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條約》簽訂的歷史原因探討論文

　　《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也稱《蒲安臣條約》，它是中美天津條約的修訂，兩國之間建立正式的友好關系，與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它是中國近代史上首個對等條約。由于有了《蒲安臣條約》，美國而不是當時世界最強國英國成為中國政府派遣留學生的首選。1872年，第一批中國幼童乘船前往美國，從此掀開了中國公派留美學習歷史的第一頁。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蒲安臣條約》簽訂的歷史原因探討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蒲安臣條約》簽訂的歷史原因探討全文如下：

　　1868 年，蒲安臣作為清政府外交代表，與代表美國政府的美國國務卿西華德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也稱《蒲安臣條約》。該條約的特殊之處在于，蒲安臣是已經離任的美國駐清朝公使，清朝政府大膽啟用這位外國人擔任清政府對外使團的領袖，是史無前例之舉。另外，《蒲安臣條約》也成為在清政府晚期相對來說比較平等的條約。

　　《蒲安臣條約》的主要內容如下：兩國公民可以自由移民，自由進行貿易往來。可以到彼此的政府公立學校留學，享受優惠待遇。中國政府有權在美國港口派駐領事，享有類似英俄兩國駐美領事的特權。兩國可以到對方國家設立學校。兩國政府尊重各自僑民的宗教信仰，兩國公民在對方境內不能因為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視甚至迫害。美國政府無權也無意干涉中國國內事務，中國政府有權建設自己的鐵路和電報設施，并且可以尋求來自美國的工程指導，聘用美國工程師進行建設。

　　互惠互利、各取所需是兩國交往的基本原則，而宏觀的經濟、政治背景以及與之聯系的國家利益促成了該條約的簽成。加之蒲安臣本人遵從的政治思想與條約的精神有相同之處，條約更是得以順利簽成。該條約對于移民、留學交流和宗教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

　　美國獨立之后，利用自身的資源發展經濟，到了 19 世紀北方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引發了著名的南北戰爭，北方先進生產力的勝利保障了資本主義工業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所需的勞動力來自本國國土的白人和南方解放了的黑人奴隸，除此之外，還包括不斷涌入美國的國外移民。美國大陸地廣人稀，工業化和機械化進程中，各個工業部門如果進一步擴張規模，必然需要大量勞動力，因此美國在 19 世紀上半期對國外自由移民的態度是寬容的。美國國土廣袤，地形復雜，河流眾多，運輸原材料的問題亟待解決，因此隨著工業和農業發展，從工業革命直到 19 世紀，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致力于修建運河、鐵路和公路，連接各州，方便貿易往來和人力流動。

　　一旦新的積累財富的地區，比如修建鐵路的地區和開采金礦的地區被發現，鐵路修建商和土地投機者就會需要價格低廉的勞動力。修建鐵路等基礎設施的勞動力除了來自本國外，還有來自歐洲各國的移民。1864 年，國會通過《契約勞工法》，使外國的契約工人入境有了法律依據，推動了移民浪潮[1](P40).美國通過《蒲安臣條約》獲得的好處之一是勞動力得到了補充。美國接受華工到美國工作，華工的輸入填補了諸如開礦、修鐵路等艱苦危險建設的勞動力空缺，滿足了美國經濟發展的需要。然而資本主義工業在上升過程中缺乏法律約束之時，華工在美國的工作環境艱苦惡劣，他們自然和其他勞動者一樣受到了剝削和壓迫;而且作為少數外來群體，更會受到美國白色人種排擠。

　　19 世紀 60 年代，美國政府剛剛經歷了南北戰爭，當務之急就是恢復并發展國內經濟，將國內政治和經濟調整好，這種主觀需要正好和當時美國工業發展勢不可擋的客觀趨勢符合。與此同時，在處理外交事務時，美國聯邦政府既要保證利益，避免沖突，互惠互利，爭取為國內經濟發展和戰后重建創造良好的國外環境和平穩的國內關系，又要為打開國外貿易市場、攫取更多利潤做好準備。美國國務卿卡斯說：“真正的明智要求我們在努力使中國向世界貿易和交往的開放中，注意節制和謹慎。為了穩妥和成功，這種努力必須靠時間和伴隨時間而逐漸發生的變化的作用，我們與該國的關系并沒有正當理由去訴諸戰爭。 ”

