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云南民族文化特點論文
淺談云南民族文化特點論文
云南民族文化快速走向世界，不僅是云南文化建設的重要成就，也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貢獻。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云南民族文化論文，供大家參考。
云南民族文化論文篇一：《淺談云南少數民族建筑的文化特征》
論文關鍵詞:云南民族建筑 文化特征 歷史文化遺產
論文摘要:云南少數民族建筑具有多元性、豐富性、原生性及景觀獨特性等文化特征，既反映了各民族人民與自然的和諧，也反映了各民族歷史上不同的社會形態和家庭結構，還反映了各民族的文化類型、文化差異、審美心理、宗教信仰以及對外來文化的兼收并蓄。云南民族建筑是各民族人民智慧和創造力的象征，是一份厚重而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云南民族眾多，地理和氣候條件多樣，使云南民族民居建筑顯得多彩多姿。各式各樣、五光十色的民族民居，外有奇麗的風貌，內有智慧的技藝，引人注目，形成了云南突出的民族民居文化。
云南各地都有不同的民居建筑。寧菠納西族、怒江傈僳族的木楞房，元江哈尼族的土掌房，西雙版納傣、景頗族的竹樓，大理等地彝、白族的重檐瓦房以及白族由重檐瓦房發展而形成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及彝族發展形成的“一顆印”等，在結構、布局、裝飾、工藝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典型化和規范化的風格，具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和地方特點。
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竹樓、土掌房、木楞房隨漢文化的不斷傳入而不斷改變。一方面，很多民族在吸取漢族建筑風格和技術后，結合本地、本民族的自然條件和生活習俗，逐步創建、發展了有自己特色的民居建筑。另一方面，受自然條件、生活習俗、經濟文化、歷史傳統的制約和影響，各民族的民居仍以木楞房、土掌房、竹樓作為基本的住房，歷經幾千年不變，只是在工藝和技術上逐步改進。重檐式瓦房是多元文化結合的典型民居，彝、白族人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創建了“四合五天井”、“三坊一照壁”、“六合同春”等壯麗、舒適、體現工藝類的住房，并歷經千年以上，成為具有悠久民族傳統的住宅。
一、云南少數民族建筑的多元性
云南少數民族建筑的多元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文化構成、地理經濟和信仰及意識形態。
與中原地區自先秦以來就形成比較明確、清晰的文化傳統相比，云南少數民族的文化構成有明顯的特點。在同一時期，有多種不同的文化共同存在，如傣文化從來都是一種獨立的文化類型，百淮系文化也自成一家。
從地理經濟上看，氏羌文化起源青藏高原的氏羌族群，是一種高原游牧游耕文化，“編發左社，隨畜遷徙”是其特點;百越文化源于我國南方地區的百越族群，稻作、干欄建筑、紋身為其本質;百淮文化被視為云南的本土文化，或許可稱作“以采獵為務”的狩獵文化，剿牛、獵頭、喜山居…顯然，這種劃分是極為粗略的。實際上，每一種都并非純粹的文化類型，而是雜交各種不同的文化因子于其中，相互影響、相互交融的現象比比皆是。
從族源出發，云南文化可分為氏羌文化、百淮文化和百越文化幾種類型。從精神意識看，又有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巫鬼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之分。
這些多元的文化因素在民族建筑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建筑中被劃分得很明確。云南少數民族在建筑中眾多的忌諱也充分說明了多元性，例如白族、彝族的門樓和壁照是相當重要及神圣的地方;“土掌房”的炕是標志社會地位的地方，等等。
二、云南少數民族建筑的豐富性
(一)建筑分布的豐富性
云南是一個多民族的省份，有著25個少數民族。在民族分布上有“大雜居，小聚居”的特點。在聚居的地方，可以看到各少數民族自己獨特的建筑樣式，例如大理白、彝族、寧菠納西族、怒江傈僳族、元江哈尼族、西雙版納傣、景頗族等，在這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筑樣式都是統一的，沿襲自己民族幾千年來的風格;在雜居的地方，可以看到各少數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吸取，由此而衍生出的很多新的建筑樣式。
少數民族在云南分布很廣，彝族主要分布在滇東北、苗族主要分布在滇東和滇東南地區;傈僳、怒、獨龍、哈尼、傣、拉枯、侃、景頗、布朗、納西、藏、阿昌和德昂等族主要分布在滇西、滇南、滇西北的廣大地區。另外，各民族居住的立體分布也較明顯。白、壯、回、納西等族多居于平壩;傣、阿昌居于低熱河谷;彝、哈尼、拉枯、仇、景頗、布朗、瑤、德昂多居于半山區或邊遠山區;苗族多居于高寒山區;藏和普米居于滇西北高原;傈傈、怒和獨龍族則分布在怒江、獨龍江兩側的山區。彝族主要分布在滇東北、苗族主要分布在滇東和滇東南地區;傈僳、怒、獨龍、哈尼、傣、拉枯、低、景頗、布朗、納西瞥藏、阿昌和德昂等族主要分布在滇西、滇南、滇西北的廣大地區。
