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專業碩士畢業論文

公共管理專業碩士畢業論文

　　公民參與作為民主行政的一個重要標志,既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也是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基本要求,能更好地體現公共管理的民主性、服務性、透明性和有效性。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推薦的公共管理碩士，供大家參考。

　　公共管理碩士范文一：建國后公共管理模式嬗變思路

　　隨著民主化、科學化、法制化的推進，民智不斷被啟迪、民心不斷被解放;而民治民心的充分準備又為民主化、科學化、法制化的進一步推進提供了條件。由此看來，上述解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筆者認為，民主化、科學化、法制化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國家理性、政黨理性、利益集團理性和個人理性等在公共管理的不斷實踐中逐漸成熟。換言之，民主化、科學化、法制化道路的選擇，是各種力量經過長期博弈，最終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均衡點。而理性貫穿公共管理領域各類博弈的始終，成為了推動公共管理進步的決定性力量。

　　1理性：公共管理民主化、科學化、法制化的真正動因

　　一般認為，理性是指人們運用知識技能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涵蓋判斷、分析、綜合、比較、推理、計算等各方面能力。理性是如何推動公共管理領域民主化、科學化、法制化的呢?筆者認為可以從理性對公共管理領域中兩種力量的影響進行分析。

　　1.1首先是理性對管理群體的影響

　　第一，理性使得管理群體能客觀看待自身能力的限度，正確認識自己的錯誤和不足。這就使得管理群體盡可能避免了盲目自大的心理狀態，轉而極力跳脫寡頭統治的“鐵律”并積極主動地向外界尋求建議和幫助。這客觀上推動了民主化的進程。第二，理性使得管理群體能盡量保持科學的態度，不主觀臆測、不輕信盲從。同時，理性也促使管理群體不斷學習新的知識、不斷掌握新的工具來保證公共管理領域的可持續性。這客觀上推動了科學化的進程。第三，理性使得管理群體在公共管理的實踐中對人類自身的認識愈發成熟，擺脫對自己和他人的絕對信賴，轉而不斷摸索獨立于人之外的、更為可靠的、操作性更強的制度。這客觀上推動了法制化的進程。

　　1.2其次是理性對被管理群體的影響

　　第一，理性使被管理者能夠獨立思考并懷疑所謂“本該如此”的社會狀況的，對把自己排除在外決策者之外的管理活動提出質疑。這客觀上保證了民主化的進程。第二，理性也使被管理者對管理者實施的具體管理活動不輕信、不盲從，使他們有能力發現具體管理活動中的不科學不合理之處。這客觀上保證了科學化的進程。第三，理性使被管理者對管理者始終懷有戒心，他們要求與管理者訂立契約來確立其權利義務關系。這客觀上保證了法制化的進程。因此，理性實際上從積極與消極、主動與被動兩個方面促進了公共管理的民主化、科學化和法制化。

　　2研究理性在公共管理中作用的突出意義

　　筆者認為，其最大的意義在于：理性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相對于法治建設等人為工作，其概念具有原初性。將理性認定為源動力可以一舉突破公共管理發展歷程中“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悖論。

