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梁啟超近代史人物論文(2)
有關梁啟超近代史人物論文
有關梁啟超近代史人物論文篇二
《梁啟超新史學思想的內容》
摘 要：梁啟超是近代資產階級史學的奠基人，其新史學思想的內容包括對舊史學的批判和改造，對治史目的的闡述，對歷史發展因果關系的分析，對史學方法論的探討，等等。他的思想對其后史學的發展有深遠影響。
關鍵詞：近代文學史;梁啟超;新史學思想
在近代史學史上，梁啟超是中國資產階級新史學的奠基人。他在史學理論、史學方法論等方面建樹頗多，并開拓了一系列嶄新的史學研究領域，對當時及后世史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現就其新史學思想的內容作簡要概述。
一、關于對封建舊史學的批判和改造
梁氏運用近代資產階級史學觀，對中國封建史學進行了系統批判。他將二十四史怒斥為“二十四姓之家譜”，著重抨擊封建史學的正統觀，揭露封建正統的反動本質，并再三強調：“不掃君統之謬見，而欲之作史，史雖充棟，徒為生民毒耳。”[1]3
為建立資產階級新史學體系，梁氏呼吁必須改造舊史學，進行“史界革命”。他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1]7為此，他提出改造舊史學的建議。
第一，要反對舊史的貴族性，反對“帝王中心論”和“正統觀”，把舊史學從為少數統治階級服務中解脫出來，讓它為國民服務，養成國家思想，“助成國民性”的發展，[2]28使中華民族對世界有所貢獻。
第二，要重新厘定史學范圍。梁氏指出，中國歷代史家試圖把人類知識的全部記錄納于史著，以致史籍繁瑣龐雜，而其所記載又不夠詳盡。他認為，當代科學日益發達，各種學問之間應該有較嚴密的分工，史學應從包容萬象中分離出來，不必“越俎代庖”。但對于歷史領域內的學問，則要“當仁不讓”，這樣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學的進步。
第三，對歷史應該進行“純客觀的研究”。要特別注重“求真”的觀念，摒除主觀偏見。他嚴厲批判舊史家“強史就我”的主觀主義研究態度，并猛烈譴責他們不“忠實”于客觀歷史。他強調史家必須“裁抑其主觀，而忠實于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2]31―32這樣才能有良史和信史的出現。他對“求真”的強調，對于克服傳統史學過于依附于政治、缺乏獨立意識的弊端，是一種必要的針砭和“矯枉”，對于歷史學作為一門嚴格的、獨立的學科的形成和發展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二、關于治史的目的
梁氏認為，無論研究何種學問，都要有目的性。因此，他從資產階級史學功用觀出發，認為研究歷史的目的在于“資鑒”。他指出，現實是歷史的延續，史學研究的是歷史，但其出發點應該是現實，絕不能離開現實去研究歷史。歷史與現實的關系是“源”與“流”的關系，誰也無法將它們割斷，人們正是為了認識現實或滿足現實的某種需要而去研究歷史。他特別強調進行歷史研究要與現實生活聯系起來，使歷史為當前的社會服務。
梁氏指出，歷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資鑒”，是與其構設和確立民族國家的社會理想聯系在一起的。他試圖通過強調史學研究的目的來關心中國應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形成一種怎樣的社會。在他看來，由于舊史學的研究目的過于狹隘，因而日常的史跡和民眾智慧得不到記載和傳承，這不適應歷史發展的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只有每一社會個體都有高度發達的道德和智慧，才能組成社會和求得發展，而這正是新史學的職志和特征。他認為，近代史學的進步除了客觀的資料整理就是主觀的觀念革新，就是要使歷史與現實生活發生聯系，從而使每個個體都成為國民之一分子、世界之一分子，這就是他所追求的民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三、關于歷史發展的因果關系
在歷史學研究的早期，梁氏以進化論為史學的理論基礎，認為新舊史學的根本區別在于新舊史家所持的理論基礎不同。舊史家信奉的是“一治一亂”、周而復始的歷史循環論，而新史家則信奉由低級到高級不斷發展的歷史進化論。在他看來，世間萬物都處于一種普遍的進化狀態，所以史家要以進化史觀為指導來研究歷史，“達到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的目的。歷史就是“敘述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敘述數千年來各種盛衰興亡之跡者，是歷史之性質也，敘述數千年來各種族所以盛衰興亡之故者，是歷史之精神也”，[1]11―12這種歷史進化的規律，他稱之為因果律，并認為明乎此，則可知歷史之真相。