(二)建筑樣式的豐富性
從建筑的樣式來說，云南少數民族的建筑可謂豐富多彩:有平頂的，例如哈尼族的“土掌房”;有吊腳的，例如傣族、景頗族的“竹樓”;有分層的，例如寧菠納西族和怒江傈僳族的“木楞房”;還有白族、彝族由重檐瓦房發展形成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以及彝族的“一顆印”等等。
這些建筑樣式按照今天的建筑標準來看也是相當科學的，它們之中的大部分建筑都具備通風、透氣、透光、保暖等功能，有的還具有冬暖夏涼，防潮、抗震等功能。
三、云南少數民族建筑的原生性
(一)建筑材料的原生性
炎熱多雨潮濕的云南南方地區竹木繁茂，各民族以充足的竹木材料建造竹樓，涼爽、防濕，是適合當地自然條件的良好住房。高寒山區森林茂密，氣候寒冷，各民族就地取材，建造了保暖性良好的木楞房。滇南山地建筑土掌房，所需泥土木材多，這種房冬暖夏涼，通風透光好，屋頂做曬臺曬糧食，便于生產生活。重檐式瓦房和“一顆印”式房屋保暖和防風性能好，適宜溫帶地區人們居住并可防風和抗震，適合云南大理、麗江等地的自然條件。滇池、洱海地區是云南經濟文化中心，彝、白、回、納西、漢等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經濟文化水平較高，各民族建筑“三顆印”式、三合院、四合院、三坊一照壁等，造價和技術要求高。而云南東南、南方的木柱房、土掌房、竹樓等造價低，技術不高，適合這些地區各族人民的經濟文化狀況。
(二)建筑樣式的原生性
云南地處中國西南邊境，自古以來同中原地區的交流就不多，除了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大理、昆明以外，基本沒有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從而充分保留了自己民族的建筑特色。即使是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云南少數民族獨特的建筑樣式完整地保留了下來，這得益于云南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氣候。
四、云南少數民族建筑的景觀獨特性
除了滿足建筑最基本的居住功能以外，云南少數民族建筑還突顯了自己的另外一個特色—景觀獨特性。
白族的民居建筑均為獨立封閉式的住宅，有點像北京的四合院。一座端莊的民居院落主要由院墻、大門、照壁、正房、左右耳房組成。一般的建筑形式是:“兩房一耳”、“三房一照壁”，少數富戶住的“四合五天井”，即四方高房，四方耳房，一眼大開井，四眼小天井。此外，還有兩院相連的“六合同春”，樓上樓下由走廊全部貫通的“走馬轉閣樓”等等，真是五花八門，猶似迷宮。不過這種古老而又造價昂貴華麗的住宅已不被當地白族人采用了。
現在多是一家一戶自成院落的二層樓房。但雕刻、彩繪仍不減當年，而且有所發展。白族民居往往注重門樓、照壁建筑和門窗雕刻以及正墻的彩繪裝飾。門樓是整個建筑的精華部分。門樓建筑藝術水平的高低，可以確定其主人的經濟地位，也是一種光宗耀祖的標志。它通常使用泥雕、木雕、大理石屏、石刻、彩繪、凸花磚和青磚等材料組成一座串角飛檐、花仿輕巧、斗拱重疊、玲瓏剔透、雄厚穩重的綜合性藝術建筑。
照壁是白族居民建筑不可缺少的部分，院內有照壁，大門外有照壁，村前也有照壁，可見照壁的作用和重要性。照壁均用泥瓦磚石砌成。
彝族的“一顆印”，最常見的形式是毗連式三間四耳，即子房三間，耳房東西各兩間。子房常為樓房(由于山區，地方小，潮濕)，為節省用地，改善房間的空氣，促成陰涼，采用了小天井。一顆印住宅高墻型小窗是為了擋風沙和防火，由于住宅地盤方整、外觀方整，故稱“一顆印”。
寧菠納西族和怒江傈僳族的“木楞房”典型的平面有單間式、雙間式、三間式三種，每一種又有帶外廊及不帶外廊的區別。
除此之外，具有代表性的少數民族建筑還有哈尼族的“土掌房”，傣族的“竹樓”等，這些建筑樣式和周圍的環境融合起來，形成非常好的景觀效果，由于建筑材料的原生性，使得少數民族的建筑和環境看起來很和諧。
綜上所述，云南獨特的少數民族建筑是獨一無二的瑰寶，具有很高的歷史研究價值，是云南的歷史文化遺產。在大力發展旅游業的同時，應該特別注重對少數民族建筑的保護和修復。值得高興的是，云南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只有將古建筑及少數民族建筑保存、保護得更好，才能對旅游業起到更好的幫助，具有代表性的工程有大理、麗江古城的改造。但是，隨著旅游的發展，原本的生活狀態、生態系統必然會改變，如何做到兩全其美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
云南民族文化論文篇二：《云南民俗文化市場化研究論述》
[論文關鍵詞]云南;民俗文化;研究狀況;綜述
[論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和民俗文化資源。近年來，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民俗文化開發的市場化程度也越來越高。其中從經濟學、人類學等方面，對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場化研究狀況作了總結，可資參考。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交通的便捷和人們生活消費觀念的轉變，越來越多的人對民俗文化發生濃厚的興趣，客觀上在促進民俗旅游產業發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將其推向了市場化的境地。與此同時，對以豐富的民俗資源著稱的云南進行有關市場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進展，內容涉及經濟學、人類學等多方面，現將其研究成果綜述如下。
