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特點

　　摘要：抗戰時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巨大發展與廣泛傳播的輝煌時期。在歷經二十多年的理論探索與革命實踐后，中國共產黨開始以愈加成熟的姿態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開拓道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的提出，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提供了全新的方向;統一戰線政策思想的確立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多角度全方位的傳播手段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提供了路徑保障。抗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傳播不僅對當時中國的政治局勢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對于當代馬克思主義教育宣傳工作的開展仍具有及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抗戰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

　　抗戰時期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重要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使得國內的政治環境變得復雜而微妙，各種理論思潮的碰撞拉鋸也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革命實踐的不斷深入與革命經驗的不斷總結，中國共產黨開始形成一套獨有的宣傳體系，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成為歷史的必然趨勢。這使得，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具有其獨特的歷史特點。

　　1、“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新的方向

　　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正式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與命題，要求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說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提出全新的理論與實踐要求。首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內涵，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理論外延。在很大程度上馬克思主義向處于革命浪潮中的人民提供的是一種“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①，不同的客觀實際必然導致歷史發展的不同結果，將馬克思主義機械與教條化并不能促進中國革命的發展，反而會造成反面作用，王明“右傾”錯誤完全性的證明了這一點，因此，“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②成為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中心任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在充分闡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要性的基礎上，身體力行的在理論創作與推廣工作中將中國性格與實際環境通入馬克思主義價值觀中，擴寬了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廣度。

　　其次，使馬克思主義帶有中國特性的發展要求，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提供了新的落腳點。毛澤東提出：“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待解決的問題”③，而這種中國特性的形成則必然要從思想內涵與表現形式兩方面進行構建。在思想內涵方面，對于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中華文化的采納與吸收顯然成為了馬克思主義滲透中國社會的最好切入點，而毛澤東本人所著的《實踐論》則成為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相結合的提供了最佳范本。在表現形式方面，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④，這一思想的提出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改變了單項化的宣傳與灌輸模式，為多元化多角度的宣傳方式提供理論前提。

　　2、毛澤東思想逐漸成為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重要內容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斷入侵，使得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并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階級矛盾暫時讓位于民族矛盾，卻并又沒有完全消弭。爭取政治話語的艱難過程，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意義。為形成系統的理論成果以指導的革命發展和滿足克思主義理論宣傳的需要，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普遍深入得研究理論問題的基礎上，將中國革命實踐經驗作為寶貴材料，通過概括、提煉與總結，形成了科學的理論體系――毛澤東思想，這一理論成果也成為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重要內容。在這一理論體系中既有對于中國革命進程與發展的總體把握，也有對于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某一個方面的單獨論述，通過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客觀全面的闡述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與革命前途等重大問題，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深入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支持。

　　與此同時，隨著黨內政治活動的開展，毛澤東著作的單行本與綜合性文集開始大量出版與廣泛發行，報紙期刊的宣傳報道亦緊隨其后，這使得包括《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論新階段》、《<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在內的多篇文章在黨內外廣為流傳，并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進行思想路線教育的重要教材。在其后的整風運動中，毛澤東的著作材料、講話知識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進行思想路線教育的重要教材，而在整風過程中對于“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⑤的強調，加快了毛澤東思想的理論落實。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至此馬克思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廣泛傳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3、貼近群眾的通俗化表達方式與活動形式成為實現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重要渠道

　　人民群眾是中國革命得以開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因此要做好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工作，首先就要讓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神被底層民眾所了解，最終達到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政治效果。但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環境使得這部分群眾中的絕大多數并沒有獲得系統性的學習的機會，具有知識素養的人很少，甚至有99%以上人缺乏識文斷字的能力，這部分群眾對于學習與了解艱澀的理論術語與體系有著客觀上的困難，因此說老百姓的話，運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宣傳形式成為做好馬克思主義傳播工作的重要原則。正如列寧曾經說的“最高限度的馬克思主義 = 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簡單明了”⑥。

