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何同種

[提要] 中國人是人類分化后的一個極具領導性的支系，在以漢字為標志和主要載體的中國文化的凝聚下，由遠東地區的眾多種族經漫長的相互沖突與交流，先后融合成了先秦的華夏族、秦漢起的漢族、隋唐后的新漢族和近代以來正處在融合過程之中的中華民族這樣四個不斷擴展的歷史階段，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應正確認識這一歷史，以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諸手段來促進中華民族的順利融合，力爭成為世界的主體民族，并為最終的人類一家、世界大同作出中國人應有的貢獻。

[關鍵詞] 中國人　民族　文化　融合

中國人，一個人口最多而四海一家的民族，一個歷史最久而延綿不絕的民族，一個以其獨特文明而曾在世界數千年里遙遙領先的民族，她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又具有什么樣的啟示意義，中國人為什么會是一個整體？讓我們以縱向的視角，洞察其內在的軌跡。

　　　一

關于人類的起源科學界尚無定論，我們所明瞭的是人類作為同一物種，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地分化和組合。如中國所處的亞歐大陸于上古時期，就布灑著滿天繁星般的部落氏族，他們有的率先創造了人類的早期文明，對周邊地區起到引導的軸心作用，有的則滯留在蒙昧的蠻荒時代，通過吸收文明或征服文明區來發展自己。中心與邊緣的雙向互動構成了社會的新陳代謝和民族的沖突融合。

從我們已經掌握的考古發現與史料記載來看，當時東亞存在著若干個互不統屬的人類集團，他們的種族血統和語言文化千差萬別，其中以黃河中下游為活動平臺的中原文明長期居于先導地位，她的起源是本土固有抑或是外來傳承目前尚不能肯定。需要指出的是，有關專家大多傾向于認同人類起源于非洲，在中東創造了最早的文明，并由此分化發展，其中有的陸陸續續地抵達今天的中國境內。在此后的數千年間，眾多的種族在東亞進化、磨合，逐步地共同締造了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涵義的中國、中國人與中國文明。古中原人僅是其中的一支創造力，到中近世紀甚至不再是主力軍。現代生物技術已使事實越來越清晰，所謂的“炎黃子孫”不過是一個虛擬的概念，有團結華人的功效卻缺乏科學的依據，世界上也沒有哪個民族會是脫離人類大集體而獨立純粹地從某些祖先那里繁衍而來。

現行的歷史教科書將夏列為中國的第一個王朝，這可以說是正確的，因為典籍與傳說均對此作了相應的描敘，然而還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她的曾經存在。即使夏真是最早步入文明的國家形式，按常理推測，在社會生產力仍非常低的條件下，其統轄和輻射范圍不太可能超出黃河中下游，也許僅局限于河南一帶，在她的四周應該散布著數不勝數的原始部落或主權國家，夏未必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而只能是“屹立于（當時）的世界民族之林”。

已能確認無誤的商建立起燦爛的青銅器文明，其影響在華北擴散，京都的屢遷路線標示著她的活動范圍遍及整個黃河中下游。在商的晚期，更涌現出象紂這樣的杰出人物，他侵掠淮河與長江下游的舉措，客觀上推動了文明的傳播與民族的融合。一般認為，商是一個從中原外圍闖入的民族。

周人崛起于西北，成功實施的分封制使其疆域伸展到黃河、長江中下游及鄰近地區。各臣屬民族由此交流頻仍、密切往來，逐步地邁向一體化。位居中原的諸國相對先進，從周專制秩序的解體下，創造出空前繁榮的新文明，帶動邊緣的落后群體步入古典時期。由此，中原和中原化的各民族被視作是中國的華夏族，而仍處在蠻荒階段的區域，則被排斥于中國之外。最晚從那時起，“中國人”這個概念就不能以血統來厘定，而是凡在文化上融入了由中原引領的“全球化”，就是中國人。

秦以邊緣之身，后發先至，使春秋戰國以來的大一統趨勢得以順利實現。嬴政統一六國，收復河套，吞并嶺南，使中原文明進入征服與定型期，“凝固”了境內各族。盡管其法西斯統治迅速崩潰，但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漢鞏固并發展了先秦故業，全面擴張，驅逐匈奴、楔入西域、開化西南夷、東征朝鮮，使滿州和日本納貢稱臣，基本上完成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全球政治經濟文化一體化”，不同膚色、不同民族的人們都在中原文明的同化下，全部成為中國人。

魏晉以降，民族萎靡，國家動蕩，塞外游牧民大舉南下，侵入韓、日，踐踏中原。一部分漢人避難江南，加快了與當地原住民的融合，而滯留北方的漢遺民同游牧民混血雜居，漸漸地難分彼此，促發了“胡”漢混血的隋唐皇室君臨南北，開拓關外，復興秦漢式的大一統，中原的固有文明與西域文化交匯、同歸，將諸多種族融為一爐。

