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界關于新文化運動的研究成果論文

　　新文化運動是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是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李大釗等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當時稱為新式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近年來學界關于新文化運動的研究成果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近年來學界關于新文化運動的研究成果全文如下：

　　作為近代思想文化界的一場偉大變革，這場運動在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無論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還是在政治方面，在當時還是在現在，新文化運動都給中國社會帶來深刻影響。雖然新文化運動發生在 20 世紀初，但是學界對于新文化運動研究和討論的熱情絲毫未減，且研究成果浩如煙海。本文主要從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歷史背景、性質、意義等方面，對近年來學界關于新文化運動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旨在為今后的研究提供參考。

　　一、新文化運動發生的時代背景

　　任何事件的形成和發展都不能脫離歷史孤立存在，忽視對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的研究，就難以深入理解事件全貌，把握事件發展的規律，從而難以做出科學的評價，新文化運動也不例外。

　　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變遷是這場運動產生的必要條件之一。有學者認為，一方面，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滿清貴族的統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國，為這場運動的興起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條件; 另一方面，清末，廢除了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創辦了新式學堂，培養了一批有異于傳統士大夫的新的知識分子階層，為這場運動的興起提供了必要的受眾群體。[1]

　　作為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時代背景，理解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遷，不僅可以追本溯源，還符合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發展理論，對于全面、客觀的評價新文化運動具有重要意義。

　　辛亥革命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夯實了思想文化基礎。

　　有學者認為，辛亥革命所宣傳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觀點，沖破了中國幾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縛，為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奠定了思想基礎。[2]

　　辛亥革命不僅為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還從思想上啟發了民眾，為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奠定了思想基礎。

　　辛亥革命的失敗使思想界出現混亂，為這場運動的發生提供了現實需要。有學者認為，辛亥革命的失敗，使許多人對民主革命的理想產生動搖，而一些人企圖詆毀民主共和，伺機宣傳封建迷信，束縛人們的思想，為了沖破思想的禁錮，中國近代先進的知識分子發起了新文化運動。[3]

　　為了改變中國思想界混亂的局勢，一些先進人士開始探討從文化領域解放思想，鞏固辛亥革命的果實。

　　新文化運動主要領導力量是在晚清民初的革命實踐中形成的。有學者認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與晚清民初的革命運動特別是辛亥革命有著不同程度的聯系。[4]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正因為參加了早期革命活動，認清歷次革命的失敗都是因為沒有從思想層面加以徹底的變革，因此，彼此逐漸結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新的進步力量，從而開啟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進程。

　　新文化運動的起止時間。有學者認為，新文化運動始于戊戌維新運動，但直到西洋留學生參加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才進入了全盛時期。[5]

　　還有學者認為，《新青年》的發行象征著這場運動的開始; 而這場運動結束的標志則是 20和30 年代的兩場爭論。[6]

　　什么是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 學界對這三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更未準確把握這三者之間的聯系和區別，這是學界對新文化運動的起止時間始終沒有形成比較一致觀點的主要原因。而對這場運動起止時間的界定關系到能否正確把握和客觀評價它，因此，對新文化運動的內涵與外延，學界需作出相對統一的界定，這是準確把握這場運動起止時間的必要條件之一。

　　20 世紀初，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加深，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但還是發生了袁張復辟的鬧劇。時代的變遷推動了近代中國先進知識思想解放的進程，使他們明白了只有沖破封建思想的枷鎖才能建立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新文化運動應運而生。

　　總之，學界對新文化運動興起歷史背景的分析，各有側重，主要集中在政治領域和思想領域，對今后學者進一步探討新文化運動產生的緣由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屬于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如果忽視對這場運動興起的經濟基礎研究，則無法從根本上理解它興起的歷史原因。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應加強對這場運動興起背后經濟基礎的探究。

　　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及局限性

　　( 一) 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次極其重要的事件，總結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作用，為當今的文化改革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提供參考，是學界一直關注的中心。

　　早期新文化運動在五四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產生了重要影響。有學者認為，首先，早期新文化運動宣傳了民主與科學思想，為五四愛國運動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其次，早期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逐漸形成一種改造國民性的思潮，而這一新思潮激發了民族主義，推動了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最后，早期的新文化運動促進了中國教育的改革，為五四愛國運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條件，培養了一批領導者和骨干分子。[7]

　　這場運動始于 1915 年，分為前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作為一場“中國式”的思想啟蒙運動，早期新文化運動有異于后期五四運動，但是作為同一場運動的兩個不同發展階段，兩者之間又存在著緊密聯系，一方面，早期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的產生準備了必要條件，另一方面，五四運動是對早期新文化運動的繼承與發展。