　　2.1“公共管理”、“工具理性”、“價值理性”等概念在本文中的內涵與外延

　　本文中的“公共管理”，并非僅指“公共管理學”，而是涵蓋了“公共管理”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涵義。在公共管理的理論層面，筆者接受陳振明教授的觀點，贊同公共管理領域的三次范式轉換：即公共行政學到公共政策分析再到公共管理學。根據學界普遍接受的觀點，三次范式轉換中公共管理的領域愈發擴大。在此基礎上，筆者將政黨執政等相關概念也納入公共管理領域中來。而在中國的國情下，執政黨在公共管理中占絕對優勢地位。因此，本文對于理性的探究，重點將集中在政黨理性之上。在公共管理的實踐層面，筆者認為廣義上的公共管理并不僅僅是政府或者第三部門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它同時也包括了對公民的管理。換言之，筆者認為公共管理領域中的“被管理者”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因此，本文對理性的探究，也會涵蓋對“被管理者”之理性的研究。綜上所述，本文中的“公共管理”，是一個較傳統研究更為廣泛的領域，可以將其理解為“政治”與“公共管理”的“并集”，見圖2所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概念最早是由馬克斯•韋伯提出來的，二者為人的理性的相互對立又彼此聯系的重要方面。所謂“工具理性”，就是通過實踐的途徑確認工具(手段)的有用性，從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為人的某種功利的實現服務。價值理性則是“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行為———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在定義的基礎上，筆者認為“工具理性”實質上代表著“絕對的理性”、“實用的理性”和“理性的理性”;而“價值理性”實質上代表著“相對的理性”、“自然的理性”和“感性的理性”。“工具理性”表現出對制度、數據的依賴而“價值理性”則表現出對人的信任。同時，“工具理性”是基礎而被動的，“價值理性”是核心而主動的。關于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討論，很大程度上與關于理性與感性的討論具有一致性，同時涉及到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等哲學命題。在經過多年爭論仍沒有結果的命題面前，筆者選擇不再糾纏于概念的具體定義，而在下文中直接應用其實質含義。

　　2.2從“運動”到“活動”———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挑戰

　　“”前后，我國的公共管理模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其突出表現，便是“運動模式”的消亡與“活動模式”的興起。統計數據顯示，從建國初期到“”開始，我國共發動了30次左右的“運動”。而“”期間有記載的運動居然多達31次，超過了“”前的總和。“”后，中央決定不再進行群眾運動，隨之而來的是此起彼伏的“活動”，涵蓋理論學習、黨的建設、道德倡導、科教文衛等等，從“五講四美三熱愛”一直到如今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2.2.1“運動”與“活動”的概念辨析。公共管理領域中的“運動”和“活動”，一般是指“運動”和“政治活動”。兩者都被各國公共管理的主體廣泛運用到公共管理的活動中，并非中國首創。但中國的公共管理主體在運用運動和活動時的次數之多、頻率之高、范圍之廣和效果之大確實罕見。一般認為，“運動”是劇烈的“活動”，“活動”是舒緩的“運動”。除了激烈程度不同外，兩者還存在以下幾個顯著區別。首先，兩者的強制性不同。運動(在中國多指人民運動)的精神往往具有等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的強制性，一般強調人人過關、無一例外。而活動的精神則往往表現為“號召”，活動的受眾只要一般性的“響應”即可。其次，兩者的目的性不同。運動一般有明確的打擊對象，以“破壞”為主，“建設”為輔。運動的口號也大多是“批判_X”、“反對_X”、“整治_X”、“鎮壓_X”以及“對_X的斗爭”等。其中，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似乎具有建設的名號，但實際過程中仍然以破壞為主。而活動一般沒有具體的打擊對象，以“建設”為主，“破壞”為輔。活動的口號大多是“_X”、“建設_X”、“推動_X”以及“貫徹落實_X”等。“”后的“反腐”活動算是最具破壞意義的活動了，但其實質仍然是通過“反腐”的方式來“倡廉”，依次構建和諧社會。最后，兩者的過程不同。運動一般具有突然性和偶然性，經常由某一事件、某一個案或某一典型觸發，運動過程中大多會出現發起者沒有想到、不愿看到甚至無法控制的情況。譬如“”愈演愈烈直至不可收拾。而活動一般經過長期籌劃和部署，有明確“時間表”和詳盡的“線路圖”，活動過程也往往在發起者的掌控中。譬如“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分階段、分環節的設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2.2運動與活動背后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在“運動時代”，“價值理性”在我國從上而下的理性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這種“中國式價值理性”，發端于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建國前的反對工具理性的若干思想，譬如“理性認識來源于感性認識”等。對工具理性的批評在《反對本本主義》和《改造我們的學習》等文獻中也有相關體現。“”結束前，政治精英和人民群眾都傾向于為了自己認可的理念而去破壞現有的制度。“文件治國”的理念與人民群眾過度高漲的熱情，使得價值理性在公共管理領域不斷地擴張，以至于人們崇尚主義而蔑視法律。個人崇拜的日益盛行和規則意識的逐漸淡漠終于造就了“”十年的動亂，也造就了價值理性的黃金時期。在這一時期，價值理性愈發顯現出其“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特點，最終引發越來越多人的懷疑和反對。“”結束后，工具理性逐漸取代價值理性成為我國公共管理的主流思想。其實用性、可操作性使其在極短的時間內收獲了普遍認同。“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穩定壓倒一切”等名言正是工具理性的典型顯現。在工具理性的主導下，我國的公共管理愈發實用和實證。因此，在“活動”時代公共管理的主要任務已經不再是灌輸價值而是教授工具。人們很少再會為了自己所認同的政治價值而去破壞正常運行的政治制度，轉而將注意力轉移到體制的優化，即工具的打磨。

