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論文3000字鴉片戰爭歷史

　　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大轉折，它改變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進程，中國由此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近代史3000字論文關于鴉片戰爭范文，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近代史3000字論文關于鴉片戰爭范文篇一：《試論鴉片戰爭前后中國傳統觀念的變遷》

　　論文關鍵詞:夷夏觀;本末觀;義利觀;人才觀

　　論文摘要:鴉片戰爭前后，中國傳統道德中的夷夏觀、本末觀、義利觀、人才觀發生了轉變，其總的表現是逐漸拋棄傳統觀念的主觀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轉向現實主義。這四個方面的轉變在當時是相對徽小的，但是它們開始了中國傳統觀念的近代化進程。

　　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大轉折，它改變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進程，中國由此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國思想家們面臨一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們不得不改變傳統觀念，以適應社會的變遷。我們試圖從夷夏觀、本末觀、義利觀、人才觀這四個方面來討論鴉片戰爭前后傳統觀念的轉變，以求教于方家。

　　一、夷夏觀念的轉變和學習西方思潮的漸起

　　鴉片戰爭前，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西方的英、法、荷等國乃是“未受教化”的“蠻夷之邦”，“腿不能打彎”、“一撲即不能起”、“不善陸戰”等主觀歧視的觀念在很多高級官員中非常普遍。他們對西方的科學技
術多抱盲目鄙視的眼光，視之為“奇技淫巧”，甚至連比較開明的梁廷榕也認為:“天朝全勝之時，既資其力，又師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學，失體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國地雷飛炮之舊而推廣之。夾板船，亦鄭和所圖而與之者。即其算學所稱東來之借根法，亦得諸中國。但能實事求是，先為不可勝，夷將如我何!不然而反求勝夷之道夷者，古今無是理也。”梁廷榕的觀點在當時頗有代表性，他認為沒有必要學習西方先進科技，因為西方先進科技都是源于中國，而且向西方“蠻夷小國”學習有損中華國威，于理不通。

　　在英軍的堅船利炮面前，“天朝上國”被遠隔重洋的“蠻夷小國”輕松擊敗，這對時人特別是親歷了鴉片戰爭的部分清朝官員和知識分子產生了極大的思想震撼。他們逐漸認識到，“夷”不一定不如“夏”，甚至在某些方面“夷”要強于“夏”，其明顯表現就是對英軍軍事技術的推崇。還在鴉片戰爭進行的過程中，少數具有敏銳眼光的官員就開始重視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1840年春，林則徐曾“捐資仿造兩船，底用銅包，蓬如洋式”。

　　1841年春，龔振麟以林則徐提供的《火輪船圖說》一書為指導，制成一條車輪戰船，時速可達3.5海里。戰后，林則徐又委托黃冕試制成功開花炮彈。

　　雖然戰后最初的學習主要集中于軍事和造船技術，但出于學習這些技術和對外交涉的需要，了解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情況顯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鴉片戰爭爆發前，林則徐等人通過編譯《澳門新聞紙》、《華事夷言》、《四洲志》等書籍、雜志，搜集地球儀、航海圖、地圖資料等多種方式，積極了解西方國家概況，為對外交涉和可能發生的戰爭做準備。這些工作為后來人們學習和了解西方國家提供了基本資料，在客觀上起了開創性的作用。魏源在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的基礎上，寫成《海國圖志》一書，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在當時產生了積極影響。此后又有徐繼舍的《壕環志略》、姚瑩的《康犧紀行漢梁廷榕的《海國四說》等介紹西方和世界形勢的書籍問世，反映了當時人們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開拓了人們的視野，促使國人逐漸改變封閉、自大、守舊的觀念，加速了傳統“夷夏觀念”的轉變。