晚年，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思想的變化，梁氏對歷史進化和因果支配的問題提出了新看法，雖仍強調歷史學要“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2]1但他同時表示：“說明事實的原因結果，為史家諸種職責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學之人，多能言之”，然而“茲事未易言也”，因為“宇宙之因果律，往往為復的而非單的，為曲的而非直的，為隔的伏的而非連的易的，故得其真也甚難”。同時，尋求這種因果律，歷史研究比自然科學更難，并且自然科學的因果律也不一定絕對適用于歷史，因為“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在此，他把歷史進化的制約力分為兩類：心力和物力。前者指支配人類活動的心理意識，包括個人心理、民族心理等;后者則指與前者相對的各種自然和社會環境，包括地理作用、文化傳統力量等。他說：“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所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同一性質，今必強懸此律以馭歷史，其道將有時而窮，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強應用之，將反失歷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2]110―112在認識到因果律的復雜性后，他將其適用范圍作出了明確限定，但仍把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絕對對立起來，并片面強調“心力”和“自由意志”的作用，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的境地。
四、關于史學方法論
梁氏十分重視史學方法論的探討，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等論著中詳細闡述新史學方法論原則，提出許多新主張，對新史學建立在方法論上給予指導。他認為，要讓史學“立于‘真’的基礎之上”，就必須對“客觀的資料之整理”，以充分的重視，這是“近今史學”之進步的特征之一。[2]19概括地看，梁氏關于史學方法論的主張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史料的搜集方面。他主張不僅要注意一般人公認的文獻和實物資料，還要開闊視野，“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處”，在“常人向來不認為史料”的東西中“尋覓出可貴之史料”;不僅要留心普通史料、抽象史料、正面史料和積極史料，還應留心特別史料、具體史料、反面史料和消極史料;不僅要利用現成史料，還應從各類散見的材料的比照中，搜剔舊史中全然失載或缺略之事實，以及為舊史家故意湮滅和錯亂的史料。為此，他要求治史者“將腦筋練純熟，使常有敏銳的感覺”，提高發現和利用史料的能力。在具體方法上，他特別強調按研究專題廣泛搜集和積累“同類或相似之事項綜析比較”之法，認為：“史料之為物，往往有單舉一事，覺其無足重輕，及匯集同類之若干事比而觀之，同一時代之狀況可以跳活表現。”“吾儕欲得史料，必須多用此等方法。”[2]63―69
第二，史料的鑒別方面。他作了明確的界定：“正誤辨偽，是為鑒別。”他反復闡明對史料的正誤辨偽，是極其復雜的工作，必須有嚴謹的態度，精密的方法。從本國來說，要繼承“前清乾嘉諸老嚴格的考證法”。從外國來說，要吸收“近代科學家之歸納研究法”，二者是相通的。在正誤方面，要做到正確的鑒別，除了正面的考察外，還可以運用反證的方法。反證的材料不足時，又可以運用假說的方法，“以待后來之再審定”。[2]71―73同一歷史事件，若史料相互矛盾時，則要堅持“以最先近者為最可信”的原則。但原則只是大略的標準，“實際上亦未必盡然”。在具體運用原則時，還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具體考察，特別是要考察作者的史德、史識及其所處的地位，以決定取舍，方不至于陷于謬誤。在辨偽方面，他提出了鑒別偽書的12條方法和證明真書的6條方法。但他認為偽書中有真事，真書也有偽事。而“偽”與“誤”又有所不同，他把偽事分為7類，并提出了辨別偽事應采取的7種態度。他強調：“求真”就是要“實事求是”。[2]99只有正確的史料，才能作為思想批判的基礎。梁氏的這些方法至今仍極具參考價值。
第三，史料的整理方面。他極力提倡歸納研究法，是從乾嘉學派和西方近代學者那里受到的啟迪。他的史料整理法“純為前清乾嘉諸老之嚴格的考證法，亦即近代科學家所應用之歸納研究法也”。[2]80首先，他強調史料整理要歸納比較，將同類或有關系的史料網羅起來貫串比較，善于在史料中同中觀異，異中觀同，這樣往往能取得新的理解。其次，他主張史料整理要會同聯絡，反對顯微鏡式的好一。他強調：“善為史者之馭事實也，橫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與其交光，然后甲事實與乙事實之關系明，而整個的不至于變為碎件。”“縱的方面最注意其來因與其去果，然后前事實與后事實之關系明，而成套的不至變為斷幅。”[2]34這種把史實置于整體關系和動態過程中加以綜合分析的方法，已不是形式邏輯的方法，而是帶有了某些辯證法的因素，從而增強了史料整理的科學性。最后，他還提出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即所謂“歷史統計學”，就是運用統計學的原則，拿數目字來整理史料，推論史跡。這種注重對資料進行數字處理的方法，實際上是一種定量分析的歸納法。更為值得重視的是，他主張在史料整理中應以進化論為指導，具有顯著的進步意義。
總之，梁啟超的新史學思想雖有其局限，但總的說來是一種進步的史學觀，對其后史學的發展有深遠影響。
參考文獻：
[1]梁啟超.新史學[M].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
[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M].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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