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邊區煤炭的開采概況及意義論文

抗戰時期邊區煤炭的開采概況及意義論文

　　煤炭是古代植物埋藏在地下經歷了復雜的生物化學和物理化學變化逐漸形成的固體可燃性礦物。是一種固體可燃有機巖，主要由植物遺體經生物化學作用，埋藏后再經地質作用轉變而成，俗稱煤炭。煤炭被人們譽為黑色的金子，工業的食糧，它是十八世紀以來人類世界使用的主要能源之一。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抗戰時期邊區煤炭的開采概況及意義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抗戰時期邊區煤炭的開采概況及意義全文如下：

　　中國共產黨在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局部執政時期，制訂了一系列符合時代實際需要的煤炭開采政策，對邊區的煤炭進行了有效地開發和利用，具有非凡的意義。

　　一、邊區政府對邊區煤炭的開采利用及煤炭業的發展高度重視

　　陜甘寧邊區的煤炭儲量豐富，民間廣為流傳的“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清澗的石板瓦窯堡的炭”,充分反映了陜北具有豐富的煤炭資源和地質優良的煤炭品種。但在中央到達陜北之前，由于多種原因，開采量并不大，只有蟠龍、瓦窯堡等地區有土法開采，邊區 豐 富 的 煤 炭 資 源 長 期 不 能 被 人 民 所 充 分 利用。

　　黨和陜甘寧邊區政府對邊區煤炭開采業的發展十分重視。一方面，邊區政府成立后，便成立了邊區政府建設廳工礦科，亦稱第二科，主要負責礦產調查和采礦指導。還設立了軍委軍工局第一科，又稱工廠管理科，負責管理與軍事工業有關的工廠。在 1941年又成立了地質礦冶學會，并開展地質科普活動，進行地質礦產調查。

　　另一方面，在抗戰時期，作為發展工業的一個重要方面，邊區政府把發展煤炭業納入了經濟建設計劃之中，在工業建設任務安排上，黨和邊區政府對于煤炭的開采利用及煤炭業的發展始終高度重視。

　　1937 年 5 月，林伯渠在《解放》雜志第一輯第五期發表的文章《由蘇維埃到民主共和制度》中指出：“在工業上注意發展石油、鹽、煤、鐵等主要生產，保護手工業。”[2]1938 年 11 月 5 日，邊區建設廳廳長劉景范在《一九三八年邊區經濟建設工作的報告》中談到礦產方面時要求： “整理煤業、鹽業，動員群眾擴大運輸工具( 大車) ,創修各地必要的大車路，推廣煤鹽銷路。”1939 年 11 月 15 日，林伯渠在陜甘寧邊區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總結報告里指出： “政府還在極力擴大采煤企業，使之能夠供給更多人民的需要。”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陜甘寧邊區政府對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的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 在公營工業方面，加強對石油、煤礦的開發。

　　1939 年，陜甘寧邊區參議會所通過的十二件重要議案中，其中包括“發展工業，供給抗戰需要，獎勵人民投資開辦紡織、硝皮、煤炭……政府有計劃的充實擴大現有之煤油、造紙、煤炭等工廠”.1939 年 11 月 15 日，《關于發展邊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決議》又指出，“注意開鑿煤礦及發展交通事業。”1940 年，《陜甘寧邊區黨委、政府關于二十九年經濟建設的決定》中要求在延安、安塞增開煤窯，以增加燃料，解決燃料 供給。

　　1940 年后，在延安新市場舉辦的邊區農工業展覽會上，礦產展室專題介紹了安定的煤炭，注意了對煤炭資源的開發宣傳。1941 年初，邊區政府明確提出“投資 50,000 元，擴大采煤業，增加煤炭生產。”1942 年 12 月，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要求，“不論紡織、造紙、印刷、化學、工具、煤業均有發展前途。”“為此，我們在 1943 年應有如下的改革與計劃： 增加資本( 數目另定) ,由各有關機關擬定具體計劃，經財經辦事處審定，分別投放于紡織業、造紙業、印刷業、工具業、煤鐵業、石油業、某部分化學工業及某些調查研究事項，有計劃地促進自給工業的發展。”