　　2.3從“GDP”到“幸福度”———價值理性對工具理性的反擊

　　世紀之交，我國的公共管理模式再次發生重大變化，其突出表現，便是“GDP導向”向“幸福度”導向的轉變。依賴數據指標、重視量化分析是工具理性的突出特點。工具理性取代價值理性在我國公共管理領域的地位以來，我國越來越重視數字、排名、指標等客觀考評依據，甚至出現了“瘋狂的GDP”等異化現象。新千年以來，對GDP導向的反思愈發深刻而廣泛。如今公共管理者普遍接受“幸福度”的衡量新標準GDP的瘋狂與工具理性的異化。公共管理者并非不知道GDP乃至所有經濟指標的局限性。他們不惜代價的經濟建設，本質上是為了借助“GDP”這一客觀指標上的勝利、證明自身公共管理制度的優越性。(從政治角度說，也就是為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國家公共管理者的觀點是經濟靠前了，證明自己是強大的，說話才有人聽，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也會隨之提升，那么中國必然可以在各國博弈中占據更多主動，收獲更多利益。換言之，GDP滿足了工具理性自我證明的需要。而地方攀比經濟指標的行為則更好理解。地方經濟的數量和增量直接影響到了中央對地方支持的力度，也直接決定了地方公共管理者的仕途命運。因此，在經濟指標的競爭中，地方政府更為瘋狂。上述種種表現，其實都是工具理性不斷擴張的表現。國家和地方紛紛選擇了見效最快的管理模式，在最容易量化、最具競爭性的方面做出了極大的傾斜。“GDP導向”變成了“GDP唯一”，“指標化”變成了“唯指標化”。其實質原因，都在于工具理性的自身缺陷和不斷異化。在理性工具面前，人們的信仰、良知甚至人性都紛紛出現了被瓦解的趨勢。工具理性的存在，是為了規范價值理性。換言之，工具理性是為價值理性服務的。如果工具理性完全吞噬了價值理性，那就會走向“理性的非理性瘋狂”。

　　幸福度的興起與價值理性的重現。新千年后，GDP導向造成的嚴重后果愈發顯現，公管管理主體紛紛進行了反思和探索。人民逐漸認識到，在GDP導向下，公共管理的價值、任務與意義都被理性工具扭曲了。發展和優化公共管理，是為了改進公共部門提供公共物品的職能。而在GDP導向下，公共物品的受眾常常被忽視，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完全主導了公共管理的方向。換言之，工具理性的擴張造就了“統治型”的政府。在此形勢下，國內的“幸福經濟學”、“幸福政治學”和“幸福管理學”逐漸興起。“幸福度”的概念也被公共管理者中的革新派引入中國，引發了公共管理領域的重要革命。“幸福度”的理論根基，就在于蘊含其中的價值理性。公共管理者在實施管理活動時，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必須懷有天下為公的理念。這才是公共管理的倫理和價值所在。因此，提高人民的幸福度、滿意度，才是公共管理的根本任務。此時價值理性的重現，既是公共管理者功利主義、短視主義、個人主義走向極端的反彈，也是公管管理中管理群體與被管理群體充分博弈后尋找的均衡點。在實踐中，公共管理者逐漸發現了GDP與幸福度中的內在聯系：GDP是幸福度的前提保證，而幸福度則是衡量GDP“含金量”的標準。

