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關于辛亥革命的論文
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近代化、文化自由化，對中國的現代影響深遠。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近代史關于辛亥革命的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近代史關于辛亥革命的論文篇一
《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摘要：中國長期存在商品和市場，但快速發展演變成市場經濟，卻是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開始，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已經基本成型。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個重要的發展節點。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統治，建立中華民國，是政治上的突變。但從其在經濟領域中的表現來看，例如推動近代中國經濟法律法規建立并形成體系，推動機器制造業迅速成長，推動鐵路輪船為首的近代交通運輸工具和電訊郵政等的發展以及以銀行、保險、交易所等新式金融結算體系的建立等方面看，辛亥革命奠定了近代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和框架，并使之初步成型。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辛亥革命在經濟領域中同樣實現了“突變”，也為以后市場經濟的發展打開了大門并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辛亥革命;近代中國;市場經濟;發展
中國的市場經濟始于何時?中國近代是否存在市場經濟時期?市場經濟的框架和外在表現是什么樣，具有什么特點，又如何界定?思考和回答這些問題，對于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者來說是不應回避和繞開的課題;就是對于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者來說，同樣具有重大的價值和意義。
中國長期存在商品和市場，但快速發展演變成市場經濟，卻是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開始，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已經基本成型。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以武裝起義全國響應的方式，在不長的時段里，實現了改朝換代的“政治突變”，成立了中華民國，中國社會也因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作為一個國家基礎的經濟，在出現“政治突變”之后，是否也會相應地出現“經濟突變”?這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但是，具體到辛亥革命而言，它確實推動了中國近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同樣可以認定辛亥革命帶來了一次“經濟突變”，只不過其帶來的經濟突變時間拉得較長，表現不如政治突變那樣激烈而已。在分析辛亥革命對近代中國經濟帶來的沖擊和演變時，可以分為兩個部分進行觀察：一個是沒有變動或變動不大的部分;另一個則是變動較大的部分。
一、辛亥革命后中國經濟變動不大的部分
基本沒有變動或變動不大的首先是廣大的中國農村經濟。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幾千年延續的農業國。這一點，在辛亥革命爆發時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也因此，辛亥革命這種上層政治變動，在短期內難以形成對農村經濟的廣泛沖擊和影響，因而農村經濟屬于基本沒有變動或變動不大的部分這一點，應該不難理解。但是，此后商品經濟作物種植擴大、農牧墾殖公司增加和以梁漱溟、晏陽初、盧作孚等為代表的農村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興起，也顯示出農村的改變在進行中。①
其次，基本沒有變動或變化不大的另一領域是中國長期形成的傳統商事習慣，以及某些成文和不成文經濟制度的延續和影響。這方面的內容較多，這里分別各舉一個典型之例以為說明。
先舉傳統商事習慣方面之例：
早在明朝時期，中國普通企業商號就有吸收社會儲蓄存款作為自己營運資金的商事習慣，這種習慣在中國社會中普遍存在。除典當、錢莊、票號等傳統金融機構經營存款外，“也有一般工商店鋪如鹽店、布鋪、米鋪、雜貨鋪、珠寶鋪等兼營的存款”，甚至“一些在地方家產殷實、且經濟信用較好的財主有時也接受他人寄存，并付給薄息”。這種商事習慣，并沒有在辛亥革命之后有所改變，反而隨著辛亥革命后中國工業企業的發展而有所發展，并廣泛存在于新式機器大工業企業中，成為這些企業擴大規模進而發展的重要籌資手段。②
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開始，這些公司商號吸收社會儲蓄的方式和規模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發展。