　　新文化運動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轉型。有學者認為，文學革命是新文化運動最突出的貢獻之一，它所主張的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而語言文字，是精神領域的生產工具，從文言文到白話文的轉變，是精神領域生產工具的變革，必然推進精神領域文化的繁榮與發展。[8]

　　文言文難以被底層民眾理解，不利于傳播先進思想和文化，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無疑將促進先進文化、先進思想的傳播，為推動文化下移創造前提，從而為推動中國向近代社會的變動和文化的轉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新文化運動推動了近代中國“人的解放”事業的偉大進程。有學者認為，新文化運動首次發現了“人”,使近代中國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生活發生巨大變化，賦予中國的解放斗爭以新的內容。[9]

　　新文化運動促進了“人的解放”,使長期處于封建思想壓迫下的人們首次發現了作為獨立個人的意義和價值，為此后的社會變革運動做了思想上和輿論上的準備。

　　新文化運動使青年毛澤東逐漸走向成熟。這場運動對年輕時的毛澤東產生了深遠影響，促進了青年毛澤東的覺醒，使他實現了由一般的民主主義者向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并最終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有學者認為，在這場運動的影響下，青年毛澤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這對他的一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10]

　　雖然新文化運動使毛澤東逐漸走向成熟，但他對新文化運動仍然做出了相對客觀的評價。毛澤東認為，近代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很多領導人缺乏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是非對錯過于絕對，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

　　在近代中國價值觀重建中，新文化運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學者認為，“民主”“科學”“平等”“社會主義”等新文化運動所宣傳的新價值觀成為當代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思想資源。

　　黨的以來，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黨和國家的重要目標之一，“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盡管時代賦予了“民主”“自由”“平等”等價值理念以更加豐富的內涵，但是其基本含義仍然與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價值理念相一致。因此，加強對這場運動的研究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途徑之一。

　　( 二) 新文化運動的局限性作為一場發生在特定歷史背景條件下的思想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在推動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和發展的過程中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也有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局限性。學界對其狹隘性也有所研究。

　　早期新文化運動只注重理論研究忽視改造社會的實踐活動。有學者認為，早期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們將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割裂開來，導致新文化運動的陣營出現分化，削弱了這場運動的影響力和變革社會的能力。[14]

　　早期新文化運動延續了戊戌維新運動的歷史工作，但是兩者存在著根本上的區別。戊戌維新運動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目的不是啟蒙民眾，而是為其政治改良目標服務的。但早期新文化運動的最初目的是啟蒙民眾，這與戊戌維新運動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陳獨秀曾指出： “蓋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志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15]

　　新文化運動首次提出了啟蒙民眾的時代主題，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次偉大變革。但是，將啟蒙民眾的文化運動與改造社會的變革運動完全分裂則違背了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學界關于早期新文化運動這一局限性的研究還不夠充分，尚未深入研究這一局限性對當代中國的文化改革具有怎樣的影響。

　　五四運動的爆發使這場運動偏離了最初目標。有學者認為，新文化運動從一開始就潛埋著政治的因素，而到了五四時期，挽救民族危亡的主題又再一次壓到了思想啟蒙的主題。[16]

　　新文化運動最初的目的是從思想文化上啟蒙群眾，喚醒民眾的覺醒，可是民族危機的加深，使得追求個性自由、解放的主題不得不讓位于挽救民族危亡的_運動。

　　但是，漫長的封建社會使人們形成了一種穩固的文化心理結構，如果不對其進行徹底的批判與變革，這種舊的思想文化觀念還是會以各種形式復辟，阻礙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新文化運動發展到后期，出現了激進主義與泛政治化傾向。有學者認為，激進主義的產生極大影響了這場運動的發展，并給中國社會造成負面影響。而且，“由于泛政治化的盛行，抹殺了人的個性，顯示出對人性與人格太缺乏應有的尊重。”[17]

　　雖然新文化運動發展到后期具有一定的過激性，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封建勢力強大，社會思想混亂，民眾的主體意識不強，長期被封建思想所束縛，整個社會缺乏活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只有采取一種激進的方式，對傳統文化進行大刀闊斧的變革，才能達到使整個社會活躍起來，實現變革社會的目的。

　　三、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

　　主要倡導者關系到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因而是學界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通過對其主要倡導者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把握新文化運動的全貌。

　　( 一) 梁啟超與新文化運動盡管梁啟超最有影響力的戊戌變法時期已經過去，但其在文化界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與新文化運動保持著密切的關系。

　　梁啟超對新文化運動持一分為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梁啟超一方面認同新文化運動是一場關注青年、支持青年的運動，肯定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另一方面，他又反對這場運動中提出的全盤西化，徹底批判與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張。同時，他主張反省現代性。[18]梁啟超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無疑將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力，推動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在這場運動中，梁啟超起到重要作用。有學者認為，梁啟超既反對盲目的夜郎自大，又反對民族虛無主義。[19]