實際上，隋唐及其以后的中國人在血統上已與周秦漢魏人有了很大的不同，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生物學角度的同一民族。漢末三國時，漢人經亂世屠戮，已凋零到一千余萬，隨后的兩晉南北朝期間，光史書詳載的入塞諸“胡”就不下數百萬之多，其中有的是血緣較近的其他蒙古人種，有的則象是突厥或地中海人，如羯族高鼻深目，而鮮卑族則似乎是說印歐語系的白人，至少其中的一些氏族明顯具有高加索人種的外形特征。隋唐皇室皆與胡人聯姻，而其先人都是北朝時鮮卑族政權的貴族國戚，這或是漢化的胡人，或是殖民地上的漢奸。現代科研結果也表明，五“胡”亂華是中國人血統發生質變的一個時期，如此多的異族血液的融入，已超出了主體民族吸納少數民族的范疇。由于五“胡”在很大程度上漢化，又以黃帝的苗裔自居，以美化剛剛擺脫的蒙昧，更是要瓦解漢人的反抗意志。加上隋唐皇室竭力淡化他們在血統與政權上與北朝諸“胡”的密切淵源，以自我標榜為華夏正朔。種種因由，才造成了后人的認識偏差。我們不能因為地域、王朝和文化的延續性而曲解了這次質變。

先秦的華夏族、秦漢起的漢族和隋唐后的新漢族（“唐族”）這三個時期的中原王朝雖然實際上民族各異，但具有血肉淵源，正如同于主支流的萬川歸海，全都集結于漢（華夏）文化的大旗下，傳統上將他們均視作是中國、漢族（或名為其前身）。但從此以后，宋明的力量向內萎縮，中原封閉，推動民族融合的手，主要來自于塞外的新五“胡”。如契丹曾是東亞的最強者，無分漢“胡”多相臣屬，以致于俄語以及一些國家至今仍稱中國為契丹；蒙古人筑起橫跨亞歐的大帝國，中國漢族被兼并為其一部分，與其他種族加強了交流；滿族打造的金、清也使漢“胡”分野更趨模糊，特別是清，大致恢復了漢唐兩朝的勢力范圍，當今中國的版圖與中華民族的一家就是直接受之于清的遺產。現代意義上的中國人，可以指擁有中國國籍的各族人民，也常常包括不具有中國國籍的海外華人。組成中國的各民族及其聚居地對于中國的發展，客觀上都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們無論是從道義還是功利的角度出發，都沒有理由去排斥某一民族。

二

綜上所述，民族是一個動態的群體，其血統源流絕非單一不變。就漢族而言，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構成主體極為多元，是對不同歷史時期多個民族的總稱。中國、中國人的意義內涵在不斷地演變，受到不同時代的不同群體的一致認同，都給自己貼上這些概念的標簽。實際上，當代中國各族，甚至于各地的漢族，其形貌特征、風俗方言等的差異性并不比歐洲各國的區別小，以不確切的譬喻來說，中國是統一的歐洲，而歐洲是分裂的中國。

如果要給出中國得以統一的原因，我們可以羅列很多，但最不能忽視的，是以漢字為標志和主要載體的漢（華夏）文化，她的長期先進使其在民族融合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有的邊緣民族在漢化后融入中國，如鮮卑、滿洲；有的在漢文化的孕育下創立子文明，但結果也融入中國，如契丹、西夏；有的原是中國的一部分，后來又分離出去的子文明，如越南、朝韓；有的是建立子文明卻獨立至今，如日本；還有的則正在漢化與西化之中，如新疆、東南亞等地。早期的華夏族和四“夷”融合成漢族，亂華的五“胡”又和漢族融合成新漢族（“唐族”），而今天的漢族又進一步與國內外諸多種族相融合，也許將演變成新的中華民族。

假定中國統一了日本，抑或是日本征服了中國，和族都有可能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我們既然要為倭寇的侵華失敗而毋忘南京大屠殺的三十萬冤魂，就不能由于“韃子”的殖民成功反而淡忘揚州十日那八十萬人民的慘死。歷史是客觀存在的，忘記它就意味著背叛，時代變了，形勢變了，但弱肉強食的自然規律沒有改變。在國際競爭中，民族就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園與歸宿，那股振興中華的民族精神也就絕不能改變。

屈原投江不是為了分裂祖國，蘇武牧羊也不是出于地方主義，不能將岳飛抗金看成是挑起內戰，不能把夏完淳的舍生就義說成是破壞團結。否則，汪精衛就成了促進統一的民族大英雄了。我們若以現代的民族范疇去歪曲古人，那后人也同樣會把我們的愛國救國批判為叛國賣國。縱使“中國人”的指稱范圍一直在擴大，縱然這種擴大還可能繼續，我們也絕不能丟掉為自己所處時代的民族大義而奮斗的精神。世界的確在走向大同，人類最終會融為一體，但那還遠不是現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全球化正在演繹著新的以大欺小、以強凌弱，如果我們片面地追求全球化，只會助長全球化的惡性發展，并使我們身受其害。故此，我們不但不能放棄民族主義，反而要在力爭與國際接軌的同時，增強民族意識，維護祖國利益，為全球化的良性發展作出我們的貢獻。