這些變化發展中，通過報紙等傳媒刊登廣告公開進行大張旗鼓的宣傳鼓動，為自己招攬社會儲蓄造勢是前所未有的特點之一。對此，當時人王志莘在其所著《中國之儲蓄銀行史》一書中針對此點就曾指出：“我國商家如銀樓綢莊糧鋪典當等等，向多吸納社會存款，以資營業上之運用周轉，然都不公開招攬，系由相識戚友輾轉介紹而來。……其以公開廣告方法吸收存戶儲蓄者，民國以來甚多……”③
關于這種變化，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30年3月20日發給上海銀行公會的信函中也指出：“邇來滬上各商號如中國內衣公司、世界書局、中法藥房等，均以儲蓄兩字為增加營業資本之唯一方法，假報紙廣告大事宣傳，不惜誘以厚利，多方招徠，甚至大世界游戲場亦添設各種儲蓄存款以固厚其營業上之實力。因之滬上儲蓄機關之多竟自汗牛充棟。”該信函憂慮地指出：“誠恐此端一開，日后商店無論大小皆將以儲蓄為主要業務，其資本不必籌措，盡可以厚利吸收……”④
這期間普通公司商號吸收社會儲蓄出現的另一個變化，是這些公司商號紛紛成立專門的儲蓄部招攬吸收社會資金。關于此點，王志莘在《中國之儲蓄銀行史》一書中指出：“先施永安新新中原等百貨公司、中法中西等藥房、九福公司、同昌車行、ABC內衣公司、大世界等，均曾有儲蓄部之設。先施永安兩公司之儲蓄部開辦于民國七年，新新公司者開辦于民國十五年，中原公司者開辦于民國二十年，同昌車行之儲蓄部與中法中西兩藥房合辦之婦女美德儲蓄部則開設于民國十九年。”⑤著名的榮家企業在面粉廠達到12家、紗廠達到6家的1928年，也成立了專門經營儲蓄的同仁儲蓄部。⑥
這里，我們不評論這種企業商號直接吸收社會儲蓄現象本身，我們只是需要了解和證實，企業商號吸收社會儲蓄在中國具有悠久傳統，在農業社會中就長期存在，當近代中國向工業化社會發展轉型時，盡管近代機器工業已經出現，但是史實證明，這種傳統依然得以延續并發揮作用，在形式、規模和重要性方面甚至超過以往年代。
再看成文或不成文制度延續之例，這里舉企業分配方面的“官利”制度為例進行說明：
“官利”，又稱“官息”，也稱“正息”、“股息”、“股利”，與“余利”、“紅利”對應稱呼。它的特點在于：其一，不管是誰，只要投資入股成為企業股東，就享有從該企業獲取固定利率——“官利”的權利，而不管該企業的經營狀況如何。其二，這種固定的官利利率一般以年利計算。其利率雖因企業情況和行業領域不同而有差異，但大體19世紀七八十年代是年利一分，清末一般在八厘，20世紀二三十年代降低到六厘。因為必須支付官利，所以企業年終結賬，不是從利潤中提分紅利，而是先派官利，然后結算營業利益。不足，即謂之虧損;有余，則再分紅利(紅利在這里被稱為余利或直接稱呼紅利)。其三，只要股東交付股金，官利即開始計算。雖工廠尚未建成開工，鐵路尚未建成通車，官利也需支付。由于企業在沒有利潤的情況下也需支付官利，所以常常“以股本給官利”，或“借本以給宮利”。⑦由于官利具有這些性質，所以股東與公司的關系，就不僅僅只是單純的企業投資人的關系，而是投資人又兼債權人。股票的性質，也不僅僅只是單純的證券投資，而同時又兼有公司債券的性質。
“官利”這種分配制度在18世紀中國的商業契約文書中已經可以看到，近代中國機器大工業企業出現以后，更是普遍存在于各種企業的分配制度中。進入民國以后，這種官利制度不僅得以延續，反而在國家頒布的法規中正式出現。例如，1914年北洋政府頒布的《公司條例》第186條規定：“公司開業之準備，如須自設立注冊后，二年以上，始得完竣。經官廳許可者，公司得以章程訂明，開業前分派利息于股東。”“前項利息之定率，不得超過長年六厘。”⑧此后，1929年和1946年修訂的公司法都保留了這一有關“官利”的規定，只不過1929年的《公司法》將年利降到了五厘⑨，1946年的《公司法》只載明了公司可在營業前分配股利的條款，而刪去了具體的年利率規定。⑩“官利”在有關股份公司的法規中出現，使官利制度具備了一定的法律依據，給官利制度的存在和延續提供了相應的法律保障。
可見，“官利”制度，是普遍存在于近代中國企業分配方面的一種制度。在“官利”制度下，企業分配的利潤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的利率，被稱為“官利”;一部分是浮動利率，被稱為“紅利”。辛亥革命之后，這種制度同樣沒有改變，不僅延續，而且在公司法上得到肯定，公開列為條目進行保護。(11)據現有資料顯示，這種制度此后長期延續，一直到1956年資本主義全行業進行改造時才結束。
類似這種長期形成的商事習慣和成文不成文的經濟制度，在辛亥革命之后大體都沒有什么變化，一般都有延續，有的甚至有所發展和擴大。
二、辛亥革命后中國經濟出現的變化
與經濟領域不變的部分相比，辛亥革命后出現變化的部分明顯更多。
首先，辛亥革命給中國社會各階層發展經濟提供了法律保障。辛亥革命之后制定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國家主權屬于國民全體，“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這是中國第一次以近代國家憲法——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布中國國民的權利，破除了國民從事社會經濟活動的枷鎖，為社會經濟活動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后，被任命為民國政府農林工商(后改為農商)總長的張謇，在1913—1915年的任期內，主持全國農林、工商政務，編訂頒布有關工商礦業、農林業、漁牧業等的政策法規二十余種。這些政策法規涉及社會經濟生活的各方面。特別是在保護民族幼稚工業，招商頂辦官營企業，統一度量衡制度，統一鑄幣權，改組商會、減免稅厘以及引進外資，興辦實業等方面，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初步構筑了近代中國工商實業方面的法律體系，這是辛亥革命前從未出現過的現象。許多法律法規和施行細則都填補了此前中國工商法律的空白，對中國民族工商實業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法律制度的保障。