　　這一觀點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是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文化思想的重要依據，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 二) 陳獨秀與新文化運動率先將青年群體作為這場運動的主要目標。有學者指出，陳獨秀在《青年雜志》發刊初始，就對青年提出了六條要求，“1.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2.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3.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4.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5.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6. 科學的而非想象的。”[20]

　　使得新文化運動喚醒了一批青年，為此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培養了新生力量，也因此改變了一批中國青年的命運。[21]

　　陳獨秀將新文化運動的重心指向青年，使得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就有別于以往的政治改良運動和革命運動，賦予了這場運動以新的活力，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黨的以后，關于青年，發表了多次講話，指出，青年是國家發展的強大力量，只有當青年成為有理想、有擔當的人，國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22]

　　宣傳民主與科學，批判尊孔復古的逆流。有學者認為，陳獨秀以民主與科學為理論武器，以《新青年》為載體，發起了新文化運動，以求從根本上消除封建專制主義對民眾的壓迫，以開啟民智，確立國人主人翁的地位。[23]

　　其實，在對青年的六條要求中，已包含民主和科學的思想。陳獨秀認為，“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24]

　　高舉民主與科學旗幟的同時，陳獨秀還對孔教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將孔教與帝制復辟聯系在一起，通過批判封建帝制來反對孔教。陳獨秀認為，“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 主張立君，勢必復辟，理之自然，無足怪者。”[25]

　　辛亥革命只是打破了封建帝制的外殼，但是封建專制主義仍然束縛著人們，而倡導民主與科學，批判傳統的孔教，對啟蒙民眾，促進人的解放具有重要意義。

　　陳獨秀的倫理革命思想在近代中國倫理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學者認為，陳獨秀主張用西方資產階級倫理道德取代中國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為政治革命奠定了前提和基礎。[26]

　　陳獨秀也曾指出，“吾敢斷言曰： 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27]

　　( 三) 胡適與新文化運動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之一，胡適率先打出文學革命和整理國故的旗幟，雖然五四以后，由于與陳獨秀政見不合，但仍然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以胡適為主導的文學革命對近代中國產生了重大影響。有學者認為，作為“首舉義旗的先鋒”,胡適最具有開創意義的貢獻是白話新詩的提倡與創作。[28]

　　胡適所倡導的文學革命動搖了文言文的正統地位，使白話文成為中國文學的正宗，對中國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響，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學術界關于胡適在文學革命中重要作用的研究十分繁多，但主要集中在文學革命是什么和怎樣開展的，對文學革命興起的原因研究還不夠深入，尤其缺乏對胡適個人經歷在文學革命興起中作用的研究。

　　在中國學術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進程中，胡適領導的整理國故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

　　有學者認為，以胡適為主導的整理國故運動繼承和深化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人們對中西文化的思考，進一步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29]

　　胡適是第一個對“整理國故”的內涵做出較為完整解釋的人，他把這場運動的精神實質歸結為“評判的態度”,也就是對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重新判斷是非對錯。[30]

　　整理國故運動主張對傳統文化加以梳理，為我們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方法論指導，而且延續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事業，進一步促進思想的解放。

　　( 四) 李大釗與新文化運動強烈抨擊了尊孔復古的逆流。李大釗認為，孔子是數千年前的殘骸和歷代帝王專制的護符，[31]并且指出，他并非抨擊孔子本身，而是批判作為歷代君王實行專制政治的靈魂的孔子。[32]李大釗有力地批判了孔教，并且將批判孔子本身與批判“被”作為實行專制統治工具的孔子區分開來，對“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做出了積極的響應，不僅動搖了封建統治的精神支柱，還抨擊了傳統的價值判斷標準。

　　為早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有學者認為，十月革命勝利以后，李大釗備受鼓舞，連續發表了多篇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為先進知識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材料，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33]

　　十月革命勝利后，李大釗迅速接受并率先傳播馬克思主義，為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注入了新生命，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思想基礎。

　　新文化運動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為挽救民族危機，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啟的一場偉大的革命。因此，關于新文化運動的討論，也是學術界一直持續關注的話題。近年來，由于“國學熱”的興起，中國傳統文化重新受到關注，反思新文化運動也因此成為學者思考的問題之一。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啟蒙運動，在發展的過程中難免出現一些問題，對其進行批評和反思是很自然，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新文化運動在開創中國歷史新局面中的作用，不能否定新文化運動是當代中國進行文化改革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思想資源。縱觀學界關于新文化運動的研究發現，宏觀敘述較多，個案研究相對不足。因此，從微觀層面加強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豐富新文化運動方面的研究成果，成為今后學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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