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近代史人物李鴻章的論文(2)
淺議近代史人物李鴻章的論文篇二
《淺談對李鴻章的評價》
[摘要]評價歷史人物，應該從客觀角度出發，把歷史人物放在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否促進社會的發展。據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李鴻章是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國政壇上開明的封建官僚。作為地主階級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維護地主階級利益。李鴻章認識到中國的落后，主張興辦洋務來實現國家富強，并身體力行，客觀上有利于中國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學習存在著本質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國真正走上富強之路。李鴻章在對外戰爭中，極力妥協，并代表清政府簽定賣國條約，盡管是被迫的，但客觀上確實是喪權辱國，他是清朝主要賣國賊之一。
[關鍵詞]評價;歷史人物;標準;李鴻章
李鴻章是晚清中國政壇上顯赫一時的人物，1901年在屈辱中辭世，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們對他的評價仍然是褒貶不一、毀譽參半。我想有一個焦點問題我們必須搞清楚，那就是如何評價歷史人物，評價歷史人物的主要標準是什么。我認為：評價歷史人物，應該從客觀角度出發，把歷史人物放在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否促進社會的發展，這是評價的主要標準，當然我們也要了解他的主觀動機和目的，但這不是也不應該是歷史人物評價的主要依據。
鑒于上述觀點，我這樣看李鴻章：李鴻章是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國政壇上少有的開明的封建官僚。作為地主階級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鎮壓太平天國、興辦洋務都是這一階級屬性的具體體現。李鴻章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落后，主張通過向西方學習來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并身體力行，客觀上有利于中國的近代化;但他沒有真正認識到中國落后的根源是其政治制度本身，向西方學習存在著本質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國真正走上富強之路。李鴻章在對外戰爭中，指揮失當、極力妥協，戰后代表清政府簽定賣國的《馬關條約》等條約，盡管是被迫的，但客觀上確實是喪權辱國，他是清朝的主要賣國賊之一。
這樣認識和評價李鴻章，來自于兩個方面的思考：一是李鴻章本人所處的時代背景，二是李鴻章一生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1、李鴻章本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轉型時期，而這樣一個過程，又是在中國被動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鴉片和洋槍、大炮、軍艦逼迫中國實行所謂“門戶開放”的。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變局當中，社會上各個階層、各種身份的中國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說法和方案，試圖尋找出一條強國富民的理想道路。這時候，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國內太平天國運動，一個新興的統治階級改革派――洋務派從清王朝統治集團的高層產生出來。他們接過傳統儒家經世致用的旗幟，提倡和標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力圖挽封建末世的狂瀾于既倒。所以這樣的一個改革派也可以稱之為封建統治的“補天派”，因為他們雖然可以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表層上，無法觸動封建社會體制的根本痼疾。由于洋務派的領袖人物們掌握了從中央到地方相當大的一部分權利，所以洋務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成為眾多改革派別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務派內部，又分成眾多的集團，其中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是這些集團里實力最強、興辦洋務成效最大的一個。李鴻章，可以說是一個伴隨著近代洋務運動潮流而產生的標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權力和地位，使其和同時代的慈禧、赫德三個人交織構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滿漢中外各項決策的關鍵性人物。因此說，李鴻章活躍于政治舞臺之日，正值晚清從傳統向近代、從獨立國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過渡時代，適逢其會的李鴻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他的人生旅途，涉及晚清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他身為清朝“柱石重臣”，根植于封建主義而又傾向于資本主義，忠實于傳統營壘而又頗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舊紛呈、中西雜揉，內則“開拓”與“因循”畢具，外則抗爭與妥協并存，因而有時是順乎時代潮流，有時又是阻擋歷史車輪。
2、李鴻章一生主要做了什么事情。
2.1政治生涯，從1862年當上江蘇巡撫起，李鴻章在晚清社會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活動了整整四十年，其時間之長、涉及的領域之廣、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時代的政治家所無法比擬的。他先后擔任過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從1870年起，在長達25年的時間里一直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文華殿大學士，是清朝政府高層參與決策、執行決策的重要人物。李鴻章又是忠君觀念根深蒂固的人，他與清廷互相依存，榮辱與共。他憑借清廷爬上權力頂峰，清廷則把他譽為華夏棟梁，聲稱“無鴻章無清朝”。他的悲劇在于既看出清朝統治風雨飄搖，又在自己自立有余時還勤勤懇懇服侍皇室，決不另謀他途。他鎮壓太平天國、倡導洋務新政、推行“和戎”外交，無一不是為了挽救清朝沉沒的命運。