在民國政府提倡鼓勵和法律法規的保障下，各種實業團體紛紛成立。近代中國經濟開始了迅速發展的一段時期，這是辛亥革命帶來的第二個大的變化。據不完全統計，僅民國元年宣告成立的實業團體就達40余個;截至1915年12月，遍布全國各省區的此類實業團體達107個。(12)這些實業團體的行業以及旨趣雖然各有不同，但振興實業，強國富民卻是共同的目標。在輿論宣傳和社團組織的影響推動下，中國出現了興辦實業的熱潮。據農商部的統計，僅僅在1912年和1913年，中國新成立的工廠數就分別達到2001家和1249家。到1916年全國的工廠數達16957家;1918年，全國工廠資本數達1.5億元以上。(13)
此后，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經濟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這期間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一批民間資本企業集團的快速崛起。也因此，這段時期被中外研究者稱為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黃金時代。(14)
在這些中國民間資本企業集團的崛起方式中，有首先從事一種行業，取得成效后逐步擴展，最終形成橫跨紡織、燃料、建材、采礦、火柴、運輸、金融等多種行業進行多元生產和經營的大型企業集團，如大生、周學熙、劉鴻生企業集團等;有重點投資于面粉、紡織兩業，并使兩業齊頭并進，最終形成較大規模的資本企業集團，如榮家資本企業集團;有重點投資于某一行業并兼及其他行業的企業集團，如以紡織行業為主的裕大華企業集團、以煙草行業為主的南洋兄弟煙草企業集團、以輪船運輸業為主的民生企業集團和以化工行業為主的范旭東企業集團及吳蘊初企業集團等;還有從經營商業入手，然后投資于工業而發展起來的企業集團，如郭氏家族的永安紡織企業集團等。
這些企業集團發展迅速，大多數起步于19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期：如張謇大生企業集團中的骨干企業大生紗廠，1895年起步，1899年投產;孫多鑫、孫多森的通孚豐企業集團的阜豐面粉廠，起步于1898年;榮家企業集團的保興面粉廠，起步于1901年;周學熙企業集團接辦啟新洋灰公司為1906年;范旭東永久黃化工企業集團的第一家企業久大精鹽公司成立于1914年;郭樂、郭泉兄弟創辦的永安企業集團起家的永安百貨公司1907成立于香港，1918年進入上海;劉鴻生企業集團中的第一家企業蘇州鴻生火柴廠創辦于1920年，等等。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發展，到30年代，大部分中國民間資本企業集團已經形成。
這些企業集團的另一個特點是規模大，在各自的行業里都有相當影響。這里可以舉幾個統計數字以見一斑：1919年，周學熙企業集團中啟新洋灰公司一個企業的銷量就占國產水泥總銷量的100%。1924年，啟新洋灰公司的資本額占全國水泥業資本總額的55.7%，占全國水泥業生產能力總數的33.62%，占國產水泥業生產能力的43.4%;(15)1930年，劉鴻生企業集團的大中華火柴公司在中國火柴市場上的生產比重占22.43%，銷售比重占22.25%;(16)1932年，榮家企業在除東北以外的全國紡織和面粉行業中的地位是：紗錠數占19.9%，線錠數占29.5%，布機數占28.1%，棉紗產量占18.4%，棉布產量占29.3%，工人數占17.5%。茂新和福新面粉廠在全國面粉系統中所占比重為：資本數占35.3%，粉磨數占30.7%，面粉生產能力占31.9%，當年實際面粉產量占30.7%，工人數占23.4%。(17)如加上孫多森、孫多鑫兄弟經營的通孚豐集團所屬的阜豐面粉集團的生產能力，則榮家企業集團的茂新、福新系統加上孫家的阜豐系統，兩家面粉企業的生產能力就占到全國除東北外面粉生產能力的40%以上。(18)
這些企業集團的資本一般都在數千萬元，如大生企業集團在1914至1921年期間在企業方面的投資總額達到1244.3萬兩，如果再加上鹽墾公司的投資，“則大生資本集團所控制的資金總計達2480余萬兩”。(19)且這些企業集團的資本增長速度都很快，榮家企業集團1923年全部企業的自有資本為1041萬元，可僅過10年，到1932年時就增加到2913萬余元，較1923年時增加了179.8%。(20)劉鴻生企業集團1920年創辦第一家企業蘇州鴻生火柴廠時投入資本只有12萬元，此后歷經十余年，到1931年時企業投資(包括公司股票、合資股份和船舶碼頭三項)，已達740多萬元。(21)
這些民間資本企業集團的崛起和發展，是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重要標志和最主要的構成部分，典型地體現了中國近代工業化發展進程中的某些重要特點。
交通運輸和電訊企業在這期間也有了明顯發展。在鐵路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的交通狀況十分落后，受到地理和自然條件的限制，傳統運輸方式中成本較低的水運只能在東部河湖水網和沿海地區有較大作用。沒有水路運輸條件的陸地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進行運輸，但這些運輸方式速度慢、運量小、成本高，還要考慮人、畜的消費，即便僅僅維持搬運者的最低生存需要，運費仍然很高。據估計，在20世紀20年代，鐵路運輸運費每噸公里不到0.015元，而手推獨輪車或平板車的運費至少要高十倍，至于人力肩挑背馱運輸的費用則高出二十至三十倍。(22)
