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與席勒的經典化過程

歌德、席勒通常被稱為德國“古典作家”(Klassiker)，其作品被稱為魏瑪“古典文學”(Klassik)或被冠以形容詞“古典的 ”(klassisch)。然而，“古典”在這里實際上只是一個妥協的譯法，與之相對應的括號中的德語詞同樣具有“經典”的意思。純粹意義上的“古典文學 ”在歐洲文學史中特指古希臘羅馬文學，與之相對應的德語詞是“Antik”。因此，漢語約定俗成的譯法中其實包含了“古典”和“經典”兩層意思：“古典” 指歌德、席勒的作品效仿了古希臘羅馬文學并吸取了其中的人文精神，“經典”指歌德、席勒的作品是德語文學中的經典作品。然而，歌德、席勒并沒有在生前或身后馬上被奉為經典。19世紀上半葉人們還只稱二者為“天才”、“魏瑪的兩位大師”和“文學泰斗”。歌德、席勒的經典化過程分不同階段貫穿整個19世紀。 19世紀德國謀求民族統一以及新教中有教養階層的形成是歌德、席勒的人格和作品被偶像化和經典化的主要動機。
　　19世紀的德國在經歷了拿破侖戰爭后開始致力于民族統一。鑒于德國政治和宗教上的分裂，人們試圖在政治以外的精神、思想和文化層面謀求統一。在爭取民族自由的政治歷史背景下，歌德、席勒的人格、世界觀和文學作品逐漸演變為德國精神和文化的象征，成為德國在意識形態層面謀求統一的基礎。19世紀上半葉，在德國反拿破侖戰爭、爭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語境中，席勒因其對自由的禮贊而成為公眾矚目的民族英雄。人們對席勒的崇拜遠在歌德之上。在19世紀下半葉德意志帝國謀求統一的語境中，對民族統一和民族認同的需要超過了對自由的要求，歌德的地位逐漸超過席勒。歌德作品中對和諧、人道的追求以及浮士德精進不已的精神使其一躍成為德意志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表。德意志第二帝國成立后，對歌德的經典化更加意識形態化。德國在獲得政治統一后，需要通過歌德進一步贏得民族精神上的認同。歌德成為一種近乎民族宗教的領袖式人物。

　　另一方面，19世紀營造偶像的現象——包括對歌德、席勒、尼采、叔本華和瓦格納的偶像崇拜——是18世紀啟蒙運動以后宗教世俗化的一個必然結果。在2005年慕尼黑貝克出版社出版的《德國新教信仰文化史》中，德國歷史學家霍爾沙從宗教文化史和宗教社會學角度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分析和闡釋。霍爾沙認為，19世紀人文思想和文化領域營造偶像的現象從情感、組織形式到虔誠程度都具有宗教特征。概括說來，隨著宗教中神的地位下降，開始出現對人文思想領域人的偶像崇拜；隨著教會組織的松動和解體，各種類似宗教團體的共同體、協會、俱樂部或私人交友形式出現；隨著正統教會信仰的衰落，各種世界觀、思想、理念、精神、理論、主義涌起，并分別要求以自己的體系囊括和解釋整個世界，取代舊有的信仰和教會，建立新宗教。各種世界觀從某種程度上都帶有宗教特征和宗教功能。換言之，啟蒙運動導致正統教會信仰和組織的衰落，但人們的宗教意識和宗教虔誠并未消失，只是轉移到了世俗的事物和人物身上。一種世俗化的、普遍的、抽象的“宗教性”取代了具體的宗教信仰、組織和儀式。

　　同時，18世紀下半葉起，在德國逐漸形成一種所謂“有教養階層”，它包括貴族、上層和工商市民、高級國家公務員、軍官、大學教授、中學教師、自然科學家、人文學者、醫生、法學家、律師以及部分牧師。與其他階層相比，該階層受到最良好的文化教育。也因此，該階層受啟蒙思想和人文主義影響也最為深刻，批判和反對正統教會的呼聲也最為高漲。各種自由宗教思想的發起者或自由教會的倡導者大多來自這個階層。這些正統教會的反對者和自由思想家不是沒有信仰，——比如他們信仰泛神論、自然神論、無神論、一元論或者某種抽象的理念、精神和世界觀——而是他們的信仰不符合正統教會的要求，對于正統教會來說屬于異端邪說；他們也不是不要組織，而是希望以自由結合的團體取代僵化的正統教會組織。為與正統教會劃清界限，在有教養階層中逐漸形成一種以施萊爾馬赫為旗手的“新新教”或“文化新教”，也稱“教養宗教”。歌德、席勒于是被有教養階層奉為“教養宗教”的“圣人”。各種正統教會的反對者和自由教會的倡導者，無一不在歌德的作品中看到了泛神論傾向，看到了對美、和諧和藝術的信仰。他們因此視歌德為其自由宗教團體的先知和偶像。二