　　美國政府給它的首任駐華公使列衛廉的訓令中，雖然要求他在修約問題上“應以向中國建議為限，應切記，美國政府并沒有和中國作戰”,但卻示明其“可與英、法在中國的行動作公平合作”[2](P124).當蒲安臣在中國任駐華公使時，美國國務卿西沃德在給他的訓令中指出:“英國和法國在中國出現的不僅是他們的外交代表，而且還有支持這些外交代表的陸海軍力量。不幸的是，你并沒有。就我的理解，我國在華利益和上述兩國一致。”美國對各國發出照會，聲稱每個國家不能干涉其他國家在中國利益范圍內或者租借地的任何口岸或者任何既得利益，在利益范圍內的任何口岸，對其他國家的船舶不得收比本國高的港口稅[3].

　　實質上美國承認了各國的在華勢力范圍，作為交換，各國也要投桃報李地尊重“其他國家的船舶”其實也意味著美國的船舶。美國正集中注意力在南美洲擴張利益，畢竟南美洲是美國的門戶，美國需要調整好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因而美國暫時未對中國進行更多干涉。根據《蒲安臣條約》，兩國公民可以到雙方境內留學和傳教。條約使美國政府的經濟利益得到了保障，同時也便于美國輸出文化和本國的意識形態。在兩種或者多種文化碰撞相交時，經濟強大的一方往往占主導地位，影響著甚至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其他文化。

　　美國經濟相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當屬列強的地位，美國政府和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試圖把本國所信仰和尊崇的文化傳播給相對弱勢的國家。這種傳播基于對本國的經濟和文化領域發展路線的肯定和擴大，其意圖是多方面的，不但有本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宗教傳播的使命感，即讓別的民族和國家了解接受跟從自己所認定的優越文化，還包含著一國政府主觀切入別國思想文化系統的政治意圖---在文化浸潤中樹立威望，從側面間接形成政治利益的認同感和外交突破口。根據學者葛蘭西的理論，占據統治地位的文化以其強大的政治統治基礎和軍事力量作為依托，建立附屬于它的教育機構、宗教團體來傳播自身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和宗教信仰，確保其優越的統治地位[4].

　　美國人的先輩是清教徒，為逃避宗教迫害而到荒涼的北美大陸定居和開拓，之后歷代美國人傳承了清教徒的信念---信守教義，獨立奮斗。他們認為自身應該傳播____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以這種文明和精神為榮，將其視為自身物質發展和精神層次提高的動因，這種使命意識---把美國的宗教和文明積極推廣到其他民族和文明的體系里---一直植根于美國政治和文化思想之中[1](P53).《蒲安臣條約》要求清政府要保護美國傳教士在中國地方傳教的人身安全，從實質上分析是要求清政府鎮壓當時愈演愈烈的民間反洋教運動。總之，美國國家的經濟政治發展和美國人個人的生活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宗教信仰以及基于其上的思想文化所影響，美國政府當然會重視宗教信仰的深遠影響并力圖將自己的主觀信條發揚光大，服務于內政和外交，求得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認同。

　　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經濟科技落后，在西方國家的武力威脅下不得不采取“和戎”的政策，同西方各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以經濟賠償和開放港口等損害利益的手段換取暫時安全[2](P76).軟弱的經濟實力決定了清政府在外交中處于不利地位。在敵強我弱難以抵抗的情況下，清政府別無選擇，只能委屈退讓，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條約外交是統治者在艱難的環境中對中國權益的一種維護和爭取[3](P80).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續增條約》，滿足西方各國的不合理要求，從此要展開不同以往的外交政策，抵御外來侵略勢力的蠶食。清政府設立各國事務衙門，在開放口岸設立通商大臣，處理對西方各國的通商事務。