到1911年為止，中國修建好的鐵路有9618公里，1937年時達到2.1萬多公里，機車1912年時為600輛，1936年達1243輛，客車1912年1067輛，1936年2047輛，貨車1912年8335輛，1936年15482輛。(23)根據20世紀30年代的統計，東北三省的鐵路占全國已建成線路的42%，長江以北占32%，江南占22%，還有4%的鐵路在臺灣。(24)
這期間同樣是中國輪船航運業快速發展的時期，1913年時中國輪船總計894只141055噸，1924年發展到2781只483526噸，12年中平均每年凈增輪船157只28539噸。(25)1935年時輪船增加到3985只71萬余噸，比1928年凈增2633只42萬余噸，8年中平均每年凈增輪船329只53425噸，大大超過了1913—1924年的記錄。另據1936年對全國500總噸以上輪船公司的調查，有成立年份記載的64家，其中1927年以后成立的42家。擁有輪船81只165114噸，平均每只輪船2038噸。在這42家輪船公司中，有資本記載的24家，資本總額為5785000元，平均每家公司資本24.1萬元。(26)超過了1921—1926年的18.6萬元。(27)據調查，到1936年時，中國已擁有5000噸以上的大中型輪船公司27家。其中，擁有萬噸以上的輪船公司14家，除原有的招商局、政記、民生、三北、鴻安、寧興等公司外，新成立的大中型輪船公司占了大部分。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后分別有5家萬噸以上的輪船公司問世，共有輪船22只78358噸，船均3561噸，(28)明顯朝著大型化方向發展。
本時期在輪船航運業的發展和經營方面，值得注意的還有：
全國性的航業管理組織——航政局得以成立。長期以來，中國輪船公司成立、船舶檢驗、頒發船舶證照、考檢船員及引水人、管理港務等項工作，以及沿海沿江航行工事的設立修理等等，均由外國人執掌大權的海關一手獨攬。這不僅導致主權旁落，而且執掌大權的外國洋員常常對華商進行種種壓制和刁難，以至“本國船只出入于本國港灣，幾若身處異國，而洋商之船舶，則反可通融辦理，不受法律之限制，獨得優越之地位。其間接摧殘本國航業，直接保護外國航業，固不待言而曉也”。(29)在有識之士的一再呼吁以及抵制外貨、收回利權運動的推動下，自1933至1934年起，從海關收回了航業管理權，建立了交通部直屬的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和哈爾濱五大航政局，統管全國航政工作，長期旁落的航政主權得以收回。
在官方收回航政主權的同時，民間以“維持增進同業之公共利益及矯正營業之弊害，發展交通為宗旨”(30)的輪船業同業公會，也紛紛成立，或在原有基礎上改組重建。一時間，上海、天津、青島三市以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山東、福建、廣東、廣西等省先后成立的航業公會達四十多個。(31)
當時的中國輪船公司幾乎全都成了航業公會的會員。航業公會在規范航業秩序、保護航商利益和促進航業發展等方面，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公路1936年達117396公里，汽車62001輛。民航航線達11841公里，飛機27架;郵路584816公里，郵政局所72690個;電信局所1272個，從業人員20704人。(32)公路和民航都是在這期間發展起來的。
辛亥革命后中國經濟中出現較大變化的另一領域是金融業。這里以代表新式金融機構的銀行業為例進行說明。中國第一家銀行是成立于1897年的中國通商銀行，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銀行總數只有7家，資本總數為2156萬元。辛亥革命后，僅中華民國元年一年間成立的銀行數就達到14家。(33)此后到1920年，不算各種原因倒閉的銀行，實存的銀行數目達103家，1925年更達158家。銀行資本總數1920年增長到8808萬元，到1925年達到16914萬元。1920年銀行業的總資本數是1912年的2倍多，1925年更是達到1912年的將近8倍。(34)到1937年為止，中國的銀行總行數達到164家，資本達到4.1億多元。(35)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外國銀行在華勢力的活動。
在銀行業快速發展的同時，證券、保險、信托業也都得到相應的發展，近代中國的金融業整體形成了初步的體系，與此期新式大機器企業的發展相互呼應，出現了一種新的氣象。與此同時，經過1933年的“廢兩改元”和1935年的“法幣改革”，此前中國極為混亂的幣制基本得到統一，這時，經過多年的努力，到1934年為止，中國的關稅主權也基本得以收回。這些都為大范圍的商品流通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辛亥革命打開和奠定了近代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
法律法規初成體系，工業制造業、交通運輸業和金融業快速發展，這些骨干行業為主構筑的近代經濟體系，是打破清朝統治王朝體系“舊房子”，摸索和建立共和國“新房子”階段中取得的成效。這些變化大大推進了近代中國國內商品和市場的發展，各種要素市場得以出現，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比例大大擴展，使得近代中國的市場經濟得以發展并初步成形，應該說，這是辛亥革命之后經濟領域中出現的最大變化。
