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中國高校思想政治學科教育政策的理念概述(2)

　　90年代大學生思想動蕩比較明顯,如面對腐敗、分配不公等問題感到迷茫和困惑,面對“腦體倒掛”現象和新的就業制度心理問題急劇增加。學生的變化使政府積極進行政策調整。如1995年、1998年分別形成“兩課”改革的“95”、“98”方案。從課程改革來看,濃厚的政治色彩降低,道德教育得到提升。同時,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中國普通高等學校德育大綱》中,以“德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并整體規劃學校的德育體系。這表明政府努力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科學化、規范化、生活化方向發展。

　　進入新世紀,獨生子女、網絡信息良莠混雜、人才雙向選擇、“分配不公”、“腐敗”等社會環境的出現,使大學生群體的問題愈加增多。有調查顯示,“考試焦慮、不善于人際交往、就業焦慮、社交恐懼、夢境解析、網絡成癮、個人情感問題和強迫癥八大問題”是困擾大學生的普遍問題。學生的變化使政府高度重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央領導多次發表講話強調思想政治教育問題,也著手對政策進行調整。《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規劃思想政治教育的戰略地位、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主要任務、教育途徑、隊伍建設、組織保證等方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對課程體系、教育內容、管理方式進行了調整。

　　從上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變遷的動力機制分析來看,社會環境和大學生向政府輸入“信號”,政府在接收“信號”后作出政策調整,實現了政策變遷。如此決策雖然可以解決問題,但政府的“被動”給人感覺就是“當消防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消解。從行動者來看,主要由政府、專業人士、大學生影響著政策變遷。由于專業人士與政府的利益一致,實際只有政府和大學生兩個行動者。這是不科學的。約翰·金登認為,行動者應有“顯見的參與者”和“隱身的參與者”之分。前者是指與政策直接相關的群體,如行政官員、民選議員、政黨成員以及利益團體等,后者是指與政策間接相關的群體,包括專家學者、社會名流及與政策具有利益關系的社會大眾。因此,成立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關的各種社會組織才能推動政策有效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