　　3結論

　　“正-反-合”———探尋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黃金配比：在得出結論前，我們簡單回顧一下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在我國公共管理領域兩個回合的博弈。根據黑格爾的觀點，事物的發展都會經過正-反-合三個階段，我國公共管理的成熟也不例外。在建國至今的大半個世紀中，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交替占據著指導思想的主流。經過兩個回合的博弈，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逐漸由對立走向統一，形成了推動公共管理進一步發展的強大合力。那么，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后的公共管理主體又該如何尋找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平衡點呢?首先，要認識到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各自的優缺點，并將其運用到不同性質的管理活動中去。工具理性規范、務實、見效快，適用于具體的、微觀的、短期的管理活動。價值理性內涵、務虛、影響大，適用于抽象的、宏觀的、長期的管理活動。其次，要利用好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相互關系，綜合考慮以保證公共管理的效果。工具理性是價值理性的基礎，這就要求我們在運用價值理性處理問題前，要運用工具理性進行分析。價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升華，這就要求我們在運用工具理性處理問題后，要運用價值理性進行反思。同時，公共管理的主體應當注意：工具理性可以規范價值理性，價值理性可以指導工具理性。總之，公共管理主體應當審時度勢地運用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不斷探尋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黃金配比，以求公共管理效果的最大化。

　　公共管理碩士范文二：西方公共管理理論轉向及啟示

　　在快速變遷與高度競爭的國際環境中，世界各國均力求通過公共管理改革來提升國家競爭力。20世紀70年代以來，英、美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管理理論隨著經濟、社會的深刻轉型經歷了由“傳統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的范式轉換。然而，在風靡全球30余載以后，曾作為主導范式的“新公共管理”理論并未兌現其承諾的改革成果，沒有真正實現其預期的效率提高和成本節省，甚至在實踐和理論上面臨著認同危機，正在或者即將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范式———“后新公共管理”。本文旨在通過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緣起、衰落以及最新進展進行梳理，并結合其最新轉向探尋對當下中國政府改革帶來的啟示。

　　一、新公共管理的緣起、特點及其衰落

　　“新公共管理”緣起于20世紀70年代末，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先后出現強大的民意壓力，要求推進行政改革，提升政府績效，改善公共服務質量，以英國、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新自由主義”國家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府再造”運動。1989年，英國著名行政學家克里斯多夫•胡德(ChristopherHood)首次用“新公共管理”對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和美國的政府改革進行總結，并將這一新的西方國家政府改革模式稱作“新公共管理典范”，預測“新公共管理”將是未來發展的大趨勢。

　　①“新公共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個發達國家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現象。由于公共管理改革依賴于特定的管理環境，在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理論指引和具體實踐，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新公共管理典范”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單一的理論模式，而是一個由來自不同國家的公共管理改革理論所形成的理論體系。用克里斯多夫•胡德的話來說，“新公共管理”就是“一個為了方便起見而做的標簽”①。所謂的“新公共管理”在不同的國家有“企業家政府”“市場化政府”“國家中空化”以及“后官僚制典范”等不同稱謂，而在德語世界更多地將其稱作“結果導向的公共管理”，強調由關注過程到重視結果的根本性轉變。克里斯多夫•胡德將“新公共管理”的特質歸納為:公共部門管理專業化;讓公共管理者承擔管理責任;設定明確的目標和績效測量標準并嚴格進行績效測量;重視實際成果甚于關注過程或程序;對公共部門進行拆分與重組，破除部門間藩籬;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服務質量;強調吸收和運用私營部門管理方法和風格，重視資源的有效利用和開發。