一、國內的研究狀況綜述
(一)文獻典籍中的記載
民俗文化市場化是經濟進步和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故國內早期專門研究民俗文化市場化的著作幾乎沒有，但關注商品市場與民俗文化之間關系的觀念中國早已有之。從歷史典籍記載進程來看，《莊子·逍遙游》記載:“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用“章甫”(帽子)這個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場上無法流通的事例，記載民俗與商業貿易之間的關系。司馬遷在《史記》中專辟“貨殖列傳”專欄，以區域性民俗特點作為該傳的基本框架。
把各地物產概括為山東、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區，然后結合各地的民俗來闡述當時的商業活動規律，認為古代風土人情對區域貿易的影響很大。潘雄先生對此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認為，如果經濟民俗學或民俗經濟學能正式成為一門應用科學的話，那么這一學科的先驅者應該是中國的司馬遷。此后的《風俗通義》、《荊楚歲時記》等文獻也對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開論述，但未見將民俗文化與市場相結合進行敘述的內容。
(二)經濟學角度的研究
目前，關于民俗文化市場化有系統研究的成果甚少，從可以查閱到的資料來看，專著類的成果有:何學威所著的《經濟民俗學》，圍繞物質民俗、社會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開，闡釋經濟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產業理論與實踐的問題，從經濟開發角度系統地研究民俗文化，將民俗文化與文化產業掛鉤。
民俗文化與文化產業的關系實質為民俗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民俗文化與經濟的關系相輔相成，作者提出以經濟騰飛帶動民族民俗文化發展，以傳統民俗文化的發揚光大促進經濟繁榮的觀點。該著對民俗文化在經濟的沖擊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沒有做深人地探討與分析。
論文類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業貿易中的重要性)(載于張紫晨選編《民俗調查與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該文作者運用對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國民俗與貿易之間關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記載，見于《莊子》與《史記》，同時與馬林諾斯基的“庫拉”制度研究作對比分析，以實例論證的方式，闡釋了民俗在商業貿易中的巨大作用:作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商人來說，只有翔實具體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獲利與成功。該文只是著重論述民俗在商業化中的重要作用，對市場化給民俗事象帶來的影響沒有涉及。
(三)人類學角度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旅游經濟正式納人國民經濟計劃，作為旅游資源當中極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資源隨著旅游文化的發展，漸漸走向產業化道路。目前，真正對民俗文化市場化進行的研究，也著重從民俗旅游和產業化角度進行研究與分析。
從民俗旅游角度對文化資源開發進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較多。王德剛的《民俗旅游開發模式研究—基于實踐的民俗資源開發利用模式探討》(載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過對民俗旅游發展經驗研究，總結出了民俗旅游開發的六種模式:品牌經營模式、社區一歷史(傳統)街區模式、鄉村模式、“生態博物館”模式、主題公園模式、節慶活動模式。