平競爭環境，其中，政府配套設施是影響企業發生遷移行為的最顯著因素，其次分別是公平競爭環境、土地優惠與環境管制。行政效率為阻礙因素，行政效率因素低的地區企業發生遷入行為的概率只約為行政效率高的地區的6.8%。

　　3.4模型檢驗與預測

　　對模型系數的整體顯著性、模型適宜性、模型的擬合優度指標、多重共線性、異方差進行檢驗(見表5)。卡方統計量對應的P值小于0.05的顯著性水平，說明模型估計的參數整體是顯著的。

　　表6說明模型的整體擬合情況，通過判決系數R方的兩個指標Cox & Snell R 方和Nagelkerke R 方，可以看出模型2的擬合優度好于模型1，說明控制經濟、戰略和情感因素和企業年齡、規模的情況下，政策因素整體上對企業遷移行為有良好的解釋。

　　表7說明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兩個模型都是適宜做Logit回歸的。

　　多重共線性檢驗采用VIF和容差統計量，一般認為，VIF大于10時，容差接近于0時多重共線性問題才是一個

　　嚴重問題，而結果如表7所示，VIF均小于10，容差指標均遠大于0，兩個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模型的異方差檢驗結果表9。使用Levene方差齊性檢驗，原假設為模型不存在異方差，Levene統計量的值對應的P值均大于0.05，說明兩個模型均不存在異方差。

　　表10給出了兩個模型的預測情況，模型1對被解釋變量已遷移行為的預測準確率為70.7%，對未遷移行為的預測率為66.3%。模型2的這兩個比例分別為87.8%和63.2%。兩個模型預測效果均較好，回歸結果可靠。

　　4結論與啟示

　　資源型企業的遷移是在產業升級背景下的一種客觀現象。資源型企業的遷移受外部環境與企業自身因素的影響，其中政策因素在資源型企業的遷移決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影響大于戰略與情感因素，而經濟因素在資源型企業的遷移中具有阻礙作用。而在政府出臺的各項具體政策中，對企業遷移行為具有顯著影響的因素有環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優惠、政府配套設施和公平競爭環境。其中，政府配套設施是對資源型企業遷移的影響最為顯著，其次分別是公平競爭環境、土地優惠與環境管制，行政效率則是阻礙企業遷移的因素。因此，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優化空間布局結構，各地政府應在考慮影響企業遷移的各種因素基礎上，制定實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時應針對不同政策措施對企業遷移決策影響程度的不同，出臺更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從而鼓勵和引導企業合理遷移。

　　對于發達地區而言，實行更為嚴格的環境管制政策對推動本地資源型企業外遷，實現產業的升級換代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但對于落后地區而言，要想吸引資源型企業的遷入，僅靠土地、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是不夠的。信息技術、產業配套、基礎設施、市場開放等經濟要素的建設以及使得企業家在新區位獲得歸屬感等情感因素，也是影響企業遷入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要通過提升經濟發展水平與營造創業、壯業、強業、樂業的環境與氛圍，吸引包括資源型企業在內的更多類型企業主動來投資創業。

　　另外，資源型企業的遷移會造成污染的空間轉移，中西部地區應高度重視資源型企業遷移中的環境負外部性，否則，中西部地區難免會重新走上沿海地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最終導致嚴重的環境退化甚至不可逆轉的生態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