　　邊區政府在 1942 年工作總結、1943 年工作計劃綱要中決定要“發展煤礦及其他工業。”“投資十五萬元在綏德、富縣、關中等地掘修煤井，在延安組織煤 炭 供 銷，在 吳 堡 設 煤 棧，并 繼 續 在 關 中 煉鐵。”西北財經辦事處提出的 1943 年發展工業計劃中，規定了本年邊區工業的中心任務，“發展煤礦及榨油等工業”位列其中。同時，《西北財經辦事處成立以來的工作及卅二年工作計劃》指出，1943 年在煤炭方面，“首先擴大延安的煤炭產量，工資改為計件累進制，改進運輸事宜，減低運費，試辦公營供銷棧。其次，協助發展各地掘煤，延長油廠新開或整理一個舊煤井，綏德龍鎮與富縣各開一新井，關中衣食村擬在煤井內試打平巷，吳堡、佳縣擬設煤棧，收買山西煤。”

　　1944 年 5 月 29 日，《西北局關于爭取工業品全部自給的決定》又強調，“必須有計劃地發展合作和民營紡織、造紙、煤礦、瓷器等工業。”值得一提的是，為了發展邊區煤炭開采業，振興邊區工業，搞好邊區經濟建設，黨和邊區政府對于私人煤炭業給予大力倡導和支持。如邊區對私人煤炭業的政策是： “發展工業生產與商業流通，獎勵私人企業，保護私有財產，歡迎外地投資，實行自由貿易”,“歡迎區內外地主商人創立工業”,“歡迎華僑來邊區投資”.希望在“掘煤、煉鐵、紡織等工業”方面投資。經營煉鐵、造瓷、掘煤等實業者，如因意外遭受損失，而該業主人愿繼續經營者，得呈請該縣市政府呈邊區政府酌量予以幫助。

　　顯而易見，在這段時間內，不管是邊區經濟建設工作的報告，還是邊區黨委、政府關于每年經濟建設的決定，亦或是展覽會上的宣傳和報紙等報道，都對邊區煤業的開采和發展有所強調或專門指出，充分證明了黨和邊區政府對于陜甘寧邊區煤炭開采業的高度重視。雖然這些還沒有形成專門的關于煤炭業發展的政策以及成熟的煤炭開采利用制度，但保證了戰時特殊環境下邊區煤炭開采以及煤炭業工作的正常進行。

　　在抗戰背景下，這是十分不易的。這無疑為邊區工業的發展乃至整個邊區經濟建設的發展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抗戰時期邊區煤炭的開采概況

　　由于黨和邊區政府的重視，政策的得當，抗戰時期邊區的煤炭開采業，呈現出相對繁榮的局面。抗戰前，延安的煤井僅有六個，而且產量不大。抗戰開始后，延安的工業開始成長起來，煤業逐漸發展。1937 - 1938 年邊區的煤窯個數、年產量無明確記載，僅從部分資料記述內容分析和推算，其年產量大體是： 1937 年以前年產量在萬噸左右; 1938 年有公營煤礦三處，私營煤礦二十余處。從季節性煤窯生產的特點考慮，其年產量約為三、四萬噸。

　　1939 年，陜甘寧邊區煤炭產量達到5 萬噸左右。1940 年，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市新市場舉辦的邊區農工業展覽會上，礦產展室專題介紹了安定( 子長縣) 的煤炭資源與產品，注意了對煤炭資源的開發。由于同宜( 同官、宜君) 辦事處在本年成立，僅衣食村( 今焦坪礦區陳家山地區) 就有生產礦井 19 處，當年邊區煤窯增加到 40 余處，產量約 6 萬噸。