同喜琴的《論民俗旅游對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與防治)(載于《貴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闡述了民俗旅游對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過于關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導致民俗文化精神內核的喪失;偽民俗大量涌現，破壞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諧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對民俗旅游本真性影響研究》(載于《商場現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著力探討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內涵，并力圖尋求二者之間的內在張力，提出解決的建議，以獲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此外，徐贛麗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傾向及其影響》(載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歡，黃遠水的《解讀民俗旅游本真性與商品化的內在張力》(載于《哈爾濱學院學報),2002年第11期)，邱扶東的《論民俗旅游資源的保護原則與方法》(載于《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對民俗文化旅游開發過程中產生的問題作了探討與研究。
從產業開發角度進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學威的《民俗文化產業與振興民族經濟》，(載于《中南工業大學學報》,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當作一種隱藏在人民生活與思想中的象征符號，研究民俗文化產業在振興民族經濟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繼為，呂桂蘭的《試論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的相互融合》(載于《河北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主要論述了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相互融合的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民俗文化的生命力與市場經濟的生長點的問題。此外，張來芳的《民俗文化產業化的構想》(《江西社會科學》，200()年第5期)，邱扶東的《論民俗旅游資源的保護原則與方法》(《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等論文都相應分析了民俗文化產業化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可實踐性。
(二)國外的研究狀況綜述
國外旅游產業發展較早，對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場化研究的論著也較多，美國旅游人類學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對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給予了較多的關注。他認為，文化旅游的開展必然帶來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來進行包裝，就會帶來極大的消極意義，因為這實際上“剝奪了文化的內涵”，同時也剝奪了構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實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臺化和戲劇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對民俗文化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將民俗事項商品化，提倡對文化的市場持一種理性的態度。但是，也有學者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
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類學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認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場化使其真實性喪失的說法是不貼切和荒謬的。一種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隨時被接受為是真實的，哪怕僅僅只是市場化了的真實，同時這種商品還會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賦予的深厚內涵，成為更具吸引力和市場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經濟效益帶來的資金支撐，又反過來使文化產品的生產更加完善和進步，進而促進民俗文化的推廣和發展。