　　②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公共管理的實踐和研究中，“新公共管理”理論在國際上產生了廣泛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全球諸多國家的公共管理改革。從緣起的背景來看，主要體現以下特點:首先，經濟全球化要求西方國家進行積極改革，以提高政府競爭力。當今時代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經濟全球化。隨著世界各國被納入到國際市場體系中，國家間的聯系更加緊密，國際競爭與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加強了。為了在國際經濟分工和全球資源利用中占據有利地位，世界各國都在不斷推進以政府改革為主導的公共部門改革，以政府能力建設為核心推動國家競爭力建設。其次，新技術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使西方國家先后進入后工業社會，為建立高效、靈活、透明的政府創造了可能。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端于美國的以互聯網全球普及為標志的信息化革命使信息的傳遞變得越來越簡便、廉價、快捷。Web服務由前期的Web1.0逐步過渡到當前的Web2.0。隨著人工智能、語義網、地理映射網、物聯網以及3D技術的廣泛運用，Web服務將邁入Web3.0時代。以計算機網絡和通信技術為先導的現代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為實現政府組織結構優化重組和工作流程的再造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撐。再次，經濟、社會的變化要求西方國家提供更加質優價廉、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務。20世紀70年代，西方各國由于“福利國家”負擔過重導致財政赤字，緊接著的兩次石油危機導致西方國家經濟全面衰退，其嚴重后果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稅收急劇減少，財政吃緊。在這樣的情況下，公共需求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與日俱增，迫使英、美等國擴大政府規模以致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加之政府在吸毒、犯罪、失業等社會問題面前幾乎束手無策，招致社會的普遍不滿。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西方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均壽命增長、老齡化加劇對養老、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西方國家私營部門的改革實踐為改變官僚制政府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的局面提供了借鑒。從根本動因來看，“新公共管理”濫觴于對傳統官僚制政府績效低下的不滿。在西方世界，理論界和實踐家紛紛將矛頭指向官僚制政府自上而下、等級分明、僵化死板的組織結構所導致的機構臃腫、墨守成規、效率低下，主張將商業機制和市場機制引入到公共部門中以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歐文•休斯(OwenHughes)一針見血地指出:“傳統的行政模式衰落的主要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它不再運作良好了。”③陷入財政危機、管理危機、信任危機泥淖的英、美等西方國家開始對傳統公共行政進行反思和改革，建立自治機構并放松預算和財政控制，實施各種形式的公共服務內部分散化管理，越來越多地引入市場機制，以尋求塑造“花錢更少、辦事更好”的政府的救治良方。

　　如前所述，“新公共管理”從一開始就被認為是一個并不嚴謹且飽受詬病的范式。來自學術界的質疑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人性所作的片面假設導致對公共精神的消解。“新公共管理”主要以公共選擇理論、管理主義、委托代理理論、交易成本理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建立在“經濟人”的人性假設之上，將公共部門雇員看作是理性的個體效用最大化者。追求經濟、效率、效能(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即3E)的新泰勒主義取向對工具理性的推崇導致對公平、正義、民主、公民權、個人美德、公共利益、公共責任等公共價值的侵蝕、破壞，忽略了對人自身的終極關懷。二是對市場的過度崇拜混淆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宗旨。“新公共管理”認為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在管理上并無本質差別，主張利用基于市場的、靈活的、具有回應性的企業家政府取代舊的、僵化的官僚制政府。市場化的取向不僅貶低了政府的作用，而且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甚至也成為政府放棄公共服務職能的冠冕堂皇的說辭。三是對傳統官僚制的批判導致新的組織結構限度問題。作為對官僚制組織的摒棄，西方國家廣泛地建立起形式多樣的分權化執行機構或半自治的分散性獨立機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傳統官僚制組織的結構問題，但同樣帶來了政府流程破碎化和機構高度裂化的問題。

　　一項公共服務被人為地切割成諸多環節，政府各職能機構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和整合，加劇了公共服務的碎片化。與此同時，政府機構裂化導致“政府空心化”使政府職能“懸浮”，政府權力碎片化大大削弱了政府控制力。四是不恰當的“顧客”隱喻導致公民角色錯位。“新公共管理”受競爭意識、效率和客戶滿意的市場原則啟發，將私人部門的管理技術引入到公共部門，并預設“顧客就是上帝”，把政府與公眾的關系簡單化為服務提供者與服務接受者的關系。政府在駕馭公共服務“這艘大船”之時卻忘記了“船的主人是誰”。其結果是公眾被邊緣化，難以參與到公共服務過程中來，不但使公眾的民主公民權被“善意地”剝奪，而且使公共服務與需求脫節，提供了大量無效的公共服務。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始，英、美、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先后推行了不同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新一輪政府改革，公共管理理論與實踐的發展進入“第六波”浪潮。①這一改革趨勢不僅在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些被稱為“新公共管理改革先鋒”的國家非常明顯，而且在其他并沒有推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同家也日益顯現。