根據吳承明的研究，19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國內市場的發展還很慢，90年代起開始顯著，“而迅速擴大是在二十世紀，尤其是二三十年代”。(36)韓啟桐根據海關原始貨運單編制的《中國埠際貿易統計(1936—1940)》一書的數字支持了吳承明的論斷。根據韓啟桐的統計，1936年不包括東北在內的四十個海關輸出總值(指輸往國內各關者，故等于各關輸入總值)，“為十一億八千四百七十余萬元”，(37)但這僅僅是通過輪船運輸的貿易值。鐵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貨運量無統計，在30年代，鐵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貨運量大約是輪船運輸量的三倍，如果就“以三倍計，粗估1936年的全部埠際貿易額約達四十七億點三元，比之鴉片戰爭前的長距離貿易約增長四十三倍”。(38)
再從市場的商品結構來看，鴉片戰爭前國內商品流通額中，糧食居第一位，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居第二位，占百分之二十四;以下依次為鹽、茶、絲織品等。鴉片戰爭后，逐漸發生變化，“到1936年，在埠際貿易統計中，占第一、第二位的都已是工業品，糧食退居第四位，鹽、絲等更在二十位以下了”。“若就全部埠際貿易流通額論，工業品占百分之三十四，手工業品占百分之四十二，而農產品只占百分之二十四”。商品的主要流向是：工業品從沿海通商都市流向內地;農產品和農副業加工品由內地流向沿海通商都市。工業品到達內地城市后，大部分還要分運下鄉;而農產品則要從農村運來。在此過程中，主要的都市成為商品的中轉地。例如1936年上海運出機制“棉布九十六萬八千余公擔，分走二十三個商埠”;運出棉紗“九十六萬余公擔”，“直接運往三十一個關埠”。(39)
值得強調和指出的是，辛亥革命后經濟領域中出現的這些變化，并非是一般性的變化，而是在性質上發生了改變。也就是說，這時期的經濟，已經不是此前完整意義上的傳統經濟，不是在封建王朝體系下，以維護和鞏固“清朝”統治為中心的經濟體系，而是改變為以“市場”為中心進行運轉。很明顯，辛亥革命后，通過市場進行交換和配置資源的經濟成分大大增長，并在不斷推進和完善中。此時，經濟法律法規為市場經濟的推進提供了法律法規的框架和邊界;交通運輸業的演進和發展為商品流通提供了運量大范圍廣時間短的運輸工具;電訊郵政等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商品市場所需的快速信息;新式金融體系和傳統金融體系相配合，共同為市場經濟資金結算和資金融通及匯兌提供了便利。可以說這些變化，已經奠定了近代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并初步形成了體系。
明確并強調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國經濟史學界爆發過一場關于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中心線索的大討論。這次大討論打破此前學術界以階級斗爭為綱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束縛，提出了不少新的觀點和看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有三種，分別是由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丁日初、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汪敬虞和吳承明所提出。
丁日初認為：“應以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作為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中心線索。”他認為在近代中國，資本主義是新興的、先進的生產方式，顯著地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初步奠定了國家現代化的經濟基礎，并促進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現代化的進展。他說：“資本主義經濟在近代國民經濟中始終不占優勢，然而，他影響傳統經濟，決定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所以成為近代中國國民經濟中的領導成分。就像工人階級雖然在全國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它卻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力量一樣。”(40)
汪敬虞則認為，應以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為中心線索。在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時，應特別注意研究中國近代資本主義不發展的原因。他說，“貫穿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心線索，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這條中心線索本身有內在的邏輯聯系，從而可以推動中國近代史上一系列問題的深入研究”。他認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種歷史現象的分析，都可以而且應該聯系到這條中心線索上來。它從方法論上有助于豐富中國近代經濟史的涵量和內容，會使中國近代經濟史上許多問題的討論，提到理論的高度”。對于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既有提綱挈領之功，聯系前后左右之力，又有充分發揮、論斷和研證的廣闊余地”。(41)