　　二、本末觀的轉變和發展工商的呼聲

　　在中國歷史上，農本商末的本末觀長期處于主導地位，歷代統治者也從各個方面積極宣傳和貫徹，長期實行重農抑商政策。這是封建統治者鞏固政權的重要手段，也是封閉的小農經濟必然的外部表現。鴉片戰爭的失敗，使關心國運的先進人士開始了新的思考，如包世臣就提出:“本末皆富，則家給人足”。而龔自珍的“食貨并重”、魏源的“本末相輔”雖然和包世臣的說法不同，但重視工商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在重視工商的思想基礎上，少數進步思想家提出要發展民族工商業，如魏源就主張允許民間自行設廠，軍火工廠也可生產民品。為解決當時嚴重的白銀外流、銀源枯竭的問題，他提出了發展銀礦業的主張，并建議改變以往專由官辦的辦法，獎勵商民開采，他說:“但官不禁民之采，則荷鐳云趨，裹糧鶩赴。官特置局，稅其十之一二，而不立定額，特見銀之出不可思議，稅之出不可勝用，沛乎若泉涌，浩乎若江河，何必官為開采，致防不得償失，財不足用乎?”林則徐也主張允許商民經營銀礦:“召集商民，聽其朋資伙辦，成則嘉獎，歇亦不追。”林則徐等人的主張雖然是針對具體問題而發，但是對于改變傳統重農輕商的本末觀顯然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鴉片戰爭前，由于受傳統夷夏觀念和重農抑商思想的影響，絕大多數清朝官吏和知識分子都把中外貿易當成是中國對藩屬國和“化外蠻夷之邦”的“恩賜”，是“懷柔遠人”的一種策略，因此在戰前，很多清朝官吏和知識分子都曾主張斷絕中外貿易，以杜絕鴉片的大量流如，并“以示懲戒”，如包世臣就說:“一切洋貨皆非所需”，因此要“絕夷船，即自拔木塞源”把斷絕中外貿易看作是杜絕鴉片流人、阻止白銀外流的最佳辦法。以理性來看，這種做法未免過于偏激，事實上也難以實現，但在當時的中國精英們看來則是天經地義的，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對西方的誤解或者說無知，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對中外貿易的錯誤認識。

　　此外，中國的知識精英們還認為，西方需要中國出口的茶葉、大黃等物來幫助他們調理身體，否則就會因為消化不良而死亡。這種觀念是一種誤解和無知，但是其根源還在于崇夏鄙夷的傳統夷夏觀。鴉片戰爭促使一部分有識之士在對西方深人了解的同時，開始改變傳統的對外貿易觀念。如林則徐指出，應實行禁煙，并發展同西方國家的正當貿易。魏源也指出，發展進出口貿易能夠增加國家收人，改善同西方國家的關系。

　　三、義利觀—由重義輕利到義利并重

　　從鴉片戰爭前后開始，從龔自珍、魏源到孫中山、章太炎等，歷經余年的苦苦探索，晚清義利觀基本上完成了由傳統的重義輕利、貴義賤利向義利并重的資本主義義利觀的轉變。

　　龔自珍、魏源是晚清義利觀演變的首倡者。龔自珍是封建末世地主階級中的開明者，他面對商品經濟和內外貿易迅速發展，特別是鴉片貿易引起中國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等嚴峻問題的現實，大膽肯定“利”和“私”，肯定人們對“私利”的合理追求，批判義利對立的義利觀，鼓勵發展工商貿易。魏源則提出了的振興工商業等具有實踐性的一系列建議，這些建議是在外國軍事、經濟侵略的刺激下的自發反應，反映了先進的中國人對西方侵略的現實思考。

　　稍后的洋務活動家群體在思想上繼承并發展了龔自珍、魏源的思想，如左宗棠就認為:“吾益人而不厲乎人，盡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陳熾則進一步指出:“惟有利而后能有義，亦惟有義而后可能獲利。”肯定追求個人的正當利益，并指出“利”和“義”在本質上的依存性。在此基礎上，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思想家吸收西方思想，對公利與私利的關系給予較多關注。維新人士受到西學的影響較多，但是他們并沒有全盤接受西方的功利主義義利觀，對狹隘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義義利觀還作了專門的批判。康、梁在“中西會通”思想的指導下，追求中西文化的完美結合。他們試圖調和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推崇群體利益和國家利益，這使他們的思想易于為時人所接受。維新人士把傳統義利觀的改造與反對封建專制、反對封建禮教的現實政治斗爭緊密結合起來，主張“天賦人權論”，要求實現資產階級民權、自由和平等;主張“新民”，要求建立資產階級新倫理。維新人士的義利觀具有鮮明的資產階級色彩，反映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社會和經濟要求，順應了近代社會的發展潮流。