　　二、新公共管理理論轉向:“后新公共管理”的意涵

　　一些西方學者認為當前的理論已經超越了“新公共管理”，已經處于“后新公共管理”時代。如:佩爾•拉格雷德(PerL?greid)等人提出要“超越新公共管理”②;帕特里克•鄧利維(PatrickDunleavy)等人得出“新公共管理已死”③的論斷;歐文•休斯甚至認為“新公共管理”是一個從來沒有出現過而應該被完全拋棄的術語。④但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看，所謂的“后新公共管理”并不是一個成熟的理論范式，而是學界在對“新公共管理”批判基礎之上形成的較為集中的觀點和共識。這些觀點和共識的確在西方公共管理學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并在實踐領域也形成了一條明顯區別于“新公共管理”的路線。總體而言，作為建立在對“新公共管理”批判基礎上的理論延伸，代表性的理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新韋伯主義國家”(Neo-WeberianState，NWS)。“新韋伯主義”自20世紀70年代起就見諸政治學、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的相關文獻。“新韋伯主義”分析框架是工具理性取向的，通常強調政府及其行政系統的重要作用。隨著“新公共管理”在中東歐這一強調從效率向有效性根本轉變的地區的失敗，人們意識到一個強國家結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沃爾夫岡•德雷克斯勒(WolfgangDrechsler)發現:一些國家尤其是法國和德國等歐洲國家并未真正采用“新公共管理”模式。⑤他們建議用“新韋伯主義國家”的歐洲范式來代替英語的“新公共管理”范式。他們認為:國家是解決全球化、技術變化、人口變化以及環境威脅所導致的新問題的促進者;代議制民主作為國家機器的合法化元素是有缺陷的，政府應通過一系列的協商途徑與公民進行更多的磋商以彌補代議制民主的不足;傳統公共行政關注規則、程序的內部取向并未帶來效率和服務質量的提高，應轉向以滿足公民需求和愿望為旨歸的外部取向;在管理政府資源方面，應完善相關法律并強化對結果和事后控制的關注，鼓勵達成結果而不僅僅是正確地按流程辦事。

　　2.“新公共治理”(NewPublicGovernance，NPG)。隨著社會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公眾對政府提出了越來越多的期望和要求，治理的復雜性和碎片化程度不斷增加。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由一個單一組織來解決所有的公共問題，而需要合作和協作。在“治理”語境下，公共服務提供者不再局限于公共機構，而是一個由政府、公眾、非營利組織以及營利組織等多方利益相關者形成的網絡聯盟。參與的、互動的、組織間的、間接的治理形式正在許多西方民主國家尤其是那些具有強大國家和組織良好的公民社會的西北歐國家呈現。“新公共治理”超越了管理主義和市場取向，強調伙伴關系、網絡、聯合服務和新的合作方式，通過采納更具參與性和協作性的治理來提高公共決策和公共服務，是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新型關系模式。“新公共治理”認為通過對復雜網絡的管理，公民可以在許多方面變得積極，形成合作生產的關系，使多重利益相關者為了實現共同的目的在相互依存的場景下展開廣泛的縱向和橫向合作。與此同時，各國政府開始將自己重新定義為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價值鏈”的“促進者”，而不是通過擁有、經營和生產一切來自給自足。