　　需要說明的是，1937 年中央進駐延安后，為了及時解決軍民比較集中駐地延安市區的燃料，1940 年又由中央管理局側重建設和開鑿了部分煤礦。主要包括： 1940 年春，由中央管理局創辦的位于延安偏橋的利華三廠、1940 年秋，由中央管理局創辦的位于延安羅家坪的新中國三廠、1940 年，由中央管理局創辦的位于延安白家坪的利華一窯。這三個煤礦都屬于公營，所產煤炭全部供中管局所用。其中利華三廠、利華一窯日產炭 10000 斤，新中國三廠日產炭 4000斤。還有 1940 年秋由中央管理局創辦的位于延安朱家溝的民生煤廠，該礦屬于公私合營性質，日產炭12000 斤，年產炭 2400000 斤。 其 中 中 管 局 自 用75% ,銷售 25% .由此看來，邊區的煤炭開采業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

　　到了 1941 年，據統計，“延安共有煤廠十五個( 公營十廠，私營五廠) ,工友三七四人，日產煤 112,000 斤。”延安公營的 10 個煤礦中，主要有： 359 旅部隊在 1941 年 1 月開辦了一煤窯并出煤，每天產量3000 一 4000 斤，經兩個月整理，日產最高達萬余斤。

　　除開工資外，尚能供給 50 余鍋蒸鹽之用。由聯防司令部1941 年10 月在延安朱家溝創辦的利華二井( 原復興煤窯) ,日產炭 10000 斤，年產炭 2100000 斤，80% 的炭供聯司用，20% 就地銷售。此外，公私合營的主要包括 1941 年春由軍工局創辦的位于延安白家坪的白家坪五窯，屬于公私合營，煤厚 8 寸，可以煉焦。日產炭 4000 斤，全部供軍工局所需。共分六股，公家占五股，私人占一股。

　　1941 年開窯的警衛團煤廠，屬于公私合營，實行股份制，共十股，其中警備團占三股，日產炭 3000 斤。該團所以入股，是為解決本團之燃料所需。

　　總之，1941 年 全 年 邊 區 煤 炭 產 量 約 6. 6 萬噸。可以說，基本上保證了軍民日常生活及生產所需之燃料。1942 年，邊區煤炭開采業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公營、私營、公私合營均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如 1942 年 4 月由中管局創辦的位于延安朱家溝的公營新中國二廠，日產炭 6000 斤，年產炭 120000斤，全部供中管局所用。由聯防司令部于 1942 年 6月在延安朱家溝創辦的公營利華一井，月產炭120000 斤，年產炭 2400000 斤，80% 的炭供聯司用，20% 銷售。1942 年 6 月由總工會創辦的延安朱家溝新興煤廠，屬于公私合營，日產炭 10000 斤，年產300000 斤。

　　私營煤炭開采方面，據《一九四二年炭廠調查表》記載，當時朱家溝私營老窯，日產煤八千斤，月產煤十五萬斤。白家坪利華二窯、三窯、四窯，共有炭工七十四人，把工十二人，日產量共一萬五千斤。當年“陜甘寧邊區共有煤井 61 個，其中延安 15個、關中 15 個、安定( 子長) 15 個、綏米 16 個。年產量約 8900 萬斤。”具體如下表：【1】

　　1943 年，在毛澤東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總方針指導下，陜甘寧邊區煤炭開采業有了進一步發展，較好地保證了邊區軍民的燃料供給。

　　據邊區經建廳統計，1943 年邊區共有煤井 100個( 延安區 25 個，月產約 2000 噸; 關中區 20 個，月產2200 噸; 子長煤區煤井 12 個，月產 406 噸; 綏德煤區43 個，月產約 3000 噸) ,總計礦工人數 1891 人，每月出產煤 7606 噸。若按其月產量計算，全年的煤炭產量應為 91272 噸，約比 1942 年提高 36. 8%,如下表：【2】

　　邊區對 1944 年全年煤炭產量雖未作明確記載，但由于子長、同宜兩個礦區煤炭開采業的發展，其產量大約比1943 年提高15%左右，考慮1944 年的煤炭產量約在 10 萬噸以上。

　　該年煤炭產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 1944 年毛澤東提出的“發展邊區工業”、“打倒日寇”和“工業品實現完全自給”的方針指導下，邊區廣泛地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在積極發展公營生產的同時，“有計劃地發展合作和民營紡織、造紙、煤礦、瓷器等工業”,實現“質量好，產量高，成本低”的要求。