　　作為革命人士的思想代表，孫中山、章太炎在義利觀問題上突出“義”、“公”，這是與當時的社會狀況和革命任務的需要相適應的。一方面，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和洋務思潮、維新思想的宣傳，使重利、求利觀念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革命人士也就不需再作專門的大力提倡;另一方面，艱苦的革命斗爭需要革命人士具備堅強的革命精神，發揚大公無私的道德風尚，勇于犧牲，樂于奉獻。因此，作為重要的資產階級革命領袖，孫中山、章太炎必然要突出“義”和“公”，當然，他們對于“利”和“私”也是肯定的。他們甚至還提出了觸及封建統治基礎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平均地權”、“均分田地”的土地改革思想，從而把反對封建制度的斗爭推到了一個新階段。孫、章追求的是“自利”與“共利”、“私”與“公”、道義與功利相結合的資產階級義利觀，在他們的義利觀中，可以隱約看到傳統義利觀的影子。

　　四、人才觀—新變局需新人才

　　人才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標準，在中國古代，人才觀念的主導傾向是，“強調尊君愛民，重點在從事社會改革的任官的人才，對其他方面的人才重視不夠。”因此，中國古代人才概念的第一個共同特點是:“都具有較濃厚的政治性，對政治、軍事、文學等方面的人才重視較多，而對于自然科學家、技術發明家、藝術家、經濟管理家、能工巧匠、民間群眾領袖人物是談得較少的”。清代至鴉片戰爭前，統治者實行嚴厲的思想統治政策，極力提倡空談性理的程朱理學，并多次大興文字獄，殘酷壓制不同思想。在嚴峻的現實環境下，考據訓話治學盛極一時，文人學士埋頭故紙堆，對國事民虞不聞不問。在這樣的統治政策和學風影響之下培養的人才，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由此而造成整個行政機器效率低下。

　　嘉道年間，社會矛盾尖銳，一部分知識精英轉而提倡經世之學，主張做學問要學以致用，既反對繁瑣考據，也反對空談性理，由此而興起一股暢談“經世之學”的風氣，集中表現在“經世文編”等著作的出版發行，而以魏源主編的《清經世文編》為代表。

　　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對外交涉的需要，更加深了人們對實用人才的重視。在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面前，中國的精英們認識到中國在軍事技術和工業生產方面與西方的巨大差距，而在對外交涉中對西方國家和近代國際外交的無知，也使清政府的外交官員們深感處處掣肘。嚴酷的現實使他們認識到，要應對新形勢的要求，必須學習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培養新式人才。早在戰爭爆發前，黃爵滋就指出:“夫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此舉之弊也。”魏源建議延請西洋工匠、舵師，教習制造及行船演炮之法，并于福建、廣東兩省武試中，增設水師一科，選拔制造、駕駛人才，視同科舉出身。這是近代較早提出的主張改革科舉、要求將實用人才納入國家人才培養主流的議論，雖然并未得到當局的采納，但是其影響卻是深遠的。這種由現實出發主張改革科舉的思想潮流是對傳統人才觀的重要突破，“是近代廢除科舉思潮的先聲”，此后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和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新式人才越來越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并在經濟、政治、軍事等各個方面開始發揮重要的作用。

　　綜上所述，在鴉片戰爭前后，受國內外嚴峻環境的影響，中國傳統觀念不得不發生相應的轉變，逐漸拋棄了傳統觀念濃厚的主觀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轉向現實主義。在夷夏觀方面，中國人開始向近代民族主義轉變，能夠正視西方國家在軍事、工業等方面的先進和中國的落后，并提出向西方國家學習先進技術的口號。在本末觀方面，開始拋棄工商末業的思想，鼓勵發展工商業，希望以此對內解決民生問題，對外維護民族利益。與本末觀相適應，在義利觀方面雖然仍然提倡“義”，但對于“利”并不盲目排斥，提倡義利并重、以義統利的義利觀，鼓勵個人合法的求利行為。在人才觀方面，為適應對外交涉、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以及發展民生的需要，提倡重視實用人才的培養和使用。這四個方面的轉變最明顯的反映在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等先進思想家的相關論述中，由此開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也開始了向近代化的轉變。