吳承明的看法則有不同，他認為應以市場和商業的發展作為中心線索。“對19世紀以后中國現代化的研究，仍是以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主線的。且其研究范圍不限于經濟領域，資本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資本主義化勢必影響整個社會生活。”他主張用“市場和商業來研究現代化因素的產生和發展”。他認為研究市場發展的軌跡，遠比研究資本主義萌芽有效，因為市場發展的軌跡與資本主義萌芽相比，“遠較明顯，它是連續的，并可利用物價、貨幣量等多少作一些計量分析，作出周期性曲線”。他認為研究市場和商業發展的這種研究方法，“可以說是遵循著一種‘現代化即市場經濟’的假說”。這種假說，解決了近代經濟史研究中“‘現代化即資本主義化’假說的矛盾”。吳承明還認為，“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遲早總會由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但是，正像歷史上有的國家或民族沒有經過奴隸制社會、有的沒有經過封建社會那樣，實現現代化也不一定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就是“由半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的。但進入社會主義后，仍然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實現現代化”。(42)
筆者同意吳承明的看法，但認為應明確提出以市場經濟的發展作為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中心線索。理由如下：首先，資本主義經濟盡管在近代中國經濟發展中占據了領導地位，但畢竟是外來物，是引進并在中國社會這個母體上產生發展的一種新型經濟，以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主線索研究中國近代經濟，與“外因是根據，內因是決定因素”的辯證法有一定的矛盾和沖突，難以全面客觀地研究中國近代經濟的整體發展演變。其次，用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主線索，關注的焦點必然集中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演變上，其結果必然有意無意對非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產生輕視和忽略，但被輕視和忽略的這一塊卻在近代中國經濟中占有壓倒性的比重。反之，如用市場經濟的發展作為主線索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可以將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和非資本主義經濟內容全部涵蓋，包容性更大更強，能夠從更高更廣的視角觀察和分析整個中國近代經濟的演變全貌和彼此之間各個部分的聯系，可以達到汪敬虞所說的“這條中心線索本身有內在的邏輯聯系，從而可以推動中國近代史上一系列問題的深入研究”的目的。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種歷史現象的分析，都可以而且應該聯系到這條中心線索上來。它從方法論上有助于豐富中國近代經濟史的涵量和內容，會使中國近代經濟史上許多問題的討論，提到理論的高度”。對于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既有提綱挈領之功，聯系前后左右之力，又有充分發揮、論斷和研證的廣闊余地”。
但是，市場經濟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必須有相應的運行機制、構架和外在表現標志。從本文第二部分的敘述可見，法律法規的漸成體系，近代大機器制造業的興起，鐵路輪船為標志的現代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郵政電訊提供的快速信息服務和銀行業為首的金融融資結算體系的建立等等，一方面構建了中國近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是近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外在表現、構架和標志。辛亥革命爆發推翻清朝統治后，經濟領域中雖然有沒有變化和變化不大的部分，但變化的部分卻更明顯，并且預示和標志著新的發展方向和前景，引領著中國經濟的前行。而這些經濟領域中的變化，正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建立民國后才得以迅速興起和實現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辛亥革命同樣使中國近代經濟發生了“突變”，只不過這個“突變”不像政治突變那樣在短時段里表現明顯，它更多地表現在經濟性質發生的改變上。而且，它的外在表現需要時間，是一個過程。
總之，辛亥革命促進了中國近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經濟性質發生突變這一點，是我們在觀察和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時不應忘記的。當然，在這其中，辛亥革命對近代中國市場經濟的促進和發展是對中國經濟最大的貢獻之處。