此外，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現代旅游規模的日益擴大，民俗文化的市場化程度也不斷加深，由此而帶來旅游開發對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響，尤其是負面的影響越發引起學者的關注。這些負面影響大多發生在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涉及到社會文化和環境影響問題，成為20世紀70年代學術界最感興趣的領域。隨著民俗旅游商品化傾向的日益嚴重，國外很多學者開始在“真實性”和“舞臺性”兩方面展開了研究，試圖尋找民俗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出路。
在這方面，影響最為深遠的理論就是馬康納(MaCannel)的“舞臺真實”理論，較系統的探討了關于旅游景觀系統的六種舞臺類型。國內對民俗文化市場化的境遇研究，較少有比較系統論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雖然有一定數量的文章談及民俗文化的市場化，但是對于民俗文化市場化進行實例探討的文章并不多，在筆者涉獵的文獻中尚未發現從市場化境遇角度出發來研究云南民俗文化發展的專題性論著。
(三)余論
民俗文化要獲得長久發展，必然要走市場化之路，而民俗文化在市場化的沖擊下，自身又可能會發生異變和失真，如何在獲得市場化發展的同時保護好民俗文化的原真性，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云南民族文化論文篇三：《云南民族文化的發展》
摘 要：全面深入地對建水紫陶特色進行考察，旨在從材料、工藝與藝術三者相互關系的角度，探索建水紫陶發展新的切入點，在繼承傳統工藝的基礎上，達到拓展建水紫陶藝術特色，實現多元化發展的目的。
關鍵詞：建水紫陶;特色;發展;工藝
建水紫陶是云南較有地方特色的傳統工藝品，也是中國四大名陶之一。它以細膩的品質和絕妙的刻坯填泥裝飾技藝著稱，并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中國書畫裝飾的傳統。建水紫陶獨特的制作工藝的產生和發展有著特定的歷史時代背景，代表著一定時代的審美需求和藝術精神。任何藝術類型的發展都要遵從藝術發展的客觀規律，都會隨著人類社會和時代的發展而演進。在經濟高速發展、科技繁榮、文化多元的今天，大眾消費觀念和審美趣味已悄然轉變，在這樣的背景下，建水紫陶的發展是必然，特色是任何藝術形式的存在之根本，保持和發展自己的特色，并適應社會的需求，是根本的發展之路。建水紫陶要發展，就要對其特色建立正確的認識，牢固樹立特色是發展之本的觀念，在繼承傳統工藝的基礎上，依據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趨勢，探索建水紫陶發展新的切入點，達到拓展建水紫陶藝術特色，實現多元化發展的目的。
一、建水紫陶的特色及成因
將書畫通過刻填工藝裝飾在器物表面，再經過打磨凸顯其質感，是建水紫陶自成體系的裝飾藝術，也是建水紫陶最主要和最具體的藝術表現形式，以豐富的文化藝術內涵和鮮明的民族民間風格，在中國陶瓷藝壇中獨樹一幟。
戰國時期的工藝專著《考工記》中提出了“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為良”的觀點，指出了器物藝術的形成應是材料、工藝與藝術表現的有機結合。建水紫陶的特色形成同樣如此。云南建水制陶業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一直以來，建水制陶產品多為日用陶，即便在元青花時代有一些擺設器出現，但是制作粗糙，品味不高，難登“大雅之堂”。直到19世紀，一個不太光彩的“機遇”讓建水制陶終于進入主流文化。鴉片戰爭前后形成的抽大煙風氣使得陶制煙斗供不應求，由于吸食鴉片在貴族階層十分流行，對可以把玩、收藏的更高品質的煙斗的需求促成了建水紫陶的產生。陶工們改進了粗陶的泥料，將其加工處理得更為細膩，這種改良后的泥料，非常適合進行刻填裝飾和磨光工藝，便產生了光滑細膩、造型講究、裝飾精美，既精致又優雅，既實用又能欣賞的紫陶煙斗，完美地適應了當時建水地區對煙斗屬性的要求，從而開創了制作細陶的新工藝。自此，逐漸形成將詩書畫藝術與刻坯填泥工藝有機結合的建水紫陶藝術。
從建水紫陶長期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對精美煙斗的需求促使了陶工改進泥料，泥料的改進又對工藝的提升產生了新的要求，正是材料、技術和藝術表現三者的互動，最終形成了其特有的藝術形式和特色。由此可見，特色的形成與材料、工藝、藝術表現三者密切相關，各要素間相互支撐和制約，最后形成統一和協調，由此奠定特色的完善和穩定。特色形成的關鍵在于能否合理利用材料的性能和特點，其加工工藝是否與之相適應，并與藝術表達相配合。建水紫陶工藝最初主要用于燒造煙斗這樣的小物品，隨著社會的演變，紫陶在種類、造型等方面都有了發展，除了碗、盆、汽鍋、茶具等日用陶，還出現了花瓶、文房四寶等陳設器。新品種的產生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工藝和藝術表現手法。比如“斷簡殘帖”裝飾藝術，是建水紫陶刻填裝飾藝術的進一步發展，其視覺效果豐富，色彩斑斕而古樸，更適合在較大的器型上運用。