　　近代史3000字論文關于鴉片戰爭范文篇二：《鴉片戰爭前后清政府的財政狀況》

　　1842年，清王朝的軍隊最終敗于英軍之手。中英兩國政府在泊于南京下關江面的英軍旗艦康華麗號簽訂了《南京條約》。自此，中國經濟的發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市場、中國經濟開始與世界市場、世界經濟更緊密的聯系。與此同時，清政府的財政為了配合經濟的發展，開始了它的變革之路。

　　一、鴉片戰爭之前清政府的財政狀況

　　“清王朝的財政體制是皇室財務與國家財務分別管理”[1]中，內務府總管皇室財務，戶部總管國家財務。二者“各自獨立但互相挹注”、各成系統、各有固定的收支項目。

　　(一)內務府

　　內務府總管皇室的財政，乃清代所特有的機構。皇室事務諸如日膳、服飾、庫貯、禮儀、工程、農莊、畜牧、警衛扈從、山澤采捕等皆由它管理。除這些事務之外，還把持鹽政、分收榷關、收受貢品。內務府主要的財源來自于皇莊的地租，戶部的撥款，工部繳納的實物以及鹽政、織造、各省大臣進獻的財貨等，皇室有專門的內務府庫藏。相對于戶部總管的國家財務而言，收支項目穩定，受國民經濟的影響不大，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也不大。

　　(二)戶部總管的國家財政

　　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的財政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財政的收支項目與數額，必須按戶部的規定或得到戶部的批準。這段時期，清政府的財政奉行“量入為出”原則，即“在歲入的范圍內管理運用歲出的原則。”[2]是一種穩定而保守的財政。之所以實行量入為出的財政原則，主要是因為就一般情況而言，在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每年支出項目是固定的，每個項目基本有其定額，各項收入也有其定額，且各年變動幅度不大。在承平年代，收支相抵，略有結余。結余存入戶部銀庫。若遇戰爭或災禍等特殊情況，造成入不敷出的時候，則動用庫銀。若庫銀不足或中央不愿動用時，則采用臨時措施，如增稅、開捐、加派商人報效、鹽斤加價等，以增加財政收入。

　　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財源是來自于田賦、漕糧、專賣收入(鹽、茶專賣)、關稅以及雜稅。18世紀上半葉清政府開始推行攤丁入地(攤丁入畝)制度，以田賦的形式征收丁銀和地稅。田賦由地方政府于每年春秋兩季征收，采取貨幣和實物兩種形式，因此又叫“錢糧”。漕糧是一種以實物為征收對象，用于京城的皇室、貴族和官兵的日常開度，其征收范圍只包括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八省。除此二者之外，鹽專賣與關稅也是數量較大的兩個收入項目。其中，關稅有戶部征收的關稅和工部征收的關稅之分。在鴉片戰爭之前，鹽專賣和關稅收入達到1116萬兩，占到總收入的26.62%。[3]另外，諸收入項中還有雜稅，但其數額不多。除上述各項收入的正額外，還有耗羨，即額外的附加稅。耗羨的一部分歸地方，稱為“養廉”，另外的解繳布政使司，叫“羨余”。田賦耗羨和漕糧耗羨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

　　雖然自1795年以來，為了鎮壓四川、陜西、湖北等地爆發的白蓮教起義，耗費了約2.67億元(約1.95億兩白銀)，使財政狀況一度陷入困境，但起義平定后又逐漸好轉。到鴉片戰爭爆發前的1839年，戶部庫銀結余725萬余元(約529萬兩白銀)。[1]所以，總的來說，戰前清政府的財政狀況還是比較好的。其特點可以歸納為：規模小、自主性明確、量入為出的財政、收支項目穩定和為統治階級服務五點。

　　二、鴉片戰爭之后清政府的財政狀況

　　(一)內戰時期

　　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的財政可謂是江河日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農民起義的爆發都加深了清政府的財政危機。特別是，1850末到1851年初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進一步惡化了清政府的財政。