　　為了達成這一目標，毛澤東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中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傳播對于革命發展的重大意義，并提出“為了做好我們的工作，各級黨委應該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而他本人亦在眾多的文章著作中流露出符合底層群眾閱讀與理解習慣的行文風格，以《整頓黨的作風》一文為例，毛澤東以極其口語化的表達方式，通過類比的手法從生活中尋找例子生動形象的解釋“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針。而“法寶”、“糖衣炮彈”、“兩條腿走路”等通俗化的表達方式更是比比皆是，為底層群眾直觀理解與掌握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提供條件。

　　其次，為了貼近底民眾的生活，將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工作融入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生產生活之中，各式各樣的宣傳方式紛紛涌現。即有以民間文化形式為依托的革命戲劇、民歌與舞蹈;也有以學習教育為表現形式的識字班、夜校、學習監督組，并提出了“群眾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將生產運動與學習運動相結合”教育理念;甚至墻畫、標語、黑板報等與群眾生活細節方面均稱為政治思想教育的陣地。以戲劇為例，幾乎所有較大一些的村鎮在當時都有自己的革命戲劇班子，而《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白毛女》等富有農村革命氣息的戲劇類目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得到了十分熱烈的反響，并在休閑娛樂中獲得了革命的體驗，激發了革命了熱情。而從1937年在陜甘寧邊區興起并迅速發展為全國性的學習運動的冬學運動則成為全面開展馬克思主義與革命理念傳播工作的有效形式，冬學運動的最初目的是期望通過集體學習讓廣大群眾從文盲中解放出來，并最終與民族革命意識和群眾正式覺悟結合起來，以造成把學習文化知識的能力這一“老百姓翻身的武器真正的交到廣大人民的手上，使廣大人民能夠更好的用它來加強自己戰勝敵人，在戰斗中把廣大人民這一個無限豐富的文化源泉更好的開發起來”⑦的良好局面。

　　4、傳播主體的多元化發展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范圍

　　傳播主體多層次發展成為抗戰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顯著特點，黨員干部、知識分子與工民群眾的上下結合、橫貫聯通構成了抗戰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受眾體系。

　　黨員干部是馬克思主義得以廣泛傳播的核心力量，培養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信仰的黨員干部一直是在黨內開展馬克思主義學習的重要任務。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創辦干部學校、發展在職教育、發動學習運動、制定規范化的教育流程與制度等方式促進廣大黨員干部的政治理論學習，基本確立了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的優良學習風氣，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提供了堅實保障。知識分子群體受文化背景與階級屬性雙重因素的影響，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工作中，既是傳播的對象也是橋梁。他們在向往與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情感驅動下，開始學習與了解馬克思主義，并在理論學習與實踐觀察的基礎上逐漸改變自由散漫等小資產階級習氣，在思想上得到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洗禮。而具備進步革命精神的知識分子，可又以通過運用自身的專業素養，在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通過翻譯出版馬列經典著作、發表有關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成果，參與馬克思理論教育，并在文學藝術方面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形式，幫助黨內干部與黨外群眾學習與掌握馬克思主義，這其中以艾思奇、范文瀾、張培森、張如心等為主要代表。工農群眾的知識水平雖然遠落后于知識分子，這在一定程度了限制了工農群眾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學習與掌握，但是工農群眾在我國革命中的主體地位，決定了其對于發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具有著可不代替的重大意義，首先，工農群眾是馬克思主義得以廣泛傳播的重要載體，馬克思主義深入群眾、依靠群眾，才能運用思想理論的力量煥發群眾的革命力量，并以此促進革命的斗爭形勢與馬克思主義新的發揮在那;其次，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效果要依靠工農群眾對于理論的實踐程度來檢驗，這是由馬克思主義傳播工作的根本目標所決定的，也就是使人民掌握理論，并以理論為指導外化成具體的實踐。

　　可以看出，雖然黨內干部、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在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所承擔的職責并不完全一樣，但卻在相互連接與共同發展之中通過教育、宣傳等方式形成了推動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的合力。(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

　　注解：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頁。

　　②《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

　　③《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頁。

　　⑤唐寶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 100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 頁。

　　⑥《列寧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7頁。

　　⑦《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第4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