　　3.“公共價值管理”(PublicValueManagement，PVM)。“公共價值管理”理念源自馬克•穆爾(MarkH.Moore)首次提出的公共價值創造框架，強調公共管理過程中價值創造的積極作用。①在這一框架中，公共價值被視為公共部門的指導原則。“公共價值管理”向公共管理者提出了三個核心問題:公共服務的目的是什么?應該為誰負責?如何知道公共服務是成功的?該模式在對公共利益、公共服務精神的本質、管理者的角色、民主進程的貢獻的理解上與傳統公共行政以及新公共管理所持的立場相反，強調公共組織績效應重點關注三個方面:實際服務的提供、社會目標的達成、組織信任與合法性的維持。簡言之，公共價值基于以下考慮:服務效果是回應公眾喜好的最好方式。公共價值作為公共管理的核心目標，必須回應憲法與法律、社會價值觀、政治規范、專業標準和公民的利益，滿足外部問責的需求，促進內部問責意識增強并學習如何改進績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是幫助建立一個集體的、共同的公共利益概念，而不僅僅是對個人喜好的聚合。因此，在民主政治下，公共組織的首要職責就是指導公共辯論和機構間的談判，“公共價值管理”模式的實踐立足于被稱為對話、交流的網絡化治理的系統。政府通過構建參與網絡和伙伴關系調動公眾的積極性，公眾間的關系也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學習的環境中形成。

　　4.“數字時代的治理”(Digital-EraGovernance，DEG)。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計算機技術、互聯網技術為標志的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作為人類技術史上的重大創新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最終也影響了公共管理部門和機構。雖然信息技術對于早期的“新公共管理”思想發揮了作用，但始終僅僅作為政府改革幾個方面的內容之一。2006年，帕特里克•鄧利維等人發表了《新公共管理已死，數字時代的治理萬歲》一文，聲稱:“新公共管理”已經走到盡頭，數字化即將作為公共管理的主導理論或范式取而代之。②他們圍繞信息技術變革及其對公共部門改革的重大影響提出了“數字時代的治理”理論。該理論主要包含重新集成、逆部門化、整體治理、重啟中心流程、基于網絡和數據庫、一站式服務、數據倉庫、開放政府等要素。“數字時代的治理”關鍵在于重新整合，包括政府內部和外部兩個維度的整合。內部整合將原來在新公共管理中被分割為單一功能的部門和專門化的技術重新整合起來，形成一種全新的形式;外部整合將新公共管理改革分離出去的職能進行再整合，將公民和其他行動者的服務需求整合進同一個包裹中。“數字時代的治理”摒棄了新公共管理“工具主義”的傾向，體現的是一種以需要為基礎的整體主義，通過引入信息技術形成政府部門與公民之間的整體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子政務應當成為數字治理時代“小而強大的政府”與“大而有力的社會”的聯結和整合機制。目前，與“數字時代的治理”類似的主張還有“網絡化治理”“整體政府”“協同治理”等，限于篇幅，在此不贅述。

　　三、對中國的啟示:打造強而有力的服務型法治政府

　　隨著“全球風險社會”的來臨，大多數發達國家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都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開始致力于政府治道變革———實際上是對整個公共部門的改革。中國的政府改革在理論和實踐方面均借鑒了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和理論范式。胡偉認為:“我國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深受國際上‘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影響……我國整個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學科，都受到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影響。”①但正如前文所述，公共管理依賴于特定的情景———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以及自然等條件，西方公共管理理論不可能原封不動地移植到任何一個國家。當前，中國政府正處于由傳統治理向現代治理轉型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持一種審慎的學習態度和揚棄的精神，將西方公共管理理論的最新成果應用于中國的具體實踐。具體而言，西方公共管理理論對中國政府改革的啟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轉變政府職能，打造分工合理、權責明晰的“有為政府”。政府職能是政府在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所應當承擔的職責和具有的功能。政府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能夠做什么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核心。我國雖然早在1988年就提出要轉變政府職能，但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政府職權結構不合理的矛盾仍然較為突出。