　　內戰的爆發產生了龐大的軍費開支，這極大地增加了清政府的財政支出。據統計，自內戰開始到1853年，僅僅三年便產生了2963萬兩白銀的軍費開支(《清文宗實錄》卷97，第32頁)。隨著內戰波及面的不斷擴大，使得清政府控制范圍縮減進而導致了財政收入在征收范圍上的縮小。1853年以后，戶部原有的各種財政收入不到舊額的十分之四、五(清代鈔檔：《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戶部寶鎏奏》);1852～1863年戶部的平均收入僅為道光時期常年的70.4%，其中，尤以1853年為最低，僅為常年收入的41.5%(清代鈔檔：《戶部大進、大出黃冊及四柱冊》)。長年的入不敷出不斷消耗著戶部的積余。內戰時期，戶部不僅很少有所積余，甚至有些年份還出現了虧損。如1852年便虧銀一百九十多萬兩，1853年虧銀四百多萬兩(清代鈔檔：《同治四年三月十三日戶部左侍郎皂保奏折清單》)。清政府的財政幾近到了崩潰的邊緣。

　　戶部作為中央財政的管理機構，在內戰時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之中。而地方財政也未能幸免。其中，造成地方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則是軍餉的籌措。特別是位于戰區內的省份，不僅本省軍隊的作戰布防需要糧餉的供給，而且外省援軍的云集，也需要就地供應。到了內戰結束的時候，各省已經是“庫貯都久形空匱，地方財政面臨瓦解。”[4]

　　(二)內戰以后

　　內戰的結束，使百廢待興、外患不斷的清王朝獲得了寶貴的喘息機會。清政府的財政也因此重新開始穩步增長。同治、光緒兩朝與道光時期的財政相比，收支規模有了明顯的擴大。道光年間，戶部收入常年保持在四千二百萬兩左右，而到了光緒年間，幾乎增加了一倍。如1885～1894年，歲入在7708萬～8103萬兩之間。而支出方面，也逐漸趨于平衡。光緒十年，戶部對光緒七年的財政支出根據新定科目重新核定，結果顯示該年戶部收入82349179兩白銀，支出78171450兩白銀。[5] 　　據統計，1885～1894年10年間，清政府財政累計結余白銀5988萬兩白銀。當然，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樂觀，因為劉岳云的統計數據并沒有包括意外開支，根據當時美國駐上海領事哲美森的研究，在甲午戰爭以前，清政府實際上是沒有財政準備金的。所以，該時期的財政結余仍是十分有限的。

　　三、財政改善措施

　　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的財政狀況開始轉惡。太平天國等內部戰爭的爆發，進一步加深了清政府的財政危機，清政府的財政是一種“‘耗財有聞而生財無策’的財政局面”。為了改善財政，擺脫所陷入的困境，清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這些政策的實施，使飽經戰火荼毒的清王朝在恢復短暫的和平之后得到了逐漸的恢復，直到中法戰爭以后，“財政支出繼續保持了略有盈余。”清政府推行的改善財政的措施大致有：增加舊稅、創設新稅、推廣捐例和舉借內外債。

　　(一)增加舊稅

　　清政府的舊稅主要是田賦、漕糧、專賣收入、關稅和雜稅。其中屬于土地稅范疇的田賦和漕糧占據了站前財政收入的70%(見表3.1)以上。清政府增加舊稅主要也是針對田賦和漕糧兩項，采取的措施是預征田賦和漕糧的浮收、改折。

　　(二)創設新稅

　　創造新稅，主要是開征海關稅和推行厘金制度。

　　1.關稅

　　海關稅與以往的于常關征收的關稅不同，它直接由中央征收，成為中央財政的財源。李鴻章認為，海關稅應成為由戶部管理的中央稅，同時也應發揮其對當時軍費開支中臨時費用的支持。他以江海關關稅為例指出，海關關稅的收入除借款返還、船舶購置等既定項目以外的部分將全部送交戶部。由此可以窺見，海關關稅對于臨時花費支出而言，是一個強有力的收入源。

　　除此之外，關稅最大的用途就是作為向外國借款的擔保。1853年小刀會起義后，外國人開始在中國海關行政署中擔任要職，建立了外國人管理中國海關行政的稅務司制度。而這個設立的稅務司既負責海關征稅，又負責監督中國海關對外賠款與外債的償付。

　　自關稅初開征很快成為清政府一項主要的收入來源，根據曾任海關總稅務司的羅伯特?赫德的統計發現，1901年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中，海關關稅收入2380萬兩白銀，占當時總收入的26.99%。[2]由此可以看出海關關稅已經成為戰后清政府財政的一項主要財源。