　　歌德、席勒經典化的具體過程是這樣的：在席勒1805年逝世以前，歌德、席勒的影響主要限于魏瑪和周圍的朋友圈內。席勒的逝世才真正引發大規模的敬拜活動。因為德國當時正處于反拿破侖戰爭、爭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時期，席勒的自由理念被用來鼓舞民族士氣。席勒也因此成為德國自由解放的倡導者，被升華為偶像式人物。當時的年輕作家和詩人都對席勒推崇備至。1813年的青年學生運動、反拿破侖的民族解放運動都受到席勒自由精神的鼓舞。1812年在席勒的出生地奈卡河畔的小城瑪巴赫成立了席勒紀念館，1825年舉行了第一屆席勒節，1828/29年出版了歌德與席勒的通信集，1830年出版了席勒傳記，1835年在瑪巴赫成立了席勒協會，負責在每年的11月9日和5月9日舉行席勒逝世和誕辰紀念活動。

與此同時，人們對歌德的看法卻存有分歧。爭取民族自由解放的青年學生認為歌德有親拿破侖傾向，民族立場不像席勒那樣堅定；另一方面，歌德逐漸演化為德國人、德國文化和德意志精神的象征。此時已經出現“歌德時代”的說法，即把歌德生活和創作的時代列為一個文學史時期。然而，對歌德的升華和圣化主要發生在1832年歌德去世以后。歌德的崇拜者首先以“魏瑪藝術之友”的名義出版了歌德的遺作和《浮士德》第二部。隨后出現各種回憶錄和傳記。其中著名的有愛克曼編輯出版的《歌德談話錄》（1826/48）和李默 1841年出版的《歌德回憶錄》。歌德的好友李默早在1837年就曾說到：“我們德國人在歌德身上看到了我們的升華和榮耀。”

　　此后，歌德和席勒的追隨者參半，兩派相輕，爭執不休。直到40年代，文學史家蓋爾韋努斯站出來進行裁決。蓋爾韋努斯稱兩者同為“德國最偉大的作家”，兩人各有千秋，共同構成德國民族文化的遺產，為未來的民族國家奠定精神和文化基礎。1859年人們以席勒的百年誕辰為契機，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德國自由解放的活動。席勒成為號召德國自由解放的民族英雄。魏瑪的歌德-席勒紀念碑此時開始破土動工。同年，在法蘭克福成立了自由德意志基金會，作為出版研究歌德作品、保護歌德精神遺產的核心機構。1863年，自由德意志基金會購得歌德在法蘭克福的故居。1867年考塔出版社出版歌德作品的專利被取消，各種版本的歌德作品競相面，促進了歌德在各階層的普及。德意志第二帝國成立后，歌德、席勒的作品就成為高級人文中學的必讀作品，被列為文學經典。1885年5月 21/22日成立了德意志歌德研究會。研究會的任務不僅是從文學角度研究解釋歌德的作品，而且還要深入挖掘歌德作品中的民族精神，樹立歌德作品中真善美的理念，并且號召人們以歌德的人格、精神和理念為生活的榜樣。

　　1900年前后對歌德的崇拜名目繁多，一發不可收。比如1905年，有人仿照宗教文學中的《每日必讀》出版了《歌德每日必讀》，仿照虔誠運動中的《箴言集》出版了不同形式的《歌德語錄》。還有人制造了歌德胸像和紀念幣，出版了以歌德意大利之旅的行蹤為線索的《意大利導游手冊》。歌德在魏瑪的書房成為人們群起而效仿的對象。各式歌德傳記如同宗教中的圣人傳層出不窮。《浮士德》猶如有教養階層的《圣經》，其中的格言警句成為市民生活的至理名言。歌德的詩歌被當作宗教贊美詩一樣來頌讀，當然它們表達的只是“世俗的虔誠”（歌德語）。1905和1914年相繼出版了《歌德布道文集》和《席勒布道文集》。歌德研究會在魏瑪舉辦一年一度的大型集會，時間選擇在圣靈降臨節。人們還像慶祝圣誕節和復活節那樣慶祝歌德的誕辰和逝世紀念日。可見，歌德、席勒偶像的樹立和敬拜在形式上與宗教有許多相似之處。其作品的經典化過程也與宗教文學的經典化異曲同工。何況在魏瑪朋友圈子，人們早就開始稱歌德、席勒為“圣歌德”和 “圣席勒”。只不過人們崇拜、紀念和慶祝的不是____的神，而是人的精神、理念、世界觀和不朽的人格。三

　　值得注意的是，對歌德、席勒的偶像崇拜以及二者的經典化，嚴格說只出現在以普魯士為中心的新教文化中間。占德國近一半地域和人口的天主教方面不但沒有參與這一過程，而且直到19世紀末一直堅決抵制對歌德的接受。即便在新教教會內部，對歌德的評價也存在分歧：具有自由思想傾向的神學家和神職人員視歌德為第一位現代信仰者，因為他批判了教會的僵化，提出了新的世界觀；而新教各正統教會則直到1900年前后都對歌德持否定態度，禁止正面提及歌德的名字。尤其一戰以后，新教方面辯證神學的代表人物卡爾·巴特、高嘉頓和布魯納等都公開批判歌德。可以說，歌德、席勒的經典化首先與19世紀營造德國統一的意識形態息息相關，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新教和有教養階層的左右。因為直到第三帝國成立，歌德研究會雖然從未超過4000人，但其成員大多屬于文化新教和有教養階層，而且大學教授和中學教師居多，他們通過編寫教科書、進行教學和科研直接規定和影響了文學經典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