　　具體就拿朱家溝為例，1944 年朱家溝已經成為邊區的重要礦區。根據地質勘察組成員莫漢 1944 年 10 月的記錄，延市附近出炭區，有朱家溝、安家溝、白家牙、蟠龍。以距離計，仍以朱家溝為最宜，且已有集中之七井在那里。

　　在朱家溝這里，其中1940 年以前，僅有蔡玉周經營的一個煤井( 即萬順窯，現屬黨校校部) .1940 年底，中財處先后在朱家溝開掘煤礦二處，1941 年留守處開掘一處，1942 年聯勤開掘一處，西北黨校、邊抗聯又開掘一井，1943 年保安處開一井，總計現有煤井七處。生產量與工人的情況是：【3】

　　可以看出，延安朱家溝煤區在 1944 年煤炭產量不斷提高，僅 1944 年上半年 1 至 6 月份( 有閏四月，故為七個月) 累計產量 896 萬斤，比 1943 年上半年平均累計產量 750 萬斤提高 19. 5%.足以證明本年度煤炭產量的提高。

　　到了 1945 年，由于抗日戰爭的節節勝利，邊區軍隊、機關、學校的廣大人員紛紛奔赴抗日前線。1945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軍隊、機關、學校所經營的煤廠多數在下半年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況，其煤炭產量也未作明確記載，估計 1945 年比 1944 年當有下降。從抗戰時期邊區的煤炭開采概況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煤炭開采業，從所有制形式看，囊括了公營、公私合營、私營等多種形式; 從辦廠的單位看，黨政軍民群眾團體均積極投入，其中公營煤礦方面以中央管理局和聯防司令部為主; 從產量看，1937 -1944 年一直處于不斷上升的狀態，較好地解決了邊區的需求; 從邊區產煤區域看，邊區的公營煤礦集中在延安煤區，公私合營煤礦主要分布在延安區周圍，邊區私人煤炭業主要分布在關中、子長、綏德煤區。

　　在戰時環境下，雖然面對資金缺少，設備匱乏，運輸不便、技術落后等重重困難，加之國民黨的封鎖制裁，但陜甘寧邊區的煤炭開采業還是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保證了邊區軍民生活和工業生產的燃料需要。我們認為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黨的正確領導，也就是說，是黨中央和邊區政府制定了一條正確發展經濟的方針和政策作用的結果。

　　三、邊區煤炭開采的意義

　　( 一) 邊區煤炭的開采，促進了邊區工業的發展，服務了邊區經濟建設，有力地支援了抗戰

　　眾所周知，陜甘寧邊區過去曾是一個被叫做“地瘠民貧”的區域，工業是非常落后的。在陜甘寧邊區成立之前，“只有家庭的婦女紡織和農村的手藝匠，少數的硝皮場，制氈坊，煤炭場等……工業品全依賴邊區以外供給。直到工農紅軍到達邊區，才開始有小規模的軍事修械廠、印刷廠等”.足見當時邊區煤炭開采業乃至整個工業的落后。因此，要發展工業，應按工業發展的必然程序，盡快建立必要的原料工業。如煤既是動力的基本原料，同時又是煤焦工業、醫藥品工業、顏料工業、火藥工業及其它化學藥品工業的直接和間接原料。我們應先建立煉煤工業。其他才可以因勢利導，水到渠成。在黨和邊區政府一系列政策的鼓勵指引下，截止1942 年 12 月，邊區已有紡織、被服、造紙、印刷、化學、工具、石炭等工業。這七類共計工廠 74 個，資金59670962 元，職工 4036 人。其中煤炭廠 12 個，資金1777070 元，職工 432 人。

　　可見，在七類工業中煤炭業已經占了相當的比例。根據以上數字推算，煤炭業當時占公營工廠( 場) 個數的 16. 2%,資金的 3%,工人的 l0. 7%.可以說，在煤炭業自身達到發展的同時，助力了邊區其他工業的發展。如 1942 年 12 月，范慕漢在陜甘寧邊區的礦產一文講到： 所產煤炭，用于煉焦者( 瓦窯堡及延安白家牙之煤可煉焦) 約占30% ,用于燃料動力者約占 70% .延安白家牙1944 年前半年 7 個月( 有一個閏四月) 共產了 3,800,000 斤 煤 炭，供 大 家 用 作 煉 焦、燒 鍋 爐、打 鐵 之用。