2.2在軍事上，李鴻章是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創始人，開了中國軍隊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近代意義上的海軍和一系列軍工企業，客觀上增強了我國的國防能力。但李鴻章畢竟是地主階級代表人物，他憑借編練淮軍鎮壓太平天國。太平天國運動反對對內殘酷剝削、對外喪權辱國的清朝統治，無疑是順乎時代潮流的正義之舉。李鴻章維護腐朽的清朝統治，鎮壓太平天國，用農民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自然是逆時代潮流而動，罪不可赦。
2.3在經濟上，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江南制造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鴻章一個人就辦了前面三個，后來他還辦了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導在中國修建鐵路。可以說他在洋務活動中，創辦最多，成效最大，為中國工業打下最早的基礎。在李鴻章的自強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兩個留存至今的近代企業――江南制造局和輪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國人擔任領導，聘請外國技師;而輪船招商局作為民用的服務企業，則是純粹的華人企業，它的章程里特別規定：不接受外國資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產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國外的影響更大，而輪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組織結構上更先進，它所采用的洋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體的組織生產方式，一直為后來的民族工業所襲用。從細節和局部上看，李鴻章采取的措施是先進的，不僅在客觀上抵制了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而且代表了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向，因為它畢竟使封建體制發生裂痕，催生了中國的資本主義，從而使中國社會在傳統向近代轉軌的路途上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但就他們所想達到的中國“自強”的目的來說，在當時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李鴻章的思想核心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統治和現有的政治結構，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甲胄以保護清朝封建主義軀體，這就意味著他所倡導的“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防御性的現代化，是沒有實現可能的。梁啟超謂李鴻章“只懂洋務，不懂國務”，可謂一語中的，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個人悲劇性人生的來源。
2.4在文化上，派人出國留學，興辦新式學堂，培養了一批科技人才，有利于引進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開闊了國人眼界，促進了中國文化的近代化。
2.5在外交上，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李鴻章就代表清政府經辦了許許多多的對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蜜約、辛丑條約……，絕大部分對外條約都是由他出面簽訂的。以至在當時外國人眼里，李鴻章就代表著清政府，甚至只見李鴻章而不見清朝皇帝。時人稱“一生功過在和戎”，外交的成敗，自然取決于綜合國力的強弱和外交政策的當否。鑒于封建的中國綜合國力遠遜于列強，李鴻章主張以“羈縻”之策推行“和戎”外交。這一外交政策從實際上看，有得有失，而失遠大于得。他指揮過以失敗告終的甲午戰爭，他親手與外國簽訂了一系列條約，其中除了極少數平等條約外，其他諸如《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蜜約》、《辛丑條約》等均為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標志著中國從獨立國向半殖民地沉淪。對此，作為外交決策的參與制定者和主要執行人的李鴻章絕對難辭其咎，因此說他是賣國賊也毫不過分，但我們也應該明白，在強盜橫行、弱國無外交的國際大環境中，作為一個弱國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夠取得平等的發言權，他背后更深刻的卻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李鴻章就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縮影，不了解李鴻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國近代史。李鴻章去世后，當時有人用“權傾一時，謗滿天下”來形容他。梁啟超對他的評價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識”、“悲李之遇”。當然李鴻章本人由于“好以利祿驅眾”等獨特的性格特征，決定他在建設指導思想和用人舉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點，如講裙帶關系、任人唯親，也沒有擺脫晚清政治的陋習，存在貪污腐化的一面，并不敢越封建體制的雷池一步。歸根結底，因為他畢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說，李鴻章總是他那個時代處于朝野內外各種矛盾和漩渦中心的一個關鍵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對近代社會發展的影響，都十分明顯地擺在那里。
總之，評價歷史人物要遵循公平、公正、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歷史人物不能求全責備和有嚴重的臉譜化傾向，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或以偏概全，這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我們要把歷史人物放在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下，以他的所作所為，從階級分析和歷史發展的角度全面分析，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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