注釋：
①如1912—1919年，新式農牧企業由59家增至100家，增加了69%;資本由285.9萬余元增至1244.5萬元，增長了3倍多(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340—341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關于梁漱溟、晏陽初等為代表的農村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可參見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關于盧作孚的鄉村改革活動，可參見劉重來：《盧作孚與民國鄉村建設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②朱蔭貴：《論近代中國企業吸收社會儲蓄》，載《復旦學報》，2007(5)。
③⑤王志莘：《中國之儲蓄銀行史》，第319頁，新華信托儲蓄銀行，1934。
④《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致上海銀行公會函》，見上海檔案館藏上海銀行公會檔案(以下簡稱上檔)S173-1-203，第20—21頁。
⑥參見《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三十周紀念冊》，1929年1月編印，“附：勸告同仁儲蓄宣言”。
⑦張謇：《大生崇明分廠十年事述》，見《張謇全集》，第3卷，第209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⑧沈家五編：《張謇農商總長任期經濟資料選編》，第47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
⑨《工商法規匯編》(1930)，轉引自上海檔案館編：《舊中國的股份制》，第300頁，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
⑩沈祖煒主編：《近代中國企業：制度和發展》，第54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11)朱蔭貴：《引進與變革：近代中國企業“官利”制度分析》，載《近代史研究》，2001(4)。
(12)虞和平：《論辛亥革命后的實業救國熱潮》，載《貴州社會科學》，1983(2);章開沅、羅福惠主編：《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第194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13)楊銓：《五十年來中國之工業》，轉引自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第10、1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
(14)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代表者如吳承明、江泰新主編：《中國企業史》(近代卷)，第390頁，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2004;[法]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張富強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5)(16)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劉鴻生企業史料》，上冊，第169、15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以下簡稱《劉鴻生企業史料》)。
(17)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第285、28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以下簡稱《榮家企業史料》)。
(18)據上海市糧食局、上海社科院經濟所等編：《中國近代面粉工業史》(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201頁記載，1936年時日生產能力達51599包，“占全國民族資本面粉工廠的日生產能力452218萬包的11.3%”。
(19)大生企業編寫組編：《大生系統企業史》，第109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20)《榮家企業史料》，上冊，第269頁。
(21)據劉鴻記賬房資料整理統計，轉引自馬伯煌：《劉鴻生的企業投資與經營》，載《社會科學》，1980(5)。另見《劉鴻生企業史料》“前言”。
(22)[美]阿瑟·恩·楊格：《1927至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第351頁，陳澤憲、陳霞飛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23)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80、194—195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24)AlbertFeuerwerker:TheChineseEconomy,1912—1949,Michigan,1968,p.44.