　　對于民族的沖突和融合，我們還得站在歷史的高度，辯證地去看。實事求是地說，五“胡”亂華、蒙滿南下確是另一個主權國家在征服當時意義上的中國。但以現在的情形來說，中國已由華夏族－漢族之國的概念伸展到了漢“胡”一家，是更廣闊意義上的中華民族的共同家園。民族之間的沖突，給雙方的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也在客觀上促進了整體的發展。我們也可以義憤填膺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但歷史已經造成了這樣的結局，原曾勢不兩立的宿敵成了水乳交融的同胞，我們應以務實的精神，銘記歷史，以此為鑒，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維護今日中國的安定與統一，轉變思路，開拓未來。

因襲春秋戰國與魏晉南北朝，中國近現代又進入了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歷史時期，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中國人必將實現新的巨變。各族人民雜居、通婚，語言文化趨于一致，原有的民族割據格局正在被打破。如滿族與漢族之間我們就難以分辯出有哪些不同，東北自清末以來的移民開發浪潮，已使之成為省而不是自治區；蒙古高原上曾興起過無數流星般馬背上的強權，然現在也前所未有地與內地、國際靠擾；相對保留傳統特色的新疆、西藏等地也正在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漢唐都護雖早已是湮沒的輝煌，西元八世紀阿拉伯擴張勢力將其回教化，泛突厥、泛伊斯蘭思潮總陰魂不散，藏族占西藏總人口的大多數，與內地路遙地險，重山阻隔，文化傳統綿連至今，但元、清的大一統卻使我們生活到了同一個屋檐下。隨著西部開發的深入進行，各民族之間的融合必將加強，中國也務必盡快地促使全民抱成一團，以應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
　　　 三

縱觀五千年，中國人具有極為艱韌的生命力，她不斷地吸收外來血液以豐富自身，是不同民族融成一體的成功典范。而中國、中國文明的發展也如是地同步進行，三位一體，連綿擴展，其模式勢必對新時期中國與世界的發展產生現實的借鑒意義。

總結融合的方式，我們可以看出：最普遍也最淺薄的是軍事上的征服，它以占有他方的領土、人民與資源為目的，靠高壓強權和愚民政策來維持統治；更高一籌的是殖民擴張，即遷徙本國民眾定居到被征服地，以在人數、權勢上居壓倒性優勢，從而鞏固這一版圖。

這兩者之間，武力征服是基礎，很少有哪個國家和民族會自愿地被外界所統一，同一民族在分裂中謀求統一，雙方所想的往往都是自身的利益，故此通常是由更強者去兼并弱者，而通過伐謀伐交以屈人之國，同樣也是一種征服。

但僅此兩點，遠為不足。被征服者在被奴役、被邊緣化下，除了十分墮落的病夫民族外，均會極度地仇視征服者。兩者的矛盾到了尖銳、激化的地步，征服者的統治就有動搖的危險。奴隸們不合作、鬧反抗，生產勞動就沒有積極性，社會秩序也會不得安寧，潛伏著種種的隱患危機，惡性的則演變為一個包附，使征服者得不償失。

其實這也就是西方稱霸世界的模式，歐美的傳統歷來就是以分化為主流，不斷地生發出新的個體，通常奉行單邊主義。其他的種族總是因其血統的差異性而被排斥在外，難以水乳交融。于是由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在傳播現代文明、推動世界進步的同時，也不斷地激化種族與種族之間的矛盾，公正合理的全球化因此而遙遙無期。

相比之下，中國傳統的民族融合終極模式就顯露出了其極大的優越性：民族是以文化的認同感來凝聚的，任何血統的人均能通過吸收文明而成為群體中平等的一員，多個血緣甚遠的種族都能夠融為一體。而中國文化，正是海納百川、兼容常新，在漫長的數千年里長期居于世界領先地位，近代的落后，只是一個暫時的現象，隨著對優秀傳統與海外文化態度的漸趨理性、開放，必將整合演繹出新的普世文明。

所以，在中國擁有人口優勢與創新文明的前提下，民族問題的徹底解決方案是：以漢族、漢文化為主體核心，各族人民、多樣文化平等交流，主動地擺脫各自的離心意識，自然而然地以中國人自居，積極參與民族大家庭的建設，共同融合到一個血脈里來。到了那時候，中國的主體民族也就從過去的華夏族到漢族，再進一步擴展為“華族”，并為最終的消滅種族差異、實現人類一家，奠定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