　　因此可見，一方面，煤炭開采業本身作為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是衡量工業發展的一個主要指標; 另一方面，由于煤炭業的發展，為其他工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燃料，對于煉焦、煉鐵以及其他各種化學工業的創辦發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為抗戰乃至建國以后重工業發展打下基礎。不言而喻，隨之而來的是一個連鎖效應，促進了邊區其他各項工業的發展，也正是由于邊區各工業的逐步發展，才為抗戰提供了必要的物資需求，從而有力地支援了抗戰。

　　正如 1943 年 6 月 9 日劉景范在《為改造我們的工廠而奮斗》中指出： 我們建立了紡織、造紙、化學、工具、煤、瓷、印刷、被服、制鞋等工業，工廠大小六十余處。在產量上，“如醫藥、煤、瓷等亦解決了大半。”“在供給抗戰需要，解決經濟困難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 二) 邊區煤炭開采業的發展，基本保證了邊區軍民生產生活所需

　　陜甘寧邊區在“向無工業的基礎上”,自抗戰后，著手于軍事工業和石油工業、煤炭業的開采，不到兩年功夫，收到相當效果。安定與永坪生產的煤，是陜北有名的。經過整理和開掘，不僅充分供給了各工廠、機關，并滿足了群眾的需要，而且價廉( 每元大洋八百斤) ,除每月以一天的生產全部煤價拿去優待紅軍家屬外，紅屬買煤得到九折優待。1938 年，“延安、淳耀縣開采的煤礦有三處 ( 公營) ,均用人工開掘，規模較小，每井有工人三十余名，每日產量最多不超過萬斤，供給當地需要。私營煤礦，邊區共有二十余處( 延安、安定、延川、延長) ,均系群眾合股小規模的人力開采，日產炭三十余萬斤，可供該四縣三分之二的群眾燃煤。

　　1941年，八路軍后勤經建部自 1940 年 10 月份經朱總司令號召，利用邊區土產，開設工廠，以完成軍委機關自給自足的任務，各廠成績卓著，解決了軍委機關的燃料問題。經建部有煤炭廠三個，可供軍事系各單位所用石炭。1942 年 12 月，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指出，我們的石炭業集中于延安、關中兩處，多為日用目的。到了 1944 年，在產量上說，延市附近的家用煤炭，全部仰仗于朱家溝的供給。從1944 年 1 月以來，已能做到每井月產炭 20 萬斤，使朱家溝做到每月供給延市煤炭 150 萬斤左右。顯而易見，邊區的煤炭生產，保證了邊區軍民生活和工業生產的燃料需要。

　　( 三) 邊區煤炭的開采利用，推動了邊區地質科技工作的開展

　　邊區煤炭開采利用的意義，還表現在有序地推動了邊區地質科技工作的開展。抗戰時期，為了更好地開采礦產，使邊區的資源服務于人民，在煤炭勘察方面，1941 年至 1945 年，由邊區地質礦冶學會組織進行對煤、鐵、石油等地質礦產先后進行了三次調查。

　　最具代表性的有 1941 年 9 月，地質考察團分兩路由延安出發，一路由武衡帶隊，赴子長、綏德小理河和米脂龍鎮調查煤礦; 1941 年 11 月至 1942 年 2 月，由武衡、汪鵬、范慕漢組成關中地礦考察團，赴甘泉、富縣、耀縣、淳化等地，調查煤、鐵和耐火粘土礦。所有這些礦產地質調查或煤礦勘查工作的進行，使得對邊區的地質和礦產情況有了大概地了解。