　　2.厘金

　　所謂厘金，是以“厘”(商品價格的1%)作為名義上的課稅基準而來的。最初僅僅是一種地方籌餉的方式，稱為捐厘。1853年因戶部和各省調撥的軍費不夠，當時以刑部侍郎負責清軍江北大營軍餉籌措工作的雷以?P，為了籌集軍費便在附近的里下河設局勸捐，規定“每米一石，捐錢五十文”，頗有成效。隨后各地陸續仿辦，直至全國推行，成為一項新稅種。

　　厘金的征收，雖然加大了商人的負擔，阻礙了商品的流通。但是厘金卻很快成為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財源，例如1892～1893年間，清政府征收了1428萬兩厘金稅，所占當年財政收入的19.07%，并且它的收入仍在不斷地增長。厘金稅收規模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

　　通過田賦預征和漕糧的浮收改折，本可以大幅增加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但是與道光年間相比，光緒年間的田賦(包含了漕糧收入)并沒有顯著的增加，而戰后財政收入規模卻有了很大程度的擴大，其中海關關稅和厘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從另一方面可以反映，晚清農業生產的衰落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三)推廣捐例

　　捐例包括捐納和捐輸。捐納是由朝廷向報捐人出賣官爵封典，捐輸是按商民報效銀數由朝廷給予某種獎敘。捐例政策初行便取得了較好的成效。1851年清政府頒發《籌餉事例條款》規定，捐納京官、外官、武官等職銜按1826年條例所載銀數核減一成，九折收捐。截至1852年底，捐銀便達300萬兩。而捐輸的方式有各省地方官方與地方鄉紳階級聯合，派定捐數，指名勒捐。有的向旅居外省的本籍紳商勒捐助餉，名為“需餉孔殷”。有的直接到鄰省設局勸捐或由外省在本省設局勸捐。

　　(四)舉借內外債

　　舉借內債，開始于清政府1853年在陜西、山西、廣東等省進行的“勸借”。內債債務在舉借之初都規定按期照數償還，但最后并未兌現。而各省是以庫銀支絀援請按捐例處理，有的由官府奏請嘉獎，有的則請照章加廣本省學額。這樣使得“勸借”發展成了“勸捐”，舉債就蛻變成為捐納或捐輸了。這樣的債務規模因而不是很大。

　　戰后對于清政府而言，財政規模的不斷擴大特別是支出的急速增長，使得在進行一些建設時不得不考慮在僅僅依賴朝廷的資力之余而舉外債。外債最初是1853年至1854年間由蘇松太道吳健彰經手向上海洋商舉借，以雇傭外國船炮攻打小刀會起義軍，數額127788兩。自1860年《北京條約》之后，清政府舉借外債的頻率和規模都逐漸增加。從1861年到1865年間，蘇、浙、閩、粵等省先后向英、美各國洋商舉借過十二筆外債，總額1878620萬兩。[4]清政府所舉之外債一般通過清政府進行，返還則實際由各海關分攤。這樣清政府便將財政窘迫的危機向海關轉嫁，從一定程度緩和了財政的困境。

　　四、總結

　　相對于鴉片戰爭前的財政相比，戰后特別是實行了新的財政政策以后，清政府的財政不僅規模上而且結構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財政的變化，從一方面反映了社會經濟的變遷。戰后，農業的持續衰弱和工商業經濟的蓬勃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點，在財政的收支情況中也得到了表現。

　　規模上而言，財政支出的規模明顯加大。1842～1849年，歲入在4868萬～5343萬元，歲出在4681萬～4913萬元;1885～1894年歲入在9352萬～11790萬元，歲出在9585萬～10783萬元。收支近乎均增加一倍。這些數字雖然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當時的全貌，但是僅僅是研究它的變化而言，卻已然可以說明問題。

　　結構上而言，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結構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簡而言之，支出方面，增加了抵御西方國家侵華戰爭費用、對外國的賠款、舉借外債的還本付息以及向西方學習的洋務費用等項目。在水里的河工費和塘工費上面數量減少不少。收入方面，通過從農業得到的收入份額減少，通過工商業得到的收入份額增加。其中，厘金和關稅逐漸成為收入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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