　　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權，洋務派在認識到西方科學技術的強大力量之后，積極發展洋務運動，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來裝備中國防務，提高中國的經濟水平。西方各國憑借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精良的武器裝備擴大勢力威脅到中國傳統保守的封建農業經濟和清政府的統治，以不平等條約為依據，促使清政府反思國際慣例和國內的政治局面。清政府專門設立北京同文館，學習西方語言，同時翻譯《萬國公法》，以研究當時國外的外交政策，之后衙門曾經派斌椿作為政府使團考察歐洲各國的國情，意識到西方國家技術先進、裝備精良，需要清政府學習[4].清政府從《蒲安臣條約》中犧牲的某些自身利益換取到來自美國政府的有利于清政府統治和發展技術的承諾。與之前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比較起來《蒲安臣條約》相對公平，它的積極意義在于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承諾中國可以在美國派駐領事，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外交平等。

　　清政府以對美條約為契機，盡量不喪失國家權益。鴉片戰爭后，根據清政府同西方各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清政府不得不對外開放多個河岸海港，這意味著中國面臨任人宰割、喪失國家自主權的命運。《蒲安臣條約》中，中國得以在美國的港口派駐領事，獲得了與英國等西方國家相等的外交地位，這是清政府在外交關系中取得的為數不多的平等待遇。美國還允諾指派工程師協助清政府建設鐵路。這些有助于清政府學習引進西方先進技術，也算是美國在對外關系方面從形式上尊重清政府。

　　《蒲安臣條約》中，兩國公民可以到對方國家留學，清政府據此派遣留學生到美國學習先進科學技術，目的是利用所學西方科學技術增強國家實力。清政府試圖以《萬國公法》為依據，以條約文字為約束，遏制西方國家在中國的侵略行徑，保護中國的主權，維護清政府的統治利益，并且走出國門，學習先進的生產技術，改變國內危機。清政府不得不遵守國際間慣例，派遣外交使團奔赴歐洲和美洲進行協商，《蒲安臣條約》應運而生。蒲安臣是美國人，卸任駐華公使之后，清政府委派這位洋人為代表出使各國，是一項前所未有的開明舉措。選用蒲安臣的原因之一在于，蒲安臣當過駐華公使，了解中西文化，可以幫助清政府更通暢無阻地對外交流，更明確地向另外一種有著不同經濟基礎的強大政權表達意愿。風雨飄搖、內外交困的清政府需要探索一種自己能夠承受的外交方式，以此來最大限度地保留實力。

　　它具體地反映了中國外交在歷史轉折時期的無奈、矛盾和沖突，也是不同思想意識形態的相互了解。蒲安臣使團一行三十人，于 1868 年相繼訪問了美國、英國、瑞(典)、丹麥、荷蘭以及俄國等西方國家。這次出使，是清政府為將開始的修約談判作準備，希望西方各國在修約談判時要求不要太苛刻。赫德在給美國駐華公使勞文羅斯的信中說，“不只是通過駐北京的外國使臣相聯絡，更希望能通過常駐的中國使臣為媒介，在每個國家的首都向其政府陳述意見。”可見，蒲安臣出使是清政府想進入國際社會的一次嘗試，也是清政府遣使駐外的一個前奏[1](P18).

　　在清政府與西方各國簽訂的各種條約中，《蒲安臣條約》有外交對等性，體現了清政府挽救搖搖欲墜的外交權利的希望。不過，當時雙方經濟實力相差較大，西方先進的生產力和精良的武器裝備讓西方各國有強大的談判條件，通過條約來實現擴張勢力攫取最大商業利潤和政治利益的企圖，而中國那時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決定了中國抵制外來勢力的行動會遇到很多困難。所以，一個國家只有經濟發展，武裝力量強大，才能過有足夠的勢力在變幻多端的國際形勢中捍衛自己的國家主權，求得發展。