“斷簡殘貼”需要用到多種色泥，并且由于是大面積的填刻，對填料和坯料相互結合的性能有了更高的要求，這是工藝對材料提出的要求。同時，要形成堆疊效果就要求多次按照顏色逐層套刻，這是藝術表達對工藝提出的要求。三者相互互�喲俳�，最終形成了“斷簡殘貼”，擴大了建水紫陶藝術表達的空間，將建水紫陶的特色推進了一步。顯然，正是制陶藝人們充分把握到了材料、工藝與藝術表現三者之間的關系，然后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和強化，這一過程中藝術特色也愈發完善和鮮明。由此可見，材料是藝術特色得以產生和形成的物質基礎，工藝是藝術特色形成的手段。材料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工藝，工藝必須配合藝術表達的需要。反過來，工藝的拓展與藝術表達的提升也會對材料提出新的要求。總之，材料、工藝、藝術三者關系是相輔相成。三者之間的關系愈趨合理，特色也愈趨明顯。
二、建水紫陶發展新思路
既然材料、工藝、藝術表達三者與建水紫陶藝術特色的形成密切相關，那么要實現拓展建水紫陶藝術特色，實現多元化發展的目的，還需從這里切入。
(一)改良材料以拓展材料特性
建水紫陶泥料細膩，優點是便于刻填，易于磨光，但是也因缺乏脊性成分，容易變形，不易制作方形陶器和大型陶器，使得建水紫陶造型單一，原創器型少。可以考慮在泥料中加入脊性成分，在保證原有泥料特性的基礎上，增強其骨性，從而推動成型、裝飾工藝上的改進。
(二)借鑒和采用更多工藝手段實現突破
在材料性能有所變化的情況下自然工藝也要進行相應的改變。比如成型工藝上，可借鑒宜興陶造型觀念，嘗試方器的制作;在裝飾工藝上也可以根據泥料特性，大膽嘗試一些成熟的陶瓷裝飾技法，如雕刻、色釉、肌理等，從而豐富建水紫陶工藝手段。應該感到欣喜的是，一些陶藝師敏銳地把握到了時代的脈搏，已經開始在裝飾手法上大膽借鑒，在融合傳統的基礎上創作了一批具有時代精神的紫陶新作。
肖春魁的陶藝作品采用的仍舊是傳統泥料配方和傳統燒成方式，但又不拘泥于書畫刻填，而是著眼于造型，采用堆塑、雕刻的手法，將竹子、樹樁、荷葉等自然物象與器物相結合，設計精巧，惟妙惟肖。
女陶藝師余麗芬則是在傳統工藝的基礎上，融進了浮雕、透雕等多種技法，創作了大量具有獨特藝術風格的現代陶藝作品，為建水陶帶來了一股清新的風氣，給人以新的視覺沖擊和審美愉悅。
李俊則從建水元明時期的青花瓷中汲取靈感，將青花裝飾及施釉工藝與紫陶相結合，注重造型，打破紫陶不能施釉的陳規，為建水紫陶帶來一股新風。其作品造型優美，具有時代感，陶器部分施以釉色來襯托紫陶的刻填裝飾，二者相得益彰，獨具特色。 而對于建水紫陶重要的工藝特色刻填工藝來說，需進一步深入發掘。由刻填工藝形成的書畫裝飾藝術，雖對于建水紫陶藝術的創造性發展功不可沒，但從裝飾藝術層面考察，建水紫陶的裝飾并非傳統書畫就能囊括的。比如，我們可以將紫陶文化與地域文化特色相融合，地域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演變過程中會積淀為一些為公眾所認同的符號，這些富有城市歷史、民族和區域特色的意向性符號、紋樣、圖形都可以巧妙地運用到建水紫陶裝飾中，這樣既凸顯了建水紫陶本身的文化性及藝術特質，又提升了地域文化品味。如馬成林作品，其作品吸收了古滇國的青銅文化和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元素，造型獨特，裝飾新穎，極具民族文化特征，自成�L格。
(三)解放思想，開拓思維，在藝術表現上進行拓展
藝術創作受限于人的思維局限，要創新就要解放思想。要拓展建水紫陶的表現和創造空間，就要突破傳統日用品與工藝品的概念，以及傳統書畫裝飾形式的局限，用更加寬廣的視角來審視建水紫陶的藝術價值與藝術魅力，不要僅僅關注與文化內涵相關的書畫裝飾之美，也應該關照與物質形態相關的造型、色澤、質感之美。比如，可以借鑒現代陶藝的語言，將創作同現代生活和現代造型藝術緊密結合，使陶藝作品具有生活氣息和時代感。以葉石勇的陶藝創作作品《時代》為例，他將傳統的器型采用現代審美標準和造型原則進行改進，應用現代陶藝圖案裝飾風格，強調線形變化和面的構成，通過器物上迷宮般的肌理呈現出視覺張力，傳統與當代的對峙在這里展開。作品雖然沒有采用建水紫陶標志性的刻填裝飾工藝，但其最終的視覺效果卻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建水紫陶沉著的質感。
三、結語
建水紫陶是我國陶瓷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重要的文化藝術財富。在人們審美多元化的今天，建水紫陶這一古老的地方傳統工藝，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我們要抓住機遇，使人們樹立對建水紫陶特色的正確認識，轉換觀念，大膽創新，對建水紫陶藝術的傳統語義進行當代性轉換，創作出代表我們這個時代精神的建水紫陶藝術作品，讓云南紫陶藝術這門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的技藝得以繼續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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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民俗文化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