　　當時，《解放日報》關于勘察邊區煤炭資源的報道文章也較多，如： 《安定煤炭出產多，應改良設施》、《環縣甜水堡馬方清發現碳苗》、《延安燃料的源泉》、《延安的煤業》、《關中分區的地質及礦產》、《地質考察團考察關中煤炭區》等。此外，1944 年瓦窯堡等煤礦的工人對邊區煤礦進行了科學勘探，并繪制了地質圖。同時，邊區政府建設廳工業局還對邊區煤炭做了大量的化學分析工作。比如，在由綏德至延安、淳耀一帶，均有極大之煤層分布，為邊區煤之主要產區。由黃河至甘肅交界，亦均有深成煤層，其大部為有煙煤，煤質尚好，根據化驗結果，其成分為：【4】

　　同時，為了更好地促進邊區礦產的開發利用，1941 年成立了由區政府、自然科學院和軍委軍事工業局三個系統的地質技術干部組成的地礦學會。

　　1941 年 11 月，軍工局委派地礦學會出發關中進行地質調查任務。地礦學會部分成員 11 月 28 日從延安出發，途中勘察了甘泉鐵礦，而后轉赴關中。12月 15 日到達關中分區主要的產煤區衣食村，對當地的煤田地質和鐵礦、耐火土等資源作了調查研究之后，又去蔥嶺子、上石街、香山、照金、安子凹一帶進行工作。經過勘查分析，關中煤田屬石炭二疊紀，有煤兩層。上層煤厚 1 公尺，下層煤厚 10 公尺，是當地煤窯開采的主要層位。因受橋山山脈大斷層的影響，煤系地層變動劇烈，斷層、褶皺很久，煤層傾斜陡平不一，厚度也不等。例如衣食襯的下層煤厚約 10公尺，傾角 15 度，而西延至峪原，煤層就陡立了，煤厚只 5 公尺左右，再西展到照金、安子凹一帶，煤層更薄，傾角變緩約 60 度。這層煤是煙煤，經分析，含炭 50%,揮發 20% 左右，夾石很多，經選礦可以煉焦，用作煉鐵燃料，衣食村的煤，厚而易采，又是老礦區，是個良好的燃料基地。

　　到了 1944 年春，邊區政府制定了兩年內主要工業產品達到全部自給的奮斗目標，決定組織調查團，去瓦窯堡調查地質及建廠條件。調查團由西北財辦工業處處長陳郁帶領，成員有佟城、汪鵬、范慕漢、王惠德等。8 月開始，至 1945 年因國民黨軍隊進攻邊區而停止。

　　可見，邊區煤炭的開采利用，與邊區的地質科技工作相輔相成，盡管處于艱苦的戰爭年代，但黨和邊區政府對地質礦產的勘查并沒有停止。一方面，科技地質工作的開展，為邊區煤炭業發展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邊區煤炭的開采利用需求和煤炭業的發展，有效地推動了邊區地質科技工作的開展，使得大家在當時能夠看到煤礦的樣本化驗結果和儲藏量情況的研究，考慮怎樣利用邊區現有天然富源和人力財力推動戰時的國防經濟建設以及服務邊區人民生產生活需要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邊區政府在進行煤炭開采、發展煤炭業的同時，也考慮到了森林的保護，如：1942 年 12 月，范慕漢在陜甘寧邊區的礦產一文講到： ”今后要想保護邊區森林，就應大力發展煤炭事業。“[13]110由于陜北一帶的農民伐木做燃料現象是普遍行為，因此當時將煤炭的開發利用作為為民解決燃料的一條途徑而避免森林的破壞，今天看來，在那么艱苦的抗戰環境下，能考慮到這一點，足以證明黨和邊區政府是極具戰略眼光的。

　　綜上所述，邊區政府在當地經濟落后，設備、資金和技術人才十分缺乏，四面被軍事包圍、經濟封鎖的困難條件下，本著艱苦奮斗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恢復和發展邊區經濟，組織力量調查邊區的煤礦等資源，并對邊區煤炭進行了有效地開發與利用，是難能可貴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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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林伯渠 . 林伯渠文集[M]. 北京： 華藝出版社，1996: 50.

　　[3]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 . 工業交通[C]∥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 第3 編。 西安： 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

　　[4]中央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 . 中共陜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匯集( 1937 年 - 1939 年) [C]. 西安： 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 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