　　黨的和十八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對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要求以政府職能轉變為核心，簡政放權，推進機構改革，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完善制度機制，提高行政效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政府要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的制定和實施，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各類公共服務提供。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從實踐上看，不同層級的政府所承擔的職能也有所不同。國防、外交、國家安全、關系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等作為中央事權，這一類公共事務主要由中央政府進行管理;部分社保、跨區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等作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這一類公共事務由中央政府與省、市、縣各級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區域性公共服務作為地方事權，這一類公共事務應由直接面向公眾的市、縣、鄉各級地方政府進行管理。二是與政府職能轉變相適應，構建結構合理、運轉協調的政府組織體系。在不同的治理生態下，履行不同的職能需要不同的政府組織機構。機構改革作為政府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與轉變政府職能和理順部門職責關系相適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經過了七次大的行政機構改革，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的問題仍然較為突出。從橫向看，政府部門分工過細、機構林立，導致管理幅度過大、機構間職能交叉、協調困難;從縱向看，政府層級設置過多，加大了政府各層級信息溝通的難度，成為決策失誤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國已經在政府機構縱橫結合的立體調整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從縱向看，目前已經開啟了“省直管縣”的探索，致力于減少政府層級。在政府內部引入電子政務重塑政府流程，壓縮政府組織層級。從橫向看，2008年開啟的“大部制”改革正在通過合并相同、相近職能的政府機構，組建政府內部協調機構來實現政府內部組織結構扁平化;與此同時，一些地區也在探索“區域協調”改革，構建跨域治理的協調機制，形成政府間網狀結構的協同組織。三是理順“政府—市場—社會”關系，構建多元協同的公共治理模式。在新的形勢下，各級政府應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要求，改變長期以來存在的政府“缺位”“錯位”“越位”現象，理順政府、市場及社會三者間的關系。因此，應將政府職能轉變放在“政府—市場—社會”這樣一個更加宏觀的公共治理體系中來考慮，逐步構建由政府、市場、社會以及公民個人等多元主體在相互依存的制度環境中協同共治的新模式，真正實現“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

　　由此，對政府全面正確地履行職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一，政府應果斷“退位”，就是指政府要從那些社會機制和市場機制作用良好的領域撤出，將組織、服務和治理還給市場和社會，變直接管理為間接管理，變微觀管理為宏觀管理;其二，政府要及時“歸位”，就是指政府要重新劃清職責邊界，理順不同政府層級、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職責關系，橫向上解決部門之間職責交叉和職能分散的問題，縱向上解決不同層級之間職責不清，決策、執行、監督職能混同，基層政府功能不健全等問題;其三，政府要善于“補位”，就是指政府應在維護市場秩序、克服市場失靈、培育積極的公民精神、加強社會建設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四是重塑政府理念，建設民主、高效、負責、法治的服務型政府。政府理念在古今中外任何國家的治理中都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大現實問題。它是政府治理主體在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過程中所持有的觀念、思想和看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范疇: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好的政府?如前文所述，“新公共管理”學者和“后新公共管理”學者都從各自的視角對政府理念進行了解答。總體而言，西方政府理念可以歸結為對有效治理、民主治理、公平治理、依法治理、透明治理的追求。政府理念是政府的行動指引，滲透于政府治理的全過程。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不斷深化的進程中。從實踐層面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府經歷了由政治統治型政府向經濟建設型政府再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發展的過程，這一政府轉型過程本質上是一個政府理念重塑的過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全面推進法治國家建設。”政府治理作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的最重要的次級體系，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起主導作用。因此，這兩次全會對于國家治理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對政府治理的新要求。與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和發展相適應，必然要求政府反思治理理念，在公共治理中體現人民至上性，其終極目是最大限度地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從這一邏輯起點出發，中國各級政府亟需進一步強化基于公民利益的“公共精神”，致力于服務意識、效能意識、合作意識、法治意識、誠信意識、公正意識、責任意識和民主意識的塑造。唯有此，才能更準確地定位政府角色，轉變政府職能，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創新政府管理方式，健全公共治理體系，提高治理效能，為公眾提供品質優良、內容豐富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四、結語

　　公允地看，“新公共管理”理論雖然招致諸多批評，甚至一些“后新公共管理”學者的確走得太遠，但仍不失其合理之處。公共管理各派學說應互為補充，而不是相互對立。由于中國并不完全具備“新公共管理”以及“后新公共管理”范式的生成背景和實施條件，尤其是先天不足的市場經濟和不成熟的社會發育決定了政府作為公共治理領域主力軍的局面在短期內無法改變。當前，中國的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因此，一個小而強的政府比任何一個時期都重要。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必須在汲取西方公共管理最新成果的合理成分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公共治理道路。中國政府在建設“有能力的有限政府”①的同時，應著力完善市場經濟，按照“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要求建立健全體制機制，逐步開創政府、市場、社會、公民多方協同共治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