(25)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下冊，第2079頁表56，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6)《航業年鑒》(航業月刊第四卷第十二期擴大號)，第1編，第259—265頁，1937-08-15。
(27)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1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8)上引均見《航業年鑒》(航業月刊第四卷第十二期擴大號)，第1編，第259—265頁。
(29)王洸：《中國航業》，第102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30)(31)《航業年鑒》(航業月刊第四卷第十二期擴大號)，第2編，第57、3—5頁。
(32)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626—627頁。另一說1935年輪船達3895只，675172噸(見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227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33)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全國銀行年鑒》(1937)，A7—8頁。
(34)唐傳泗、黃漢民：《試論1927年以前的中國銀行業》，載《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資料》，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35)沈雷春編：《中國金融年鑒》(1939)，第114頁，1979。
(36)(38)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第266、26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37)韓啟桐：《中國埠際貿易統計，1936—1940》，轉引自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第267頁。
(39)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第269—270、281—282頁。
(40)丁日初：《近代中國的現代化與資本家階級》，第8—9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41)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序言”第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2)吳承明：《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社會》“代序”第7—9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近代史關于辛亥革命的論文篇二
《論辛亥革命》
內容摘要：
辛亥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和領導的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既是一場革命運動，又是一場政治革新運動，同時又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奮起革命的一個里程碑。它使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1]但是辛亥革命是一朵不結果是的花，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充分的暴露出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雖然它失敗了但它開歷史之先河，指明了中國今后應該走的道路。
關鍵詞：
辛亥革命運動意義道路
一、辛亥革命的過程
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國主義之命是從，將從中國人民手中奪得的權利拱手獻給帝國主義，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與鐵路國有直接相關的湖北、湖南、廣東、四川等省人民強烈反對出賣路權，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運動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在清政府全力應付四川保路運動的時候，湖北新軍中文學社、共進會等革命團體乘機發動武昌起義，揭開了辛亥革命轟轟烈烈的一幕。武昌起義的勝利，在全國得到了連鎖反應，各省革命黨人紛紛行動起來。至11月底，全國宣告獨立、脫離清政府的有14省。武昌起義之后，立憲派紛紛表示贊成革命，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潰。廣大人民群眾在各省起義過程中表現了高昂的熱情。新軍士兵、會黨群眾、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城市貧民、海外華僑、愛國士紳、少數民族都作出了貢獻。中國的政治生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沸騰局面。1911年十一月初十，孫中山以16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三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會議改組為臨時參議院，成為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1912年3月，臨時參議院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毛澤東說:“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那個時期是一個比較好的東西;當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點的，是資產階級的，但它帶有革命性、民主性。”[2]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法典。然而，辛亥革命以同舊勢力妥協告終。孫中山曾沉痛地說：“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3]
二、辛亥革命的背景
(1)《辛丑條約》簽訂后，中國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敗無能;(2)改革客觀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資產主義民主革命準備了物質條件;(3)新式學堂的興起和留學教育的發展，革命知識分子的隊伍不斷壯大;(4)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學說是思想武器;(5)上海和東京成為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6)民主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7)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宣傳和組織工作。
《辛丑條約》簽訂以后，在帝國主義對華投資的刺激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所發展，但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限制與阻礙，這是辛亥革命爆發的根本原因。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而且《辛丑條約》規定清政府必須嚴禁中國人民和清朝官吏進行各種形式的反帝斗爭，表明清王朝成了“洋人的朝廷”，使中國社會的兩大主要矛盾合流和進一步發展，這是辛亥革命發生的具體原因。清政府“新政”和“立憲”騙局及鎮壓保路運動激化了這些矛盾，使之成為革命的直接原因。
三、辛亥革命的意義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國人民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奮起的一個偉大里程碑。”[4]
首先，辛亥革命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權利，從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歷史進程中，無論誰想做皇帝，無論誰想復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對下迅速垮臺。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局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民國建立以后，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產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
第四，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起了推動作用。這一時期，亞洲出現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
四、辛亥革命的經驗總結
首先，在政治上，辛亥革命敢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拉下馬，封建專制制度不能統治中國，并且資產階級共和制度也不能領導中國，故需探索民主共和制度，以引導中國走向富強。辛亥革命把反動的封建帝制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為此后的革命積累了經驗。它引領的政治風暴使一切專制的制度無法占領地位，也許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尚未形成，但中國人民心深處的民族獨立，人民民主的政治理念已經形成。
其次，在經濟上，辛亥革命開創了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次騰飛，把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引向了近代化的發展。在革命政府的獎勵、推動下，一個興辦近代工業的熱潮在全國范圍內興起，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來臨。雖有些措施不切實際，但深深影響了中國，有著不可估量的生命力。它也引導中國向工業化之路發展。
再次，在思想文化、社會習尚上，辛亥革命也開創了一代新風。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新思想，開始吹拂古老的中國大地，砸碎了“忠君盡道”的封建專制文化的枷鎖，人們開始用新的道德觀念核心的價值觀念思考問題認識社會，封建道德日益為人民所遺棄，思想界得以解放，為后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共產黨崛起承傳中山先生志業奠定了思想根基。
總之，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近代化、文化自由化，對中國的現代影響深遠。
五、結論
辛亥革命及其后的斗爭最后都歸于失敗，但它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訓和啟示，要徹底改變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必須尋找新的革命思想、新的革命政黨、新的革命力量、新的革命道路、新的革命前途，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階級的迅速壯大和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成為新的領導階級;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成為中國新的領導核心。辛亥革命后，中國的民主革命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新民主主義時期。
參考文獻:[1]引自教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p67
[2]引自《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325-326
[3]引自《人民的選擇歷史的必然》教案(選修3)p19
[4]引自《孫